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 化解環境爭議的起步：專家擺脫「超然」姿態 鼓勵民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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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環境爭議的起步：專家擺脫「超然」姿態 鼓勵民眾參與
本報2011年5月23日台北訊，特約記者易俊宏、賴慧玲報導

上月剛落幕的國光石化案，環評一年多來歷經5個主題17場專家會議，
不僅是環評審議史上專家討論最為熱烈的一次，也常被環保署引為「
民眾參與、專家代理」的範例。然而專家會議的意見送入專案小組審
查後，422地球日當天仍作成「有條件通過、不予開發」兩案併陳的決
定而引起軒然大波，顯現專家代理在爭議解決上的侷限。

有鑒於相關爭議層出不窮，21, 22日於陽明大學展開的第三屆「科技
與社會學會」（STS）年會，以「風險社會的公民科技素養」為題，針
對「專家政治與常民」進行深度討論，試圖解析專家政治面對當今環
境爭議的困境。公共行政學者建議，專家在未來的角色，不再是「科
學事實」的表述人，而是公眾參與的推動者，與常民一同建構出「制
度的專業性」。

環保署將環評制度內的專家會議標籤為「科學中立、專業獨立、釐清
科學事實」，但這樣的專家主義觀點在國外相關研究中，已屢屢受到
質疑和挑戰。長期監督環境治理的政治大學公行系副教授杜文苓指出
，專家會議建立在「科學超然客觀」的基礎上，是過度簡化科學專業
涉入公共決策的角色，也忽視了科學背後複雜的社會、政治脈絡。

專家的科學見解並非超然

杜文苓提醒「專家齊聚，不必然就會產生客觀、中立的科學性結論。
」她點出專家會議中，開發單位評估報告常避重就輕、會議運作無法
敦促知識的有效對話與意見落實、以及開發單位傾向以便宜行事的心
態應付。這使得專家會議在資訊不足、時間匆促、會議程序等限制下
，僅能建構有限的科學事實供決策參考，不但無權對開發單位發揮約
束效力，也無法參與後續結論如何被行政機關詮釋與應用。

杜文苓也發現，儘管環保署將專家會議做為落實公民參與環境決策的
機制，但在實際運作上，「民眾參與、專家代理」的溝通效果非常有
限。原因除了環保機關可以行政權威片面決定專家的領域範圍、適格
性、甚而否決民間團體推薦的人選之外，獲選的專家也不一定有代理
公民參與討論的主觀意願。會議的程序與形式、資源的相關配置也都
會影響專家的專業表現。

專家  應是讓多元意見進入決策討論的保證人

為了改善現有機制的困境，杜文苓引用國外研究論述，提出「共同生
產」風險治理框架的觀念，強調專業者應從「安全保證人」的背書角
色，轉變為引介各種聲音和論述共同加入討論的保證人；專家會議則
應從從狹隘限縮的專家表述層次，開放為專家與公眾集體互動學習和
評估的過程，並由組織信用與網路強度來建立專業性。

她認為，如此一來，不僅重大爭議可突破科學專家的背景限制、從而
建構更詳盡的知識論述，專家並可不再陷於與公民對立的尷尬位置，
而常民也透過直接參與，從而信任制度的專業性。

科技官僚的「理性、客觀」受挑戰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張國暉博士。在專家與常民的關係中，科技官僚
的角色，特別是科技官僚的自恃「專業」而漠視民眾意見，也常受到
討論與詬病。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張國暉博士從歷史脈絡剖析的觀點
，指出科技官僚治理的合法性與國族主義相關，並受制於黨政意識。

張國暉認為，1950至80年代財經、工程等科技官僚進入行政權力核心
，即是為鞏固威權政體、以科技為政治服務。科技的政治意涵原以實
務取向、理性規劃、崇尚事實為主，但是，他在考察台灣與中國的發
展歷史後發現，科技意涵的核心主要來自國族主義的政體所賦予。也
因此，政治體制內的工程師常陷於政治領導與科技專業的拉扯。隨著
政黨輪替與社會開放，科技官僚受到社會觀感及其他專業者的挑戰，
封閉性才被迫逐漸消解。

STS學會理事長、雲林科大文資系教授林崇熙認為，「科技有其內在
的政治社會性格」。專家是一種龐大而獨特的「文化物種」，應放置
於整個社會歷史架構中，始可瞭解科技被賦予的意義與面對的困境。

林崇熙指出，科技官僚遵循工程師倫理、獨尊工具理性之外，同時也
是「政治角色」，為特定對象服務。不過，杜文苓的研究顯示，科學
的政治社會性不僅被科技官僚主導的環保機關漠視，更在專家會議中
被隱沒。林崇熙勉勵，在專家、科技官僚與常民的三角難題中，也需
要倚賴強大的NGO扮演專家政治與常民對話的橋樑，才能讓社會運作
得更好。


※ 相關報導：新科技伴隨風險 學者：風險溝通不足 遑論預防
http://e-info.org.tw/node/67053

※ 參考資料：「科技與社會學會」年會論文下載：
http://www.tw-st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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