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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2495-The-elephant-that-
never-forgets-
隨著氣候變化上升到政府和（一些）企業的議事日程之中，它也逐漸走入了公眾的視野。實
際上，由於這些問題普遍被認為是發生在"別處"，關於氣候變化的公眾討論將其作為一個
全球環境問題而進行得如火如荼。隨著2009年哥本哈根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的下一輪談
判日益臨近，人們把公眾看成一個關鍵角色，不僅是在推動政府行動方面，還有在家門口
的層面推動草根行動的開展。
然而，公眾在氣候變化中的作用顯然不是普遍性的，特別是在亞洲。西方媒體常常把"中國
和印度"作為發展中和新興經濟體在國際間派討論中的意見代表，放在一起來提，似乎二者
毫無區別。但是，這一對大家認定的夥伴實際上差別甚遠，不僅僅是在環境問題公眾參與
這方面。中國一黨制和印度"好無最好、差無最差"的民主制度下，投票公眾和公民社會的
角色截然不同。在印度，其民主機制在環境政策和態度的塑造中給了公眾、特別是公眾意
見一個關鍵地位。中國龍的哥本哈根之路只有在政府表態的情況下才可以捉摸，而要評估印
度象的氣候政策路徑，我們就必須開始注意這個在國際氣候政治中越來越重要的因素：公
眾的理解和討論。
印度的公民社會十分活躍，媒體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為爭辯和討論提供了一個平臺。
由於電子媒體的普及率很低，印度的印刷媒體最為發達，這些媒體大部分都是私營的，控
制在單個家族或企業手中。這些發行機構極大控制了資訊的流向，為公眾討論定下了基調
，不僅僅是在氣候變化問題上。2007年，尼爾森調查公司的一次調查顯示，有70%的印度
識字者都把報紙作為氣候變化的基本資訊來源。報紙的討論和報導影響著公眾的理解和認
識，而那些讀了報紙的人又通過投票和更廣泛的公眾施壓運動來影響政府，如2007年11月
的新德里氣候大遊行。·
在過去的六年中，印度報紙對氣候變化的關注在不斷提高，這是1980年代以後氣候問題遭到
長期在該國遭到長期忽視後的一次回潮。歷史上，印度政府和報紙曾經一直沿著英迪拉·甘
地的路線前進，她在1972年宣稱："環境不可能在貧困狀態下得到改善。"印度代表團在氣
候峰會上一貫主張的立場，用一位官員的話說就是："如果發達國家當年也像發展中國家一
樣排放的話，那今天世界上就不存在氣候變化問題了。"
然而，2002年以來，印度報紙開始越來越關注氣候政治，關於這方面的報導從2002年到2005
年增加了280%。與美國和某些歐洲國家不同，印度關於氣候變化的報導已經一致同意把它
當作一個無可置疑的科學現象。這些報紙用觸目驚心的科學細節來報導迅速發展的危險氣
候變化，經常會引用學術雜誌上的專門報告來向讀者說明前方的困境。報紙關注的焦點是
氣候變化所帶來的環境威脅，特別是那些發生在印度的：在2002年到2007年中的氣候變化文
章中，有75%認為印度將受到氣候變化的"威脅"。另外，報紙對這些威脅的關注集中在對印
度人民自身的影響上，而不是對工業或絕對增長的影響。上述75%的文章中，有三分之
二與季風變化、喜馬拉雅冰川退縮或耕地減少有關。在報紙上出現了一種觀點，即氣候變化
將給印度帶來災難性的環境變化，印度人民將深受其害。
對全球變暖的恐怖氣氛點燃了對氣候政治的公眾參與熱情。由於這個威脅以及潛在的人道災
難，關於如何應對氣候變化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了誰應該負責的問題上。從報紙上可以看到
，人們從過去找到了答案。從2002年到2007年6月的文章中，有76.3%認為發達國家應該為
氣候變化負責，引伸一下，報紙又指出它們也應該為印度遭到的威脅負責。《印度時報》
的一篇文章十分典型，其中說道："北方的居民要負主要責任……為了維持他們的生活方
式……而進行的超過資源的消費（是氣候變化的原因）。"關於氣候政策，印度報紙的觀點
也非常明確：印度不是氣候變化的製造者，卻受到了它的威脅。相應的，對於氣候變化可
能採取的行動，討論則集中在兩個觀點上：要麼"北方"行動起來減緩全球氣候變化，要麼
"北方"為全球的減緩努力付帳。就像大衛·惠勒、凱文·烏摩爾和羅賓·克拉夫特今年6月
在"中外對話"發表的《另一個難以忽視的真相》一文中所指出的，印度報紙認為"發展中
國家決不能容忍其經濟為（北方）造成的問題買單"。
適應的情況與此類似。關於這一問題的文章占29%，幾乎所有文章都認為環境威脅使得關鍵
的適應行動在印度正當化，它們指出發達國家應該通過財政轉移機制對這些適應行動進行
資金支持。除了對國際行動持懷疑態度外，印度報紙還對巴厘島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之前
沒有任何大型適應基金的情況進行了嚴厲批評。它們認為適應行動的缺乏證明了北方的所
有盟國只關心對其有利的東西，從這個角度來說，減緩比適應更好。
實際上，報紙上許多對氣候變化的討論的用詞帶有明顯的後殖民色彩："南方和北方"、"發
達和發展中"、"我們和他們"。和許多國家大眾媒體一樣，印度報紙給氣候討論賦予了一
種國家色彩。比如，對於美國的氣候立場，報紙壓倒性地持負面觀點（82%），認為發達
的美國在氣候變化上裹足不前，美國缺乏報紙所界定的減緩行動，反過來進一步損害了印
度的利益。相形之下，對於其它發展中和新興經濟體，報紙的討論則發生了完全（100%）
的移情。隨著氣候把"印度、中國和巴基斯坦放在了同一條對抗發達國家的戰壕裡"，某種南
方的團結被創造出來。後殖民主義式的辭令把氣候變化變成了一種"碳殖民主義"，這種說法
來自著名的新德里NGO"科學與環境中心"。像氣候變化這樣的國際事務很大程度上仍然是
從南北的角度來被審視的，這與尼赫魯總統在印度獨立之初所提出的很相像。印度象似乎
從來都不會遺忘。
當我們討論中國的反應或印度的反應時，我們考慮的不僅是兩個不同的國家，而且還有兩個
不同的社會定義：自治的政府和活躍的市民社會。這非常重要。印度對氣候變化的反應就是
出現了一個複雜的社會系統和公眾論壇，其中有著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情緒。氣候變化被
看作以前南北剝削的延伸，就像一位元記者所說的："北方沒有把它的爛攤子收拾乾淨。"
隨著12月波蘭波茲南的談判進入倒計時，哥本哈根談判也將越來越近，人們會再次要求中國
和印度把對西方在國際氣候政策上的憤怒放在一邊。中國有可能坐下來談判並達成協議，
但印度並不會輕易忘記，仍會堅持歷史中心性的立場。我們仍然要關注這頭印度象是否會
忘記，或者它是否應該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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