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解] 中國的困境（第一部分）

作者Waitingchen (Rejoyce )

看板Ecophilia

標題[見解] 中國的困境（第一部分）

時間Fri Mar 21 03:39:28 2008

中外對話 http://www.chinadialogue.net/homepage/show/single/ch/1808 ----------------------------------------------------------- 這兩篇文章爆長，但是很好看（翻譯的也很流暢），推薦給大家喔！ ----------------------------------------------------------- 中國的困境（第一部分）克里斯蒂娜‧拉爾森 2008年3月17日在不觸及政治的前提下，中國能整治環境嗎？政府希望得到民間團體的幫助，為綠色團體打開了通道。然而，活動家和科學家們的前途仍然不可預知，克里斯蒂娜‧拉爾森報導。 “環境律師正在進行中國第一起成功的集體訴訟。與十年前相比，這個情況引人注目。” [《華盛頓月刊》授權轉載] 2007年1月，一位名叫楊勇的地質學家和另外五位研究者一起，離開了位於四川的家。他們開著兩輛SUV，帶著一套衣服，好幾台降雨和水量測量設備、一台野營爐、一個電飯煲，肉罐頭、60多瓶四川辣醬、一台數碼相機、一副撲克牌、幾張西藏音樂壓縮盤，還在SUV的車頂上裝上了盡可能多的罐裝燃料。楊勇要去的地方是沒有路的，因此他還帶著這個地區的地形圖和衛星照片。他的最終目的地位於中國荒涼西部邊遠地區的深處，就在青藏高原的長江源，這裡在地圖上沒有標註。在幾個星期裡，這兩輛車沿著長江西行，江水從水變成了冰。溫度計也不管用了，因為溫度已經降到最低刻度以下。偶爾，他們能拍到一隻羚羊，還有一次狼群吃光了他們的新鮮牛肉。千萬年前，長江源把唐古拉山切割開來，他們溯著切痕而上，隨著越爬越高，空氣越來越稀薄，風越來越刺骨。群峰環繞的地面太陡峭了，SUV 也無法行駛，他們只好在冰凍的河道上開車，儘管這種走法並不是沒有危險的。他們的旅程進行了大約一個月，就在紅火的農曆大年初一，當前後輪滑過冰面時，楊勇忽然聽到一個巨大的碎裂聲，車子陷入了河中。幸運的是，車子並沒有被淹沒太多，後座的乘客成功地爬出來，向第二輛SUV打信號。他們把繩子拴在後保險槓上，車子被拉出冰河，楊勇仍然坐在駕駛座上，往後打著方向。 48歲的楊勇和同伴們一起，把車子安全地從河里拉出來。但此後他接下來的行程都如履薄冰，無論是本意還是比喻。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激勵著楊勇溯江而上的旅程。中國政府正在著手建設史無前例的南水北調工程，楊勇要調查它是否可行。水在中國的分佈十分不均。一直以來，南方水源豐沛而北方除了乾旱的荒原就是冰冷的沙漠。 1952年，中國領導人毛澤東提出了一個辦法來解決這種不均。他說：“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點水來也是可以的。”從此之後，中國的領導人們一直夢想著在大河之間進行水的轉移，把水從南方的長江調到北方的黃河。（要估量這個工程的規模，想像一下把水從美國西南部的密西西比河調到科羅拉多河就行了。）近年來，隨著北方城市的水源短缺越來越緊迫，這個構想日益得到中國領導層的重視。 2002年，中國的最高行政機構——國務院把毛澤東的宏偉構想轉化成一個計劃，這就是“南水北調工程”。工程中有兩個部分的建設已經開始，但最雄心勃勃的階段按計劃要到2010年才開工。這個階段的目標是把水從西南的長江調到北方，途中要穿越海拔約4575 米的高山。整個工程的耗資估計達到604億美元，工程已經引起了一片反對的聲浪，因為人們認為它會迫使數以十萬計的人離開家園，還會毀掉脆弱的生態環境。去年1到3月，楊勇的團隊在長江流域的行程超過25750公里，他們走遍了長江最西端的每個彎曲。去年夏天，他們又開車沿著幾乎同樣的路線走了一遍，這樣就可以比較不同季節的水位線。兩次行程中，他們都收集了降水、地質、後退冰川和其它影響長江水量的數據。根據第一手的經驗，楊勇發現，長江上游每年有大約四個月的時間都是一條大冰帶，要把這些冰凍的水輸往北方，除非出現工程奇蹟。整個夏天和秋天楊勇都在忙著編輯數據、並將其在幾十位同輩研究者中傳閱，以獲得反饋。結果他發現有更多的理由懷疑，這個工程究竟能否實現政府的目標。北京想像中的滾滾水源，在楊勇的仔細計算下卻成了涓涓細流。楊勇能夠自由地提出這些質疑，都是近年來中國政治進步的結果。十五年前，政府不會容許對大型基礎設施項目進行公開質疑。但近幾年，獨立科學家和環保團體的批評已經促使政府推遲了兩個西部大壩工程。 2007年9月，官員們甚至承認，爭議紛紜的三峽大壩工程由於規劃不健全，導致了潛在的環境“災難”。中國領導人知道，急劇惡化的環境會阻礙中國的經濟奇蹟，引發政治動盪。因此，他們正嘗試著進行有限的開放，來轉移這些危險。但是，楊勇會被允許擁有多大的影響力，這仍然是一個開放問題。他在嚴冬的那次探險只是第一步，接下來還要在未經標註的地區進行更多的冒險。 2007年春天我第一次到北京，從機場到飯店，一路上喘個不停。濃密的煙霧把陽光遮得嚴嚴實實，整整一個星期，我都沒有看到自己的影子。然而，10月我重返北京時，這個城市簡直“判若兩地”。我驚奇地看到純淨的藍天，摩天樓群遙遙可辨，沒有絲毫霧靄。還有其它變化：潔淨的人行道，賣盜版光盤小販被一掃而空，街上的警察也變多了。一周後，這個城市無論在視覺、聽覺還是嗅覺上全都恢復原狀。街道小販又回來了，包括路邊小攤和手裡揮舞著《諜影重重3》的DVD販子。天色變灰了，太陽模模糊糊，人行道上散落著煙蒂和橘子皮。這個短暫的整治行動和中國共產黨的十七大恰好重合（絕非偶然）。大會五年一次，吸引了無數國內外遊人。大會期間，中央政府（急於用行動來強調新的環保承諾）運用威權，在有限的時期對特定的地區進行整治，據報導關閉了地方工廠，北京的公用車被強制禁止出行。整治行動的成果顯著得嚇人。（被當作2008年夏季奧運會的一次預演。）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這場短暫的改變也暴露了黨的力量的局限性。中央政府的命令可以得到立刻果斷的執行，卻無法觸及所有地方，也不能長期堅持。去年夏天，我在《華盛頓月刊》上發表了一篇《邁出一大步》，其中指出中國的政治領導人已經接受了環保的理由，不是出於感情或理想主義，而是事關生存。中國的環境退化得太厲害了，已經開始抑制經濟的繁榮。西方國家停止購買汞污染的稻米，而中國的造紙廠和石化企業則面臨水短缺的威脅。同樣面臨風險的還有中國的政治穩定，由強徵土地和河流污染引起的“群體性事件”變得越來越普遍（參見“污染革命”）。但是，儘管中央政府下達了嚴格的指令，要求減少空氣和水污染，卻缺乏落實辦法。這是因為，過去三十年里為了促進經濟發展，中央政府逐漸把某些種類的權力交給了省級政權。分權的結果是中國GDP的豐收，新的工廠在農村如雨後春筍。然而，省級的自主也使地方官員對繁冗的中央指令置之不理，包括從食品安全到環境標准在內的各種法規。中國領導人明白綠色法令的執行能力在地方被削弱，因此他們開始謹慎地轉向民間團體尋求幫助。從1994年開始，北京授權非政府團體曝光污染企業。如今，中國的綠色團體已經超過3000家。在2003年和2004年，政府出台了法律，要求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要求公民參與主要的公共工程。（這些措施是在南水北調工程的頭兩個階段開始後不久生效的。） 2005年，圍繞圓明園的命運，中國舉行了第一個國民聽證會，並在中央電視台播出。進步的環境官員們向公眾介紹了“公眾參與”、“聽證會”和“權利” 等概念。環境律師正在進行中國第一起成功的集體訴訟。與十年前相比，這個情況引人注目。但是，政府的改革精神仍然有限，可能黨內的一些人還覺得步子太快了。政府的確希望公民團體幫助戰勝污染，並且為其打開了一個行動通道。但是，中國的政治力量仍然在門背後運作，一旦活動家和實力官員的日程發生衝突，這個通道就會毫無預兆地被壓縮。楊勇的努力，正是在這種不可預知的背景下進行的。作者簡介：克里斯蒂娜‧拉爾森，《華盛頓月刊》編輯。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69.234.149.150 ※ oodh:轉錄至看板 Policy 03/21 03:57 > -------------------------------------------------------------------------- < 作者: Waitingchen (Rejoyce ) 看板: Ecophilia 標題: [見解] 中國的困境（第二部份）時間: Fri Mar 21 03:49:41 2008 中外對話 http://www.chinadialogue.net/homepage/show/single/ch/1810 中國的困境（第二部分）克里斯蒂娜‧拉爾森 2008年3月18日在當今的中國，政府和公眾對環境宣傳的觀念是不一樣的，它隨著政治浪潮而波動。克里斯蒂娜‧拉爾森報導。 “長期的信息不可靠性滲透了環保系統各個方面，從水源管理到污染控制。” [《華盛頓月刊》授權轉載] 去年十月，我在北京和地質學家楊勇聊天。我們去年四月在四川第一次見面。他長著濃密的黑髮，鬍子有一兩天沒刮了，穿著一件黑夾克、一件灰毛衣和黑色牛仔褲。儘管外表不修邊幅，但他的研究卻極富冒險性。他的眼神顯得很悲傷，而不是桀驁不馴。 “我不是和政府唱反調，”他解釋說，一邊掐滅當晚第六或第七支香煙，“我想要的只是事實。” 在楊勇的賓館房間裡，我們彎腰看著他筆記本電腦裡的幻燈片，是關於2007年初的那次旅行。（楊勇花了好幾個星期，和其他五位研究者一起沿著長江西行，江水從水變成了冰，一直到達地圖上沒有標註的青藏高原的長江源地區。）照片很多，有他的SUV 陷進冰裡的，有拿著茶壺往凍住的發動機水箱上倒熱水的，有沿途的藏族牧民送他們肉和奶的。接著楊勇打開了一張表格。表格里，一邊是他在自己研究基礎上，對長江水量的一系列估計數字，另一邊則是來自黃河水利委員會(YRCC)的官方估計。政府數據應該是保密的，但楊勇通過朋友以及在政府工作的舊同事的關係弄了出來。楊勇發現，官方數字經常“很離譜”。在長江的一段，政府計劃每年調水800 到900億立方米。然而，楊勇經過對水電站30年的報告進行研究，發現這段長江的年平均水量只有700億立方米。這意味著，在枯水期，政府希望的調水量要超過長江的總水量。況且，任何一個合理的工程計劃都不會打算抽光所有的河水，因為包括上海在內的下游地區還要依靠長江來進行工農業生產和水力發電。對南水北調工程最後一段的可行性提出質疑的不止楊勇一個人。 2006年，50 多位四川的科學家共同寫了一本書——《南水北調工程西線備忘錄》。這本書裡收錄的科學論文和報告提出了一些嚴重的問題，包括高海拔的建設、地震的穩定性、長江的污染、氣候變化（隨著青藏冰川的融解，長江水量可能減少）和潛在的流量減少。這會導致下游數以百計的水電站關門，也許還會引發千百萬人的斷電。據一位前政府研究者的話說，就連在水利部(MWR)內部也存在爭議。那麼，為什麼官方的規劃都這麼莫名其妙地樂觀呢？由於楊勇曾經在煤炭工業部當過官方研究者，他認為自己對於這些數字的產生能夠摸到些門道。 “政府會設置一個目標，然後研究者認為他們的工作就是說這個目標可行。每個人都只說好聽的話，並努力找到數據來支持它。”他聳了聳肩說，“這種做研究的方式不太科學。” 楊勇說，他曾經問過黃河水利委員會他們的數字是怎麼得來的，但是辦事人員拒絕回應。 “他們只是強調不會有什麼問題，”楊勇說。無論誰的數字是對的，楊勇最擔心的還是沒有到位的獨立體制，無法斷定這樣一個巨大的改造性工程是否會奏效。然而，消息靈通人士都說，許多既得利益者都有理由希望建設向前推進。這種官僚主義還蔓延到各省，他們創造出成百上千的頭銜和編制來推動工程進展。五大國有銀行在工程裡有巨大的投資，它們期待著到用戶交水費時就能回收貸款。有兩個公司在工程的早期階段都拿下了幾十億美元合約，它們還渴望得到更多。然而， 2003年法律裡規定的環境影響評估卻仍然沒有進行，關於工程的真正審慎決戰還不可見。長期的信息不可靠性滲透了環保系統各個方面，從水源管理到污染控制。比如，世界銀行中國代表處的部門協調員趙建平博士告訴我，對於中國政府是否有能力實現 2020年可再生能源佔15%的目標，他深表懷疑。他說，看了官方計劃，北京對風能潛力的強調還是比較現實的，但是關於生物質潛力的討論，在他看來則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在大多數其他國家，你都是先進行分析，再設立目標，”他說，“但是在中國，你則是先設立目標，再進行研究，並製定政策來實現目標。” 類似的，能源基金會（一個研究中心，主要國際捐助者的合作夥伴）的副主席楊富強告訴我，北京正在努力抑制煤炭消費。為了監控進展，中央政府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報告來掌握新煤礦的數字，但是這些地方官員交上來的數據經常是錯誤的，有的是因為缺乏準確信息，有時則是為了迎合中央。 “可靠數據的收集是一個主要挑戰，”楊富強說。根本沒有獨立的看門人來核實官方統計，因此官方數據的屢屢出錯就沒什麼可驚奇的了。 2003年，北京對以往的煤炭年消費量數字進行檢驗，發現2000年的估計竟然少算了5千萬噸，“這個失誤實在太大了，”楊富強說。樂觀主義者說，中國最需要的是對官員進行更多的技術培訓，這樣就可以保證地方當權者更好地計算煤礦數量，地方的律師和法官也能理解新環境法律的細微之處。中國的確需要這些。但是，其他人已經想到，還需要進行更深刻的改變。有一個人對楊勇的研究進行了資助，這就是余曉鋼博士，他是非營利組織“大眾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廣中心”的創辦者。同是，余曉鋼也是迄今中國環保史上最輝煌業績的創造者。 2004年，他帶頭反對一個怒江水壩項目，該項目計劃在這條中國最後的原始大河上修建一系列水壩。（環保活動家和科學家們提出了確鑿的證據，證明水壩將對當地人民和生態環境造成毀滅性的影響。）在他們的不懈努力下，溫家寶總理親自叫停了該項目，等待進行一個新的環境影響評估。當我拜訪大眾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廣中心在雲南西部的辦公室時，余曉鋼說他的成功只是暫時的，這讓我大吃一驚。 “隨時都會有另一個水壩規劃，隨時都會有新的出資者。”他解釋說。他希望在計劃起草的時候就能有一個可靠的程序來吸納公眾和專家的意見，而不是等到推土機已經整裝待發的時候。 “我們需要做的就是改變體制，”余曉鋼說。資深環保主義者文博也告訴我： “要改善中國的環境，我認為必須改變政治體制。” 在美國，創建現代環境機制的公眾和政治勢頭是被科學家瑞切爾‧卡森的工作激發起來的。當年，她對常識和指導殺蟲劑使用的官方政策提出質疑。 20世紀70年代，美國國會通過了一系列地標性的環境法律，此後，獨立的環境律師們保證這些法令肯定能夠得到貫徹，一旦政府無法落實諸如淨水法案和瀕危物種法案之類的法律，就會遭到起訴。只要美國政府拖拉停步，獨立科學家和記者們就會揭露白宮的無能，推動政府行動。每個實現環境治理的工業化國家（新加坡除外）的做法都是一樣的，都得到了民間團體和新聞自由的幫助。在那些政府無法控制污染的國家，環境危機有時有助於激發更廣泛的政治變革。 20年前，許多東歐人都在壓抑的統治下認命地生活。但是，到了1986年4月 26日，情況出現了變化。烏克蘭（在前蘇聯境內）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爆炸，它所發出的輻射遠遠大於一顆原子彈。在下風頭的波蘭和斯洛文尼亞，圍繞核反應堆的騷亂和政府的守口如瓶（一開始國有媒體拒絕報導這場災難）引發了第一次群眾反政府遊行。中國領導人當然知道這些歷史上的近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學院(SAIS)的中國研究系主任戴維‧藍普頓闡釋了中國的困境：“中國進退維谷，一方面他們知道必須有效地落實環境政策，另一方面又擔心這些團體會打開政治自由化的閘門。” 在中國滯留期間，我常常問自己北京的試驗能否成功。有限的公眾參與能幫助扭轉環境毀滅嗎？也許，中國能夠用同樣的方式再次略去環境整治中的明顯矛盾，就像當年化解資社之爭那樣。也許，煙霧瀰漫的城市、日益緊缺的供水和農民對污染的抗議能逼著黨接受更深入的政治開放。也許環保活動者們自身會呼籲政治開放。無論情況如何，結果都將是劃時代的。如果中國按現在的情況發展下去，20年之內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就會達到所有經合組織（OECD）國家總量的兩倍。中國的困境，也是我們的困境。作者簡介：克里斯蒂娜‧拉爾森，《華盛頓月刊》編輯。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69.234.149.150 ※ oodh:轉錄至看板 Policy 03/21 0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