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英茂
台大政治系
美國康乃爾大學比較政治與國際關係碩士
美國康乃爾大學比較政治與國際關係博士
前言
高次長今（九十一）年二月一日被延攬擔任本部政務次長，襄贊簡部長。高次長
曾任教於美國布朗大學33年，為知名之政治學者，現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包道
格處長夫婦，當年均曾選修其課程。高次長從學者變成行政官員，其中的心路歷程以
及他對政府外交工作的看法，相信許多人都有興趣知道。
在一般人的眼裡，象牙塔裡的政治學者或位居廟堂之上的高官必是遙不可及或嚴
肅拘謹的，但是從這次訪談中，我們卻見識到高次長健談而幽默的真性情和柔和的內
心。從他的成長及求學過程中，我們可以感覺到他在學校及群體生活中一帆風順，受
到師長及同學器重，但是進入大學後，他性格中「獨立的自由主義者」的傾向逐漸明
朗化，也為自己日後的學術生涯找到了定位。在個人生活中，高次長相當珍視兒時培
養的友誼，更不吝展現對另一半的深情，他信口拈來與夫人相識、相處的點點滴滴，
詼諧的語調藏不住對夫人的浪漫情懷，筆者採訪時，腦海中自然浮現出次長與夫人相
處時的景象與況味。與次長面對面訪談是一次愉快的經驗，筆者希望能透過各種角度
的訪問，勾勒出次長的整體形象，以饗讀者。
成長及求學過程
問：可否請次長大概敘述您的家庭背景及求學過程？
答：我的家中兄弟姊妹共有八人，七男一女，由於家裡兄弟姊妹多，所以比較重視協
調，同時要有耐心，我自認個性是較為溫和的。我認為，人生中最重要的過程是在教
育，小時候家庭教育很重要，決定了你怎樣塑造將來的價值觀，從學理上來講是所謂
的「家庭社會化」過程（Family Socialization）。上小學之後，就進入所謂的「次
級社會化」（Secondary Socialization）過程。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過程。
我從台南一中、台大、服兵役、再到康乃爾大學，然後到布朗大學教書，這一路走來
算是十分幸運、順遂，雖然平順但過程之中仍有挑戰性。
我是在一九五二年進台大就讀，當時的綜合大學只有台大一所，而且又沒有聯考，各
個學校分別招生。我當時報考了三所學校，分別是台灣大學、師範學院及行政專科學
校（即中興法商學院），每個學校通常考兩天，考到最後已精疲力竭，隨便寫寫就趕
快交卷。但很幸運地，三個學校都考上。
當時台南一中考上台大的學生人數排名全省第二，僅次於建國中學，我覺得要歸功於
當時的校長蘇惠鏗先生，他是一位非常認真的教育者，他把台南一中辦的很好。那時
學校分成文、理兩組，理組人數較多，但文組學生較頑皮。當時有一位同學叫李仲英
（曾任財政部政務次長、台灣證交所董事長），我們總是選他做班長，他很照顧大家
，例如上下午點名及升降旗，有同學溜掉，他都負責掩護，非常地辛苦，但後來都成
了很好的朋友，由此可見小時候的友誼很重要，特別是在中學所形成的朋友關係能維
持非常久。
在台大政治系即嚮往自由
問：次長何以當時選擇文組，而不選擇理組？
答：當時確實家庭的壓力很大，因為五○年代，還是在威權時代，台灣家庭一般認為
，當醫生社會地位高，收入也好，而且不涉政治。我的親戚當中也有當醫生的，從商
的以及學工程，但是只有我選政治。為什麼呢？因為我發現我看到血會怕，後來家裡
只好妥協。
從這一點來看，我的家庭算是比較自由開放。雖然當時只有一個政黨，但也沒想那麼
多，主要是自己對政治有興趣，我覺得或許與個性有關，在我的理解，政治是「合法
權力的創造與運用」（creation and use of legitimate power），進台大政治系，
同班同學之中有錢復（註：監察院長，曾任本部部長）、劉洋海（註：本部退休人員
，曾任駐瑞士代表）等人，當時的恩師有薩孟武老師、高化成老師。
在台大除了唸書之外，我和錢復也參與代聯會的事務，都擔任過代聯會主席。但錢復
是校長的兒子，同時是當時執政黨的精英，我則是「獨立的自由主義者」（Independ
ent Liberal）。我擔任代聯會主席時，與監督代聯會的課輔組常有意見不同的時候
，當時辦校刊規定稿子要先送課輔組審查，負責編校刊的同學就會以時間來不及為由
未送審，算是一種軟性的抗議。當時我和我那些朋友基本上是屬於這種溫和派，也就
是說，雖不服從權威領導，但也不會使用強硬手段來進行改革。我覺得，與當時自由
派的啟蒙有關係，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同學受自由啟蒙的影響比較會從新聞自由、出
版自由做軟性抗爭，表現人性喜歡自由民主之訴求。
到美國康乃爾大學進修
問：可否談談您跟夫人認識經過？
答：我在大學畢業後，服完兵役，就申請到康乃爾大學攻讀。為什麼會到康乃爾？因
為我未婚妻當時已在康乃爾大學，我的朋友就說，那你還有什麼選擇？
我內人也是台大的同期同學，唸的是外文系，我們是參加代聯會活動認識的，因為她
的名字--黃紫金---剛好是三種顏色，同學們叫她【三色冰磚】，我們從一年級就開
始約會、交往。她是大學畢業後，先在一女中教了一年書才到康乃爾大學進修。我則
是服完兵役才去。
她到了美國改唸營養系，我曾開玩笑地說，假如一個男人喜歡美食的話，千萬不要娶
唸營養系的女人。因為營養學家的訓練與廚師不同，他們有句口號「好吃的東西一定
對你有害」（"Anything which tastes good is bad for you"），不過現在看起來
是有道理的。
到了康乃爾大學，我則繼續唸政治，跟隨一位國際法及國際組織的大師Herbert Brig
gs學習，Ｂ氏曾當過國際法庭法官。我後來轉唸比較政治，在康乃爾大學最後一年(1
966)，李前總統登輝先生也到了康乃爾大學攻讀博士，還有像劉泰英、黃大洲、蔣彥
士、劉大中等當時都到康乃爾大學進修或教書。
問：當時為什麼會選擇留在美國教書？
答：在康乃爾大學唸完碩士、博士以後總要找工作，因為我在台大的時候就傾向自由
派，六○年代也還是威權時代的高峰，而且在美國受的教育是比較自由的，回來是不
是能夠適應，我就有點猶豫。當時如果回來大概不是教書，就是進政府部門工作。
後來有機會在美國教書，我就這麼留下來，這一留就是二、三十年。
當時在美國找工作，有一件很好玩的事。找工作，要由學校的教授幫忙推薦，後來有
三個學校提供機會--猶他州立大學、伊利諾州立大學以及布朗大學。三個學校都是很
好的大學，也各有特色。但是我喜歡優美風景，所以猶他州立大學對我很有吸引力。
但我請教一個老教授，他告訴我，以中國為例，猶他等於是中國的新疆，伊利諾則相
當於武漢，布朗大學所在則是北京，這點對我很有啟發，我想想還是留在文化的中心
（The center of civilization）比較好，就這樣在布朗大學一待就是卅年，該校自
由風氣非常盛，但是來自於教授們之間的競爭壓力也非常大。
學者與從事政府工作之差異
問：次長您覺得在學界與政府工作有何不同？
答：學術界最重視的是自由，學術知識的創意非常重要，特別是在美國很重視思想自
由、言論自由。知識的創意在先進國家才會被重視，共產黨強調的集權性與自由主義
是相衝突的。
在政府工作，除了時間壓力很大，最重要的是一個團隊的精神；同時創意不只是構想
（idea），而是要強調可行性，因為政府工作講究團隊的合作與團隊的成就，必須兼
顧政策創意及可行性。
時間上完全失去自由，則是另一項不同點，我常開玩笑地說，現在的工作是7-11的工
作。所以從時間和組織架構來看，學術界和政府很不相同。另外在政府工作政治考量
非常重要。我來到外交部後經常在思索怎樣為政策帶來新的創意，如何將創意與可行
性結合在一起，所以常常會和外面的學者一起討論。
問：次長，您認為本部未來應努力的方向為何？以及您對本部同仁有何期許？
答：我一再強調，政府部門講求團隊精神，政策要有可行性，並且在思維上要有願景
（vision）。
我在就任之前曾與簡部長有過腦力激盪的溝通，當時，我們決定將來要朝以下幾個方
向來推動外交：第一、台灣已經有民主轉型的成就，應與民主國家站在一起共同努力
，不但要提升我國的民主品質，同時要與全球的民主國家接軌，動員民主國家的力量
來支持台灣，這就叫做「民主人權外交」。
第二，台灣在經濟方面由於過去十幾、廿年的努力，已變成一個科技大國，我們的成
就被稱之為「台灣經驗」、「台灣奇蹟」。我國不論從GNP、貿易或對外投資來看，
在世界上排名都在前廿名以內，我們應該善用國際力量來支持我國經濟發展，並與鄰
近的國家合作，發展「經濟合作共榮」的區域性的願景，這就叫做「經濟合作共榮的
外交」。
第三，我們在國際上應扮演對和平安全的建設性角色，目前中共是亞洲新崛起的國家
，但是國家（政策）透明度很低，亦即其國家目的或武力的使用都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在中共還沒有轉化為一個和平穩定的勢力前，台灣為了自己的安全，我們要有自衛
的能力，同時也要參與亞太地區安全合作，以維持周邊事態的穩定。
所以我們提出的外交願景是所謂的「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目前我還沒有
想出這個詞的適當中文翻譯。也就是說，要先看我們有什麼力量，然後在這基礎上，
再培養其他的力量。所以有人就把它叫做「以力養力」。
上面所提的這三點，也就是台灣的實力所在，假如我們能夠在台灣民主的轉型、經濟
的轉型與和平安全的角色上，團結亞太國家的合作，台灣將能成為國際上很重要的貢
獻者。我相信只要我們能夠團結往這方向走，我國的外交會有很大的成就。
過去我們講的務實外交是著重在手段方面，手段要務實不要僵硬；但是我們「願景的
外交」則是強調目標。這一點希望部裡同仁努力來作。
最後，我覺得本部的同仁都是非常優秀的社會菁英，專業能力都非常好，但是由於受
到長期的威權政治影響，外交政策的推動都是受限於傳統的思維模式，立法院有時候
批評我們的外交政策沒有太多創意，這一點也值得本部集思廣益加以探討。今天，我
們外交工作非常困難。比如說，我們的邦交國非常有限，如何擴大我們的國際空間，
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我想在外交承認這一方面，要擴大、擴展，恐怕困難相當多，
所以我們要重新思考，假如我們要在國際社會佔有一席之地，應該怎麼做？這就必須
對傳統的外交思維做相當的檢討：
第一、我們總是覺得，要在國際社會佔有一席之地，就要有外交承認，但是在目前的
現實環境下，這是非常困難的。我們應該思考，目前我們與有邦交國家間的外交承認
對我們究竟有多大的幫助？假如助益有限，我們對邦交國的數目，是不是要那麼在意
？或者我們可以思考，假如我們要在國際上發展國際活動空間，類似像WTO、APEC這
些組織對我們可能更重要。
第二、在台灣與國際社會接軌方面，航線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應思考要如何參與國際
民航組織（ICAO），以使我們的交通運輸與世界接軌。另外，我國是資金輸出的大國
，將來應該爭取參與亞洲開發銀行（ADB）、世界銀行（WB）、國際貨幣組織（IMF）
等國際組織，以擴大我國對國際社會的參與。
政策的優先順序常常牽涉到資源的分配，由於預算是固定的，我們應思考，將來預算
是要用來爭取邦交國，或者是用來爭取加入像ICAO、WHO、World Bank等重要的國際
組織？像這些問題，有時候要跳脫傳統的思維模式，大家集思廣益思考如何擴展我國
的國際生存空間。
本部同仁專業能力都相當好，但是大家對工作必須有使命感，不是祇會按部就班地做
，應該也要思考中華民國台灣如何在國際上生存，如何與國際社會接軌。我們應該去
除保守的心態，過去所抱持的「一動不如一靜」，或者是「少做少錯」的心態，一定
要改正過來，否則就難以突破我國所面臨的特殊國際環境。
我們如果能秉持積極的使命感，與「多想多做」的精神，就可以對本部的工作有很大
的幫助。
資料來源：外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