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 天志救國記(30) 蒙變 I

[ThomasJP (筆劍春秋梁父吟)]

I


清政府在1890年和1893年，就西藏問題分別與英國簽訂了兩次「中英會議藏印條約」。
1904年在十三世達賴逃離拉薩，經青海轉往庫倫尋求俄國協助的同時，英國領兵的武官榮
郝鵬(Sir Francis Younghusband)又強迫駐藏大臣有泰，簽訂了「拉薩條約」。在條約中
英方不但意圖廢棄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使西藏成為英印的保護國，且要求賠償五十萬英
鎊，否則英軍將不撤離西藏境內。

十三世達賴既逃往庫倫，又曾暗中向沙皇上「護法皇帝」尊號。英國於是扶植第九世班禪
為西藏之統治者，而清政府也同意由班禪攝護西藏政府。但「拉薩條約」條件太過喪權辱
國，清廷拒絕承認，並將有泰革職。改派時任天津海關道的唐紹儀，前去與英方談判。

唐紹儀以國際法向英方據理力爭，終於在1906年簽訂了「中英續訂藏印條約」，保住了中
國在西藏的宗主權。當時英國皇太子喬治(即喬治五世)訪印，英印當局還曾力邀班禪赴印
觀禮，打算藉機控制班禪。1907年，第一次瓜分滿蒙利益的日俄密約簽訂。英國人對日俄
在東亞聯手的可能性有所警覺。於是又在1908年簽訂「修訂西藏通商章程」，加強對西藏
的滲透。

日俄戰爭結束後，達賴從庫倫返回。因為英國人反對他回拉薩，於是清政府先將他迎至西
寧。陝甘總督升允上奏說：「達賴性情貪嗇，久駐思歸，應否准其回藏？」清廷於是把他
接到五臺山。後又藉給慈禧祝壽之機，讓十三世達賴到北京朝覲。

清廷加封達賴為「誠順贊化西天大自在佛」，在見慈禧太后之時，達賴喇嘛被要求行跪拜
之禮。不久光緒、慈禧相繼死去，而英人已經暫時滿足於在西藏獲得的利益，於是清廷遣
人送達賴回藏。

按照趙爾豐的構想，打算在西藏進行改土歸流，將川、康、藏設為「西三省」。趙爾豐在
西康大力推行漢化政策，令藏族學生學漢語，要求藏人家族都採用漢姓。他在改變風俗方
面，要求藏人改變以吐舌頭表示尊敬的習慣，規定男女青年在藏袍裏面還要穿褲子。同時
積極推行移民實邊政策，在改土歸流過程中，將一些環境好的山谷地區，劃給川人移居。

他在達賴回藏的同時，率領川軍向昌都挺進。而當時的駐藏大臣聯豫鑑於藏人有所異動，
部分土司糾集藏民鬧事，奏請朝廷調川軍入藏。清廷遂命鐘穎率領川軍一個協進藏支援，
1910年初鐘穎與趙爾豐會師於昌都。

然後兩軍迅速推進到工部，對整個工部和波密地區進行改土歸流。趙爾豐同時向南派兵，
進入查隅地區，建立了查隅縣。當時很多西藏的邊遠地區，如白馬崗地區和藏南的門隅-
洛隅-下查隅地區都自請設縣。

但趙爾豐的流血鎮壓和對土司的強硬手段，引起達賴的疑懼。他約見幫辦大臣溫宗堯，希
望其令川軍停止過度舉動，溫宗堯同意約束川軍不再騷擾百姓，不侵害達賴喇嘛固有地位
。達賴喇嘛遂將在各地阻擊川軍的藏軍調回拉薩，並奏謝朝廷封賞，恢復對駐藏大臣的一
切供應。

然而駐藏大臣聯豫不同意達成的協議，並拒絕在給達賴喇嘛的覆信上簽字蓋章。是時拉薩
盛傳聯豫的衛隊向群眾開槍，達賴於二月十二日夜在布達拉宮召開緊急會議，午夜後再次
出走。廿一日，達賴喇嘛由亞東英商務處代理麥克唐納引至印度。

十三世達賴前往印度後，清廷下令革去達賴名號。有很多人爭辯趙爾豐使用武力維護主權
並不為過，但試想若清廷在內外蒙古也如此「改土歸流」，又會出現何種局面？對於烏泰
清政府都能為他代償債務，趙爾豐和聯豫在處理西藏問題上，或可謂確有失當之處。

英國在西藏最根本的政策，就是把俄國人擋在門外越遠越好。但是在東西兩段略有不同，
在相對富庶的東段藏南地區，英國人更願意把它直接納入到自己勢力範圍。那裡有英國人
需要的茶葉，當趙爾豐試圖改土歸流，在察隅收稅，並下令修建一條道路通過藏南地區，
到達印度的阿薩姆邦時，倫敦的茶葉價格都開始漲了。

趙爾豐的舉動和達賴的逃亡，刺激了英國。從1911年起英印總督哈定就處心積慮的，在印
度東北邊疆推進，其目的是要把藏南地區據為己有。因此趙爾豐的治藏政策，可謂有功有
過。移民實邊、改土歸流、推行漢化是對的，但使用鐵血手腕，卻因為國內政治因素又不
能貫徹始終，功虧一簣。反而把原本不親英的達賴逼得出亡英印，這實在無法說是妥善的
做法。

民國元年七月初，四川都督尹昌衡率軍從成都出發，開赴川邊平亂。蒙藏變亂幾乎同時發
生，對民國政府來說，也堪稱是一大考驗。


II


北京的袁世凱政府於六月底爆出冷門，發表原外交總長陸徵祥組閣。陸徵祥字子興，是上
海人，出身於基督教家庭，父親曾經在新教的倫敦傳教會工作。但1911年陸徵祥卻選擇受
洗信奉天主教，這也許是因為他娶了一個比利時老婆的緣故。

陸徵祥畢業於廣方言館和同文館，攻讀英、法、德、俄四國語文。畢業後隨清朝駐俄、德
、奧、荷四國欽差大臣許景澄在駐俄使館任翻譯，此後一直在外交界服務。1899年出席海
牙會議，1906年任駐荷蘭公使。民國成立前，任駐俄公使。他在國內政治上算是一個超然
的、無色彩的人物，又對國內政情不十分熟悉。袁世凱想要的，就是包裝一個無黨無派的
「超然內閣」，以免受到議會的制衡。

陸徵祥的內閣，有四個部的總長獲得連任，外交總長仍由陸徵祥兼任，其他則是內務趙秉
鈞、陸軍段祺瑞、海軍劉冠雄。七月十八日，參議院投票通過陸徵祥出任總理。陸徵祥在
參議院報告施政曰：

「徵祥今日第一次到貴院與諸君子相見，亦第一次與諸君子直接辦事，徵祥非常欣幸。徵
祥二十年來，一向在外。此次回來，又是一番新氣象……回來之時，與各界之人往來頗少
，而各界人目徵祥為一奇怪之人物。」

「徵祥不願吃花酒，不願恭維官場，還有親戚亦不接洽，謂徵祥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錢。
所以交際場中，極為冷淡。此次以不願恭維官場、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錢之人，居然叫他
來辦極大之事體，徵祥清夜自思，今日實生平最欣樂之一日……」

陸徵祥這樣說話，就冒犯了很多人，戳到了他們的痛處。因為他過去一向在歐洲擔任外交
使節，完全不懂得為官之道。陸徵祥提出的另外六個新閣員名單是：財政總長周自齊、司
法總長章宗祥、教育總長孫毓筠、農林總長王人文、交通總長胡惟德、工商總長沈秉坤。

其中交通總長胡惟德是陸徵祥所主張，由于陸徵祥回國未久，對於本國政界情形多不熟悉
，所以要找一個和他關係較深的朋友來配合。胡和陸共事多年，服務外交、洞悉條約，交
通部所掌事業多和交涉條約有關，故要胡惟德主交通。

但是儘管有袁世凱在背後幫他說好話，第二天參議院仍然給了他極大的難堪。在毫不給陸
總理留面子的原則下，一口氣把陸所提的六位閣員名單全部否決。陸徵祥吃到苦頭，只好
稱病住進醫院，其實也是無臉見人。

自參議院否決了陸內閣新閣員名單后，同盟會的議員們認為袁世凱的「超然內閣」路線走
不通，於是大家又唱出「政黨責任內閣」。擁宋派主張由宋教仁組閣，亦有主張由副總統
黎元洪組閣，這個建議是由唐內閣秘書長魏宸組提出，宋教仁極力贊成。還有一派主張由
蔡鍔組閣，可見同盟會對蔡鍔亦引為同志。

當組閣問題正在醞釀時，國際間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日俄同盟條約」簽訂，過去日俄
對立，在侵略中國行動上互相牽制，對於中國是有利的。日俄結盟聯成一氣，於中國是大
不利。另一事是英國在川軍出兵征討西藏後，宣佈在西藏有絕對自由行動的權利。由於這
兩個外交事件的刺激，使陸徵祥組閣化險為夷。因陸長於外交，正符現實需要。

由於參議院否決了陸內閣的六名新閣員，爆發了國會和政府間的危機，各方對參議院的行
動多有微詞。袁世凱也用盡方法對參議院施加壓力，讓軍警發表公開電就是袁的法寶。這
時出現了許多奇奇怪怪的通電和傳單，有謂要殺議長吳景濂及谷鐘秀，有謂要用炸彈對付
議員，有匿名電話給議院說軍警要暴動。由於這千奇百怪的威脅，許多參議員竟不敢出席
參議院。

袁同時招待全體議員，宣布國際間的危機，以及無政府的危險。在參議院第二次投票同意
陸閣閣員前，北洋系的四位巨頭：直隸都督張錫鑾、提督馬金敘、尚未就任的陜西都督陸
建章以及察哈爾都統段芝貴，在安慶會館宴請參議員、新聞記者和政界人士。其中還邀了
一位女領袖，是革命軍女子北伐隊隊長沈佩貞。

陸建章在餐會中演說道：

「民國成立以來，大家都忙，因此各方很少能共聚一堂，交換意見，敦睦感情；由于缺少
這種聯系，所以產生了許多不必要的誤會。我們很久以來便希望邀請各界聯歡，借得機會
請教一切，今日之會就是這個目的。」

「不過因主人都是軍界人士，可能外面又會生出兩種誤會：一是以為今日之會在調和黨見
。各位先生各有其黨，各持自己的黨見，這是民主，用不著調和，更不需要軍人調和；二
是認為我們干涉政治。這就更嚴重了，身為軍人而干涉政治，我們雖然愚頑，還不會出此
下策，亦沒有膽子敢如此作……」

接著又說：

「當今外患日迫，財政愈危，我們希望諸君捨內而對外，移緩而就急。今日內閣人員所致
力的急務是外患和財政，如果長期沒有政府，亡國的責任應在何人身上？近日外間有個傳
說，說是軍人將干涉參議院。我們四位主人各有統率的軍隊，我們敢向各位保證，絕對沒
有其事……」

陸建章的話，頗使聽者為之動容。與會人士偷偷說：如果國務總理的那個姓陸的有這個姓
陸的口才，則參議院絕對不會印象如此惡劣。陸徵祥對人雖然非常誠懇，不過他的講話實
在不敢恭維。他說話不脫上海土音，聲音又低，而其文法又是外國語文組織，因此如果不
仔細靜聽，就難以理解。

七月底袁世凱再度諮文參議院，擬任周學熙為財政總長，許世英為司法總長，范源濂為教
育總長，陳振先為農林總長，蔣作賓為工商總長，朱啟鈐為交通總長。結果只有工商總長
蔣作賓未獲通過，改由劉揆一遞補，其他人選都獲得參議院同意。

這個時候，袁世凱正式頒下了全國各省都督的任命狀：

副總統黎元洪兼任湖北都督；譚延闓為湖南都督；孫道仁為福建都督；朱瑞為浙江都督；
李烈鈞為江西都督；尹昌衡為四川都督；陸建章新任陜西都督；胡漢民為廣東都督；陸榮
廷為廣西都督；張錫鑾為直隸都督；梁天志為奉天都督；陳昭常為吉林都督；宋小濂為黑
龍江都督；程德全為江蘇都督；倪嗣沖為安徽都督；周自齊新任山東都督；張鎮芳為河南
都督；閻錫山為山西都督；趙惟熙為甘肅都督；楊增新為新疆都督；蔡鍔為雲南都督；唐
繼堯為貴州都督。

同時老袁在總統府內設立財政會議，每星期一開會一次，由袁世凱親自主持。出席會議的
人幾乎全部和借款事有關連，包括梁士詒、葉恭綽、梁如浩、胡惟德、施愚、熊希齡、周
學熙、趙秉鈞等人。

北京政府為了處理財政問題，在中國銀行成立後，發行兌換券一元、五元、十元三種。由
財政部分咨內務部、交通部及各省都督，指令商民及郵電、路、輪、稅、厘各公司機關一
體適用，不得留難折扣。因為中國銀行是由原大清銀行而來，舊大清銀行的商存各款一千
萬兩，及商股五百萬兩，均改為中國銀行的存款，由銀行分筆攤還。


III


這一陣子梁天志幾乎沒心情去管北京發生了什麼事，因為烏泰在遼北公然謀叛，幾乎已經
到了圖窮匕現的地步。七月間醴泉縣獲得了烏泰造反的確實探報，上報給洮南府。洮南攝
理知府孫葆瑨派了兩名官員去規勸，但烏泰不管對知府派去的人，還是靖安縣、醴泉縣長
，甚至哲里木盟盟長的規勸，都說「非打到底不可」。

這件事情被報告到了奉天軍政府，梁天志又上報給北京陸軍部。但是先有陸徵祥內閣被國
會否決的風波，七月三十日國際上又傳出一件大事──日本明治天皇逝世了。於是國務會
議只要求三省都督派員到各旗勸導，如果不聽可再派兵剿辦。但以東三省如今軍隊各有門
戶的情況而言，這一訓令等於什麼也沒說。

奉天的陸軍警察營，在張孝准接手訓練半個多月後，終於有了一些改善。藍天蔚已經將這
個陸軍警察營調往開原，一邊移防一邊繼續進行訓練。從開原再往北，就進入遼北的範圍
。那裡是馮德麟陸軍騎兵第二旅的防區，除了北京的陸軍部以外，即使藍天蔚這個東三省
鎮撫使也指揮不動他。

梁天志也下令李景林的奉天省防軍騎兵旅，開往彰武待命。一得到命令就避開馮德麟部的
防區，沿著熱河與奉天的省界北上增援。目前他能做的準備也只有這樣了。在明治天皇死
後，短期內日本人應該是不會有與俄國人採取一致行動的可能，這才是最令人放心的。

明治天皇去世後，皇太子嘉仁當天在宮中踐祚，接下劍、鏡、玉「三神器」成為日本的第
一百二十三代天皇。取周易中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定年號為大正。嘉仁是明治天
皇唯一活到成年的皇子，但他幼時也曾經罹患腦膜炎，被認為精神狀態不佳。因此從大正
時代一開始，日本的國政就掌握在幾個元老重臣的手中。

在日俄戰爭後，雖然日本的財閥藉著建立壟斷地位，以及開發台灣、朝鮮、滿洲等殖民地
和半殖民地，獲得了很大的利益。但日本國家的貿易，卻因為受到1907年和1910年的國際
經濟危機影響，出現了接連的入超。同時為了日俄戰爭而發行的外債，本息累計已經達到
了十億日圓以上，超過年度預算的兩倍。

日本因為沒有在日俄戰爭中得到賠款，為了還本付息，只好再舉借外債，形成財政上的惡
性循環。同時軍方卻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斷提出擴軍的要求，因此與盡力縮減支出的內閣
和大藏省發生了衝突。同時海陸軍之間也為了爭取預算，使得原本就有所分歧的關係更形
對立。

明治天皇死後，日本國內政局陷入重新洗牌，政界領袖西園寺公望與軍界大老山縣有朋之
間，普遍被預料將會有一場明爭暗鬥。因此原本野心勃勃，打算在滿洲有所舉動的日本軍
方勢力、野心浪人和背後的財閥，注意力都被吸引回了日本本土。

對梁天志來說，勢必要趁著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這個時機，加緊鞏固自己對奉天
的統治。而在日本相對「友好」的時候，當然也需要在維護自身立場的同時，對日方伸出
橄欖枝來表達善意。

跟大倉優子來往了幾個月，梁天志對於日本財閥在中國的經濟活動有多麼廣泛，才終於有
了比較具體的理解。就拿大倉財閥來說，早在日俄戰爭期間，大倉組就在背後支持日商，
插手了中國最早的商辦鐵路──潮汕鐵路工程的承包。

1907年，大倉喜八郎與三井物產的益田孝，三菱財閥旗下的日本郵船公司社長、同時也是
半日本政府官資背景的日清汽船公司代表近藤廉平，以及日本第一銀行的澀澤榮一等人，
合組了「日清起業調查會」。其目的是為了插手承包川漢鐵路工程，並且組成辛迪加以壟
斷利益。最後因為受到視長江流域為勢力範圍的英國反對，「日清起業調查會」停止了插
手川漢鐵路的行動。

但日本財閥並未就此罷休，到1909年又在「日清起業調查會」的基礎上，加入山本條太郎
、大橋新太郎、古市公威、白岩龍平等日本商界人物，集資一百萬日圓成立了「東亞興業
株式會社」。這間公司的宗旨，是對中國的礦山、造船、電氣等事業進行承包和投資。其
最初目標，則是介入粵漢鐵路的建設工程。

然而由於日本財閥缺少充足資本，只想依靠關係取得利權。不論在川漢鐵路或者粵漢鐵路
，其介入工程的企圖都不符合中國方面籌措資金的需要。同時還要面對英美以及其他歐洲
國家的競爭，因此連續遭受失敗。

不過在潮汕鐵路之後，1907年大倉財閥又成功地以「由大倉組承包工程」的條件，向江西
的南潯鐵路公司提供了一百萬兩的貸款。而作為承包商的大倉組，也向三井公司訂購了鐵
軌、枕木、機車在內的鐵路工程材料。

1911年六月，江西鐵路公司為了整理債務，又提出向東亞興業公司借款。然而因為日本受
到1910年金融危機的波及，不僅國際收支入超，民間資金也相當緊張。並且日本政府同樣
面臨財政困難，因此儘管參與工程的大倉組和三井大力促成，最終仍然沒有達成借貸。

然而到了民國元年，江西鐵路公司繼續向東亞興業提出借款五百萬日圓，並且在五月份簽
訂了非正式合同。其中三百萬由日本政府籌措，另兩百萬由東亞興業負責提供。由於日本
銀行團(三菱、三井、台灣、第一、第十五、第百再加上大倉)資金緊張，因此最終由日本
興業銀行提供一百萬，台灣銀行提供五十萬，大倉財閥再自行提供五十萬。

1908年，日本陸軍出面協調三井物產、大倉組和高田商會三家公司，組成泰平組合。這一
組織意在協調日商在中國從事的軍火買賣，開拓日製武器的外銷市場。辛亥革命期間，日
方既向清政府提供武器，同時也向革命派販售軍火並提供借款。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引發了民初的漢冶萍公司借款風波。除此之外，大倉組也自行與革命
政府簽訂了三百萬日圓的江蘇省鐵路公司借款。而這筆借款中大部分的金額，都被挪用於
支付向大倉組採購武器的款項。同時日本郵船也與輪船招商局簽訂了一千萬日圓的非正式
借款合同，不過隨著南北議和這個合同並未得到執行。

除此之外日本元老井上馨，還透過三井物產的益田孝向孫中山私下提議以「租借滿洲」，
交換日本政府提供的「特殊支援」。孫大砲還算清醒，回答「過去希望日本援助革命，曾
經提出交換條件，但遭日方冷落，如今已經失去時機」。

自從梁天志在奉天擊敗清軍，取得青水台大捷以後，奉天軍政府聲勢大漲。孫中山在漢冶
萍借款問題上已經鬧了個灰頭土臉，自然不願再冒聲望受損的風險與日本談判「租借滿洲
」這樣的借款方案。

除了大倉組的江蘇鐵路借款外，在辛亥革命期間日本財閥意圖向革命政府提供借款，皆未
取得成功。儘管如此，三井財閥從清末以來在向滿洲傾銷棉布，以及收購大豆進行外銷等
方面，仍然佔有巨大的利益。尤其是以廉價的日本棉布從事削價競爭，將優質的美國棉布
擠出了東北市場。

由此可知，這個時期日本財閥可以調度的資金有限，主要是試圖透過投機取巧以及建立壟
斷組織等手段，從中國獲取利益。梁天志也希望能在這樣的現實基礎上，找到與日方暫時
取得「和諧共存」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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