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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2771-Key-questions-at-
Copenhagen
2008年末的波茲南氣候談判由於處在後京都氣候協定談判的重點，曾被寄予厚望，然而由
於全球經濟危機，各國政治家忙於恢復經濟，為期兩周的談判成果寥寥，僅確定了下一年的
工作計畫，即所有核心問題要在2009年末的哥本哈根談判才能明瞭
巴厘談判最後一日因美國態度的轉變而達成共識，如此"戲劇性"場面在歷年氣候談判中不算
少數，照這樣看，09年末的談判在最後時刻出現峰迴路轉也不是沒有可能。不過，與其討論
短期的哥本哈根談判能否成功，不如從更廣的範圍來思考未來氣候談判需要解決哪些核心問
題，為長期的能夠應對氣候風險的政治協議奠定堅實基礎。
* 強調科學證據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已經明確指出，氣候變化正在加速影響
全球氣溫和生態系統。若須將氣候溫升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全球需在2050年將溫室氣體排
放量削減至1990年水準的50~85%。雖然科學事實從巴厘談判開始逐漸被加強，但與減排目標
有關的數位仍被放在談判文本的注腳中作為參考。
正如來自《京都議定書》（下稱"議定書"）的經驗，政治家能夠通過妥協達到減排目標。既
然科學證據表明了氣候系統不會妥協，那麼就必須根據科學發現來編制和評估氣候風險,制
定2012年後的協議框架，並與減緩和適應、與生態恢復的政策目標相配合。另一方面，由於
氣候科學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此框架也需為最新的科學發現留下可調整的空間。
* 以恢復經濟為談判興趣點
氣候談判始終是政治問題，政治意願和國家行動更多取決於其本國經濟發展狀況。議定書以
及"巴厘行動計畫"(Bali Action Plan,以下簡稱"BAP")只有長期增長的排放預期假設,沒有
考慮短期經濟波動對政治談判的影響。
和碳排放有關的活動和整體經濟發展狀況密切相關。比如議定書下的清潔發展機制（CDM ，
發達國家的履約狀況決定了CDM市場需求。而在經濟萎縮期,依賴化石能源的產業減速、甚至
停產,除了直接導致企業碳排放降低外,相應的CDM開發和清潔能源投資也會停滯不前。
議定書的機制沒有能夠充分考慮國家利益和興趣,而BAP開始修正這一個弱點。從波茲南到哥
本哈根的談判上，既然恢復經濟成為主要任務，那麼只是一味提出減排目標為導向的談判，
都不可能給新的氣候協定帶來積極作用。談判的興趣點需要落在經濟恢復上，這樣能夠推動
與國家經濟發展相關的政府部門和私人投資的行動。
* 主要國家雙邊合作推動多邊進程
在主要經濟大國真正採取行動之前，全球減排效果始終不明顯。歐盟單方面推進氣候協議不
具有可持續效應。倘若美國、中國和印度等國家不發揮領袖作用，那麼哥本哈根達的談判結
果仍可能是僵局。
而中國和美國又是其中的最關鍵角色。從歷史累計來看，美國是大氣中溫室氣體最大貢獻
國；從目前的排放量以及未來的趨勢看，中國是最大的排放國家。儘管兩國因經濟發展階
段、經濟結構和政治體制的差異造成了如今的排放現狀，但它們均面臨著共同的氣候和能源
經濟安全的挑戰。
兩國已經提出在技術和基礎設施上投入大規模資金，這個過程需要有創新形式的雙邊合作。
在提高能效、降低能源系統碳排放強度、發展可再生能源等方面兩國有很多近似處，因而在
電網系統、交通和建築領域可以開展切實可行的合作。過去中美在環境和能源方面有過廣泛
交流合作，然而又因為階段性的政治關係使得技術和資金合作都不夠穩定。很明顯，在氣候
和能源方面的長期合作需要中美雙方高層的持續支持，當前正是一個絕好的機會，雙方政府
部門的態度能夠對氣候和能源危機產生關鍵影響。因此2009年顯得尤為重要，中美雙邊合作
能夠啟動其他的雙邊合作，如中國和印度，歐盟與美國，從而推動聯合國框架下的談判。
* 借恢復國內經濟轉換發展模式
工業生產因經濟不景氣而減速，溫室氣體排放隨之降低；當經濟恢復時，排放量又會增加，
不能夠依靠這種方式來解決問題。若新協議仍是議定書的延續，那麼不僅不可能有實質的氣
候行動，更可能又因為未來的經濟波動使排放低於"預期增長"，削弱了發達國家履約的難
度。從長遠來看，恢復經濟的同時降低溫室氣體排放才是解決氣候和能源問題的真正方法
。
當前正是扭轉未來氣候危機的絕佳時刻。現在的產業格局、基礎建設、資源稟賦決定未來
碳排放狀況,如果各國將經濟刺激金和公共政策多投入在能源效率、綠色建築、輸電網絡、
智慧電力系統、可再生能源和清潔交通等方面，在刺激國內經濟建設的同時,也為長期的低
碳經濟發輾轉型奠定基礎，則可以實現經濟開發和氣候保護的雙重效果。
但需強調，低碳經濟與資訊或者生物技術產業不同，它是一個高度資本和知識密集型產業，
私營投資不能在這個領域自發地形成規模。必須需要政府通過公共資金帶動私人投資，給私
人部門傳遞長期持續的政策信號，促進市場規模化。
* 嘗試技術合作機制
如上所述，一個實際可行的談判可以以恢復經濟為興趣點，主要經濟國家建立雙邊合作，
並借助國內經濟恢復政策轉換發展模式。而這些行動都不能跨過"技術"的話題。技術轉讓機
制一直是談判的僵局，近期研究資料 也表明，76%的技術轉移仍然發生在發達國家之間，在
發展中國家完全培育出技術創新的環境前，和發達國家開展技術合作則是可行起點。
在堅持國際氣候協定的路線下，技術合作首先應該發生在主要經濟國家之間，在一些優先合
作領域進行技術合作和知識共用。在能夠達到減排目的，促進經濟開發，以及加強能源安全
的領域開始，比如基礎設施建設。政府高層的合作如果能夠遞交明確的信號，那麼就能鼓勵
私人企業在合作中直接投資與更長遠的技術創新和開發。
當下全球經濟的波動對氣候談判提出了更大的挑戰，但放緩的經濟也使得僵硬的體制變得更
有可塑性。所以，世界各國刺激經濟的同時，可以結合低碳經濟轉型的機遇，在基礎設施建
設、能源效率和清潔能源等領域建立以政府為主導的技術合作機制，以此帶動私人資本啟動
市場。基於此，2012年後全球氣候秩序才有切實意義。
不過，其中最為重要的一環，將是中美兩國能否在2009年建立一個穩定的雙邊氣候合作關
係，合作倘若能夠成為現實，那麼全球氣候問題會朝著世界期待的方向邁出巨大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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