[小說] 天志救國記(37) 迷局 I

作者ThomasJP (筆劍春秋梁父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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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小說] 天志救國記(37) 迷局 I

時間Mon Oct 22 10:23:46 2012

I 從北京回到奉天之後，梁天志就投入出兵反擊外蒙軍的準備工作中去。他命令張宗昌的獨立騎兵團移防洮南－鎮東一線，清剿北面索倫山中的蒙匪。並且預防逃到哈拉欣河一帶的烏泰，以及呼倫貝爾的勝福等人向南進犯。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他又在昌圖、鄭家屯、開通、洮南和醴泉設立補給堆棧，在醴泉設立汽車維修站。同時令奉軍騎兵旅由醴泉往西，對熱河北部與錫林郭勒盟東部的情況進行偵查。因為錫林郭勒盟的全部十個旗，都在民國二年一月投向了庫倫政權。因此外蒙軍隊幾乎沒有受到任何成規模的抵抗，就深入到了察哈爾中部與熱河西北部地區。在外蒙獨立後，通往庫倫的商路雖然宣告斷絕。但在內蒙各地，卻還是有來往的商隊可以傳遞消息。梁天志也通過永福記公司的商業關係，蒐集了不少情報。雖然這些傳言中有許多矛盾之處，但德國的軍校教育中，就包括了對情報加以判斷的課程。舉例來說入侵察哈爾與張家口方向的外蒙將領，根據情報是烏泰原本的盟友拉喜敏珠爾，以及達木定蘇倫這兩人。後世外蒙古編寫的歷史，宣稱出身呼倫貝爾的達木定蘇倫是1913 年庫倫政權軍隊的「總司令」。這一說法既得不到中方留下的史料印證，也沒有任何對蒙古保持極大興趣的日本記載可以證實。何況達木定蘇倫此人，原本只不過是呼倫貝爾的一個筆帖式，在1912年之前根本沒有任何官爵。當他成為呼倫貝爾代表前往庫倫輸誠，才被活佛封為輔國公、外務部副大臣。這並不是因為他自己的能力，只不過是為了酬庸其「輸誠納款」的功績而已。若他真的當上外蒙軍隊的總司令，地位豈不是還要高過庫倫所在的土謝圖汗部的札薩克和碩親王、庫倫政權的外交大臣杭達多爾濟？只要按照常理思考就會發現，作為外蒙獨立的主要策動者、「博格多汗」哲布尊丹巴活佛的擁立者以及與俄國的主要交涉負責人，兼世襲蒙古王公的杭達多爾濟，怎麼可能會被一個投奔外蒙不過一年的「筆帖式」給踩在腳下？畢竟任何一個人類組成、重視下上等級關係的權力體系，或多或少都存在「出身」和「資歷」這兩種檢驗標準。連辛亥革命中武昌起義的湖北革命軍，都還特地找了根本就沒有半點革命理念，只是資格夠老的黎元洪來當主帥。而這時的外蒙庫倫政權，更是一個保守的封建勢力集團。怎麼可能讓一個無出身也無資歷的投靠者，在短短一年時間內就當上全軍統帥？因此合理的解釋，是外蒙軍隊根本沒有任何實質的「總司令」。哲布尊丹巴活佛只不過把「總司令」當成一個好聽的官銜，隨意封給包括黑喇嘛丹畢堅贊、出身伊犁的「鎮國公」松木彥等人，可能也包括這個達木定蘇倫。因此造成這時留下的中、日、蒙三方記載，就出現了不只三個的「總司令」。有一些後世研究者不仔細分辨頭銜的實際意義，盲目抄襲外蒙在史達林體制時代編寫的歷史。反而把1913年當時眾多的中方、日方記載置之不理，甚至把最有歷史價值的第一手資料當成「人為修正」後的結果。只能說這種人根本不辨真偽，單純只想要用標新立異的翻案文章來譁眾取寵罷了。這類研究在史料批判和史學批判上根本就不及格。為了說明史達林體制有多重視「真相」，以下有一個故事可以見其端倪──1941年六月二十二日之前，第三國際命令全世界的左翼團體和工會宣傳反對「資本主義帝國」發動的對德戰爭。而當希特勒開始入侵蘇聯的消息傳出之後，前一秒還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這些團體，全都開始高喊要反對德國的「法西斯侵略戰爭」了。要判斷一個情報的真實性，利用從不同來源的消息加以比對是基本的。如果一個情報是「獨門祕笈」，那麼不但可以、而且也應該要加以懷疑。在這方面，情報學與歷史學的原理是相同的。要是死抓著一個「獨門祕笈」不放，否定其他相牴觸的資料。那跟某支馬糞軍在進行參謀作業時，取消命中彈讓沉掉的航空母艦浮起、推斷「重慶軍應無意出戰」，以及認為一定可以擄獲敵方補給而強行發動「成吉思汗作戰」，又有何區別？而不管是基於什麼理由，硬是不允許別人質疑這樣的「獨門祕笈」。那與馬糞軍堅持「精神戰力論」的獨走參謀和人品低下的將校，又有什麼不同呢？總而言之，正如司馬遷所說的「信則傳信、疑則存疑」。梁天志花費了許多時間去看那些自相矛盾的情報，得到的結論仍然是這段時間的戰事，主要發生在察哈爾蒙古八旗、以及熱河西北的克什克騰旗境內。而北京政府軍隊的主力還在更南面的張家口附近，要等到塞北寒冷的氣候轉為溫和，才能夠北上展開行動。主張「中國軍隊」在民國二年一月就在錫林郭勒盟境內與外蒙軍隊交戰的研究者，顯然對蒙古冷高壓氣團的威力非常無知。在吉、黑兩省，冬季氣溫就可以達到攝氏零下三、四十度，而蒙古高原的中心地帶冬季氣溫甚至可以低到攝氏零下五十度。蒙古冷高壓在一月份前後是北半球覆蓋面積最廣的冷氣團，影響範圍及於整個歐亞大陸。所謂的俄羅斯冬將軍，其威力也只不過與東三省北部差不多。至於蒙古的冬季，那對主要出身於燕山以南的華北地區的北洋軍士兵來說，是根本不可能承受的。錫林郭勒盟的十旗蒙古王公，在一月份全都已經向外蒙納款投附。而中國軍隊在四五月之前，根本就不可能北上。這三個月的空檔中，察哈爾北部只可能是外蒙軍隊在唱獨角戲。因此無視「天時、地利、人和」的基本要素，將駐紮在錫盟境內少數的察哈爾蒙古八旗馬隊，說成北京政府派來的「大軍」。並且宣稱根本不是實際總司令的達木定蘇倫1913年初在錫盟取得「大捷」，這只能說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如果忽視基本的空間和地理條件，那豈不是跟主張某馬糞軍在1941年進攻蘇俄，可以一路推進到烏拉爾山完成與德軍會師的「壯舉」一樣的愚蠢？連馬糞軍的獨走參謀們都不敢做的事，在某些人眼裡卻變成「合理的」假設。恐怕這些人連「成吉思汗作戰」的始作俑者，都會認為他只不過是在合理的「假設」之下，發動了這次「偉大」的行動。總而言之，沒有常識是可怕的。那些「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面前書」的研究者，實在應該好好想想。 II 就在關外各地駐軍厲兵秣馬，準備與外蒙叛軍開戰的同時，中國內地的政局也正在迅速惡化。上海租界捕房在四月十六日，把宋案嫌犯應桂馨和武士英移交給上海地方檢察廳。四月廿四日武士英忽然在獄中暴斃，死得不明不白。四月廿六日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閎發表通電，把有關宋案的證據全部發表。袁世凱令北京司法部發出通電，否認地方長官有宣布宋案證據之權，認為這樣是干涉了司法獨立。後世有傳說認為，是孫中山策劃了宋教仁遇刺事件。雖然當時孫中山與宋教仁確實在政府體制等方面有所分歧，但孫大砲在當臨時大總統時就已經搞得焦頭爛額。根本不可能為了一個地位還不如大總統，卻要對政府負全責的總理職位，就忌妒宋教仁到要暗殺他。只是孫中山這個人本來就個性武斷、心態激進，因此宋案後他對袁世凱的態度迅速發生一百八十度轉變，其實也符合他的性格。而袁世凱之前在張振武案中的不光彩角色，確實也讓他蒙受了很多懷疑。辛亥革命之後，北洋和民黨兩大政治集團，在地方上發生了許多摩擦。北洋官僚和軍人採取的「恢復地方秩序」的作法，在革命黨人看來就是「率由舊章」的「復舊」。而北洋這邊則把革命黨人都視為「亂黨」，在很多地方都採取了鎮壓捕殺的手段，更激化了雙方的仇恨。經過漫長的談判，民國二年四月廿七日，中國終於和銀行團簽訂了善后五厘金幣借款條約。這個借款合同與前清時借款合同不同的，一為外人稽核鹽務，二為外人審計用途。這就等於允許外國人干預中國的財政。美國政府對於銀行團要求中國財政的監督權認為不當，訓令美國銀行代表退出銀行團，同時獎勵個別對中國的投資。梁天志也藉著這個機會，讓奉天的永福記公司以及上海的鳳凰基金會，加大了跟美國財團的金融合作與招商引資的範圍。在大借款談判期間，有個重要人物名叫莫理循。他是英國人，但擔任袁世凱的政治顧問。雙方談判最僵持的時候，莫理循向「德華日報」記者發表談話，主張解散六國銀行團，重行恢復四國銀行團。因為他認為日本和俄國外托經濟合作的美名，而暗行政治上的目的，對於銀行團本身殊為不利，在中國方面亦難默認。但是大借款對這時的袁政府，實在是一劑急需的救急藥，非用不可。明知借款喪權辱國，但不借款幾乎連日常開支都難應付。大借款簽字，便可讓袁政府和列強產生共同的利益基礎。列強各國將不止是事實上承認了袁政府，而且還非得支持袁政府不可了。這筆貸款成立，使中國鹽政權落入外國人之手。至於借款數額雖有兩千五百萬英鎊，聽起來數字很大。可是債券九折出售，八四實收，實際借到不過兩千一百萬英鎊。再扣除四國、六國、比國以前的各項墊款，以及五國銀行團、各銀行所借的款，共六百萬鎊；各省向五國銀行團所借的兩百八十萬鎊，及革命期間各國損失賠款兩百萬鎊。真正拿到手的借款，不過債面的百分之四十。而借款四十七年的利息合共將近四千三百萬鎊，本利合共是六千七百多萬鎊。這時袁世凱急著簽署借款合同，又擔心國民黨妨礙，於是未送交國會同意就先簽署。如此一來，又給了國民黨反對袁世凱的藉口。參眾兩院議員函電紛飛，宣稱抵死不承認借款。然而國民黨以外的地方都督，不論北洋派還是中間派，大多贊成借款。梁天志對於善後大借款，則保持了一種微妙的沉默。他在非正式場合對記者表示自己跟美國政府採取相同立場，也就是不反對借款本身，只反對銀行團藉由借款干涉中國內政。大借款成立之後，五月一日袁世凱立刻給在宋案中有重大嫌疑的趙秉鈞「病假」，由段祺瑞代理總理。之後地方檢察廳公然宣布要票傳趙秉鈞出庭。趙秉鈞掌握的內務部反擊，宣布在北京破了一個暗殺組織，名叫「血光團」，說黃興是團長，北京法院也要票傳黃興。袁世凱的嫡系報紙「北京國報」刊登大字標題「偉人造反」，說湖北季雨霖謀反，是黃興主使。而國民黨的報紙則用頭版標題「總統殺人」報復。袁世凱看到宋案鬧得很厲害，自己陷于極不利的情況，想設法解釋一下。老袁乃授意京兆尹王治馨相機為他解釋。不料這京兆尹是個糊涂鬼，自作聰明地對媒體編造一段故事說：「去年應桂馨到了北京，向趙總理自告奮勇，要動手殺害宋先生。關於這個問題，總理曾向總統請示過。總統認為政見雖有不同，暗殺決不是個手段，所以不予同意。由此可見宋案與總統和總理都無關，完全是應桂馨和洪述祖搞的。」他的這番解釋，簡直是越抹越黑、欲蓋彌彰。氣得袁世凱跺腳，趙秉鈞扔茶碗。宋案破獲後，洪述祖不敢在北京公開活動，乃從容不迫地逃到青島。德國在青島的膠澳總督華德克，因為他是聞名全國的殺人凶犯同謀者，所以把他扣押起來。袁世凱派內務部次長言敦源到青島交涉，要求引渡。但德國總督同意引渡後，洪述祖仍然滯留在青島，並且還恢復了行動自由。五月三日他公然在青島發表通電自辯：「毀宋僅欲毀其名，何得認為謀殺之證據？」五月五日段代總理率領很多武裝士兵出席眾議院，答覆借款問題的質問。對於這個問題他很干脆地答覆說：「木已成舟，無庸再議。」說完之後，便立即離開了眾議院。袁世凱同時將北洋精銳第六師自保定調往武漢，另外派兵由海路向上海增援。 III 鑒於中國南北方的對立，俄國外交官廓索維茨向聖彼得堡的外交部進言，因為俄國在長江流域沒有直接的領土利益和政治利益，所以應當盡可能和南方當局建立友好關係。他說：「由於地理條件，將來我們同中國人的摩擦幾乎完全集中在北方，因此南方是我們的天然同盟者。」他指出沙俄當局從國家利益考慮，中國的解體是符合願望的──「盡管各部分之間不是完全獨立的關係，他們之間無疑會有競爭、互相削弱……在邊疆我們將有比現在更大的行動自由，因為中國人的注意力……將被引向因各地方政府互不信任和競爭而引起的內部問題。」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根據他的建議，制定了「南下政策」，希望藉此牽制北京政府。可惜這時國民黨當中有親日派、親美派卻沒有親俄派，孫中山想要尋求日本支持討袁，卻從來沒想過要找俄國幫忙。善後大借款達成後，1913年五月二日美國跟墨西哥正式承認中華民國。英、法、德、俄、義大利、日本、奧匈帝國、荷蘭、比利時、丹麥、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古巴等國，也在五月六日同時承認中華民國。民國二年四、五月間，在游格吉廟、達里岡崖之外蒙叛軍數千人，經貝子廟等處南下，林西、經棚、多倫前線形勢緊張。同時內蒙西部地區的形勢也日益緊急。西路軍已退到鄂爾多斯旗，包頭等地相繼告危。在鄰接外蒙西境的阿爾泰地區，四、五兩月中叛軍趁天暖雪消，也積極整修道路、前送武器彈藥、籌備給養，作進攻作戰的準備。五月上旬，于有富混成旅、陳文運騎兵旅從張家口赴援多倫。察哈爾副都統兼多倫鎮守使傅良佐令陳旅騎二團留守多倫，騎一團赴援經棚，于有富旅駐守大王廟。陳文運騎兵第一旅民國元年在北京編成，兵源有一部份是來自京營八旗，也就是清朝原本的八旗禁軍。主要是因為這些人至少會騎馬，而北洋軍愛用的華北農村子弟則不容易找到會騎馬的。此時第二十師一個混成團一千四百餘人及熱河北路巡防馬隊兩營、步兵一團，亦已進抵林西附近之劉家營子及什巴爾台一帶。隨著塞北氣候回暖，中國軍隊討伐外蒙叛軍的時機已經成熟，參謀本部和陸軍部預計在六月起展開反擊。五月初梁天志率二十七師主力北上洮南，令五十四旅在鄭家屯一帶佈防，掩護後方補給線。他留新任民政長陶葆廉在瀋陽主持省政府，又讓張孝准到新民主持對蒙作戰期間的軍政以及後勤事宜。這時有一件事打斷了梁天志的準備工作，讓他不得不趕回營口。因為期待已久的營口飛船公司的第一艘飛船終於完工了。這艘「纉泰號」飛船，大小和1900年建成著名的齊柏林LZ-1差不多。長達一百二十公尺，寬約十四公尺，船體為細長的雪茄型。因為航空用發動機技術上的限制，時速只有四十公里左右。航程可以達到一千公里，載重大約為二十噸。相較於德國在1911年建成的LZ-10 ，性能上還有一小段差距。比較令人提心吊膽的是這艘飛船的氣囊都是用棉布製造，上面還刷上桐油來形成氣密，因此整艘灌滿氫氣的飛船可以說是一大易燃物。所以梁天志堅持要在兩層棉布之間夾進一層防火的石棉，就算提高成本也在所不惜。並且氣囊外面還用橡膠做了絕緣保護，以防靜電引發意外。「纉泰號」雖然是實驗原型，但是在建造時船體內就設計了客艙和貨艙。而它的第一次正式試航，則選擇了由營口飛往葫蘆島。船上載有營口飛船公司的現任總工程師陳天河，以及包括梁天志、黃家寧和大倉優子等人在內的多位乘客。但是相對於這艘飛船的高成本，商務航空業在這個年代的中國還沒有太大市場。梁天志的目標仍然是開發飛船的軍事用途。而他認為像德國在一次大戰中那樣，用齊柏林飛船去轟炸倫敦，雖然令人印象深刻，但完全是走岔了路。飛船要避開地面的防空砲火以及戰鬥機的攔截，就必須利用夜晚在高空飛行。這樣一來，轟炸的精確性完全無法保證。而飛船作為一種比空氣輕的飛行器，是靠氫氣與空氣的密度差距造成的浮力來飛行，但空氣密度是越往高處越低的。也就是說，要能飛的越高，那麼載重就越低。而且巨大飛船的成本極高，加上原始的導航手段，導致無法在一次轟炸中集中大量飛船形成地毯式轟炸。換句話說這樣的轟炸，其實就是唬人而已。而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英國都使用小型的軟式飛船在海上進行偵查和反潛巡邏。因為浮上水面的潛艇缺乏有效的防空手段，這種反潛巡邏飛船可以低空投彈，效果相當不錯。軟式飛船與硬式飛船的差別就是，不依靠內部骨架，完全是用氣囊內的氣壓來保持船身的形狀。因此軟式飛船船身的造型也不是雪茄型，而是淚滴型。這種軟式飛船也不像硬式飛船，會出現因為強風而骨架折斷的意外。但因為技術條件的限制，這時軟式飛船還僅限於小型飛船。不過小型飛船成本低、數量多，在軍事上的應用可以比起巨型飛船要廣泛得多。儘管「纉泰號」是一艘硬式飛船，但梁天志給營口飛船公司的目標卻是要開發半硬式飛船。所謂半硬式飛船，基本原理與軟式飛船相同，但在船身的下半部以及尾舵等處使用骨架支撐，補強結構。因此半硬式飛船可以造得比軟式飛船要大，但成本和複雜性卻又不像硬式結構的飛船那麼高。特別是中國現在沒有煉鋁能力，飛船所需的鋁質骨架都要從外國進口。因此半硬式飛船對於節約成本上，是有非常大的價值的。同時總工程師陳天河也考慮過用泡桐木來製造骨架，但在強度和重量上難以達成平衡，只好放棄。而半硬式飛艇的骨架大幅減少，這就使利用泡桐木成為可能。梁天志認為理想中的軍用飛船不應該作為「轟炸機」，而應該是「炮艇機」，在上面搭載機關槍和小口徑砲，在蒙古的草原和大漠上空，執行「反游擊」任務。外蒙軍隊當然是沒有高射炮的，這樣奉軍的飛船就能在五百公尺以下高度巡邏，掃射那些蒙古馬隊。如此一來，對蒙作戰時就不需要派出大軍，分散到各地防備神出鬼沒的馬隊。馬就算跑得再快，也還是快不過天上飛的飛船。當然為了飛行安全，廣泛設立氣象觀測站也是必要的。不過飛船的氣象適應能力比早期的飛機還要高一些，這也是梁天志大力支持開發飛船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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