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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綠螞蟻必須繼續作夢（上）（廖咸浩）
時間: Wed Nov 15 23:25:08 2000
綠螞蟻必須繼續做夢（上）
廖咸浩（台大外文系教授）
世界老了，我們仍年輕
世紀思索：從前衛運動到一百年後的今天，布爾喬亞從外在階級變成
了內在價值，後現代主義的批判能量亦遭到商品化而被削弱，在傳統
持續流失、文學藝術益加困頓的此刻，展望下個世紀，是否將無夢可
做？
維納‧何索（Werner Herzog）的電影《綠螞蟻做夢的地方》描述
澳洲原住民某支的聖地「綠螞蟻做夢的地方」被白人建成超級市場之
後，族人的重要儀式都必須在超市某角落中進行。這個文化被超市淹
沒的夢魘其實是二十世紀末的最大危機。但危機卻沒有受到充分的重
視，理由何在？
答案在十九世紀末曾一度被提起，卻在二十世紀逐漸遭淡忘。
十九世紀末之所以成為日後文化界甚至一般人生活中，念念不忘
的「世紀末」，並不是因為它只是某一個世紀之末。而是，因為它有
一個重大的文化意義。而且這個世紀末的意義是強烈俗世化（secularized）
的，而非如過往西方世紀將盡時，普遍會出現的宗教性焦慮與期待。
這個重大的俗世化的意義之所以能夠成形，自然也因為它有一個俗世
化、甚至「世俗化」（mundane）的淵源。簡單的講，上個世紀末（
其實也是文化史上唯一的「世紀末」）的文化意義來自它與新興中產
階級（習稱布爾喬亞）所爆發的全面衝突。此舉並為西方文化自十五
世紀以來，對新興中產階級的惶惑與不安，做了狂飆式的總結。
誰怕布爾喬亞，問題是？
布爾喬亞對西方文明是兩面刀
布爾喬亞現身於文藝復興末期。西方在東西航路的開啟後，城市
開始出現，因而出現了市鎮的商人階級。布爾喬亞（bourgeois）這個
字，就是「市鎮居民」的法文拼法。商業興起後，俗世力量日漸增強
，而使得文藝復興以來重受重視的人本主義精神得以持續發展，而促
成了西歐文明中的所謂「啟蒙時代」的來臨。但西方文明的俗世化，
也不免帶來了「世俗化」的面向，使得人本主義也異化出了「工具性
人本主義」（instrumental humanism）或「人類中心主義」
（anthropocentrism）這種認為人可以主宰，甚至剝削萬物的狂妄想
法。
布爾喬亞陸續完成了民族國家與代議式的西歐政治體制之後，更
積極承其資本主義的驅力向外擴張，形成西方近代席捲了全球的「現
代化」與殖民主義風潮。到了十九世紀布爾喬亞在西方社會的勢力誠
可謂如日中天。說西方的十九世紀是布爾喬亞的世紀，絕非誇張。而
說世界的二十世紀是「布爾喬亞化」的世紀，也不必猶豫。而後者形
成於眾人的不知不覺中，更是對布爾喬亞價值的無堅不摧、無孔不入
的最高禮讚。
換言之，布爾喬亞對西方文明而言是兩面刀。其俗世化的力量把
宗教愚民式的全面性宰制予以打破，連鄙視布爾喬亞的馬克思都不免
加以讚美，「把西方一大部分的人從『村野生活』的愚昧中拯救出來」
，但其俗世化的另一面——資本主義化——所造成的「世俗化」或
「庸俗化」對西方文明精神層面的破壞，對當時許多西方的知識分子
而言，卻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十九世紀末 西歐知識分子開始向布爾喬亞宣戰
這些反對者中倒也有不同的兩種人，部分當然是害怕改變的舊勢
力，其對布爾喬亞的排斥往往來自守舊與懷舊。但布爾喬亞價值基柢
處的功利取向對西方文明的扭曲，則為另一批人所詬病。後者在某種
意義上可能遠超過布爾喬亞的貢獻。由西方主導的第一及第二次世界
大戰，都可以說是西方社會俗世化後，精神匱乏所引起的布爾喬亞文
明的戰爭。而資本主義如癌細胞一般不斷增生繁殖，更可以說是布爾
喬亞文明的特有病症。
世紀末的意義就在於，西歐社會的知識分子終於不再甘為布爾喬
亞所役，也不再以零星游擊的方式諷刺挖苦布爾喬亞，而思能予以迎
頭痛擊，以畢其功於一役。在世紀末時分，點燃戰火的是頹廢派與布
爾喬亞對「自然」的爭奪戰。
十九世紀末時分，西方的科技文明帶了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的變
動，而海外殖民的順利也使各個的文化與異文化直接遭遇，這種來自
各方的衝擊的確造成了某種一切都在傾圮中的情調。但眼淚卻是各人
得各人的。當道的布爾喬亞當然深覺其多年努力的成果，似將毀於一
旦。而在布爾喬亞價值之下，苦無出路者則覺得這可是難得的時機。
於是，布爾喬亞的因應策略是搶救他們所代表的「自然而然」「理所
當然」的現實，而反布爾喬亞者則以「不自然」來凸出布爾喬亞的「
自然」其實甚為「不自然」，充其量只是被「自然化」（naturalized）
了而已。
藝術現代性的誕生從「告別布爾喬亞」開始
頹廢派的邏輯便是如此。他們以布爾喬亞眼中的病態、做作、反
其（布爾喬亞之）道而行，讓十九世紀末的布爾喬亞社會感到刺眼無
比。換言之，文藝領域為主的頹廢派是以「不健康」的藝術，來質疑
「健康」是什麼。但其中的關鍵字眼還是藝術（包括文學）的「獨立」
與否。
「藝術」在西方的歷史上是到了布爾喬亞階級出現後，才逐漸獲
得了所謂「獨立」的地位。某種意義上，藝術因此獲得了「尊嚴」，
但另一方面，這也是藝術在資本主義體系的分工中開始被邊緣化的開
始。頹廢派的企圖若只是單純的想挑釁布爾喬亞，接下來的各種前衛
運動便斷然有收復失土的大志。前衛向布爾喬亞要求的「還我生活」
。達達之要求從零開始，超現實遙指天際謂「生活在別處」，未來主
義勇於走入人群（俄國），或擁抱工業文明（義大利）——各家思維
深度或切入點容或不盡相同，但基柢處都是要毅然「告別布爾喬亞」
，迎向蒼茫但無邊無際的「生活／生命」。這就是藝術現代性的誕生
時刻。也是文學藝術與「革命」、「改革」或「抵抗」開始聯想的時
刻。
然而，任何抗拒都未必如想像中容易或片面，尤其對於一種生活
方式。前衛要將從生活中異化出來的藝術，在還諸生活時，所面對的
是一種已經改變的生活方式，而不僅只是布爾喬亞這個階級敵人。社
會革命的難度遠比挑釁布爾喬亞來得高。便何況俗世化的布爾喬亞社
會，對藝術隱喻耐性本就不足，前衛遂變成了菁英中的菁英了。一開
始的驚世駭俗，雖也嚇到了不少一本正經的布爾喬亞，但布爾喬亞的
商人本質，又豈會放過這些能讓布爾喬亞社會增加花絮的「驚世駭俗
」？
二十世紀藝術的基調：從傳統走向個人
十九世紀末藝術家所面對的新的生活方式，其中最切身的兩個成
分是市場機制與（布爾喬亞）現代性文化（modernity）。早期的「
藝術家」——從巫術時代到以王公貴族為「贊助者」的時代——一直
都具有相對穩定的社會地位。但在布爾喬亞的商業社會興起之後，藝
術家開始必須面對「市場」，甚至於「只能」面對市場，或面臨淘汰
（Face it or be effaced by it）——藝術家的困境可想而知。市
場使得創作者得面對來自「受眾」的強大壓力，但同時創作者對「受
眾」——尤其是閱讀者——的想像也因為市場的機制而開始無限擴大
。他必須要悖離市場原則，他所相信的藝術才能誕生；但同時他的唯
一受眾卻又似乎是市場本身。
更讓前衛無以為繼的可能還在於，布爾喬亞社會條件下的藝術家
與其環境（主要是城市）的關係似乎遠比前人密切、且糾結不清。於
是，十九世紀以來的作家與藝術家在面對布爾喬亞現代性時，都難免
繼承了現代藝術家之祖波特萊爾的態度，那就是，布爾喬亞現代性是
讓人迷亂的（intriguing）。藝術家便如波特萊爾所言，有如一個
「浪遊者」（flaneur），既厭棄布爾喬亞現代性，又不免為之目眩神
迷。在前衛之後逐漸穩定下來的「藝術的現代性」便是這樣的對布爾
喬亞現代性若即若離、既恨又有點無來由的牽連。
在這些條件之下，前衛的「再布爾喬亞化」是可以預期的。只是
這次大規模運動的挫敗，同時為二十世紀藝術的實際命運與虛妄自期
，設定了基調：從傳統走向個人。
藝術家具批判力的集團性在前衛運動後逐漸崩解
布爾喬亞藝術的出現某種意義上而言，是把藝術從宗教的傳統束
縛中解放了。但布爾喬亞社會的世俗束縛又再一次的圈禁了藝術。故
西方文化內部也幾次出現集團性的反擊，如浪漫主義、如前衛運動。
但隨著布爾喬亞社會的分工要求愈來愈細，人際互動的方式愈來愈複
雜，藝術家具批判力量的集團性也在前衛運動之後，逐漸崩解。某種
意義上而言，前衛運動可能是西方最後一波藝文界以強烈的集團性形
態出現。此後類似的「前衛」姿態在二十世紀雖仍一再出現，但個人
意義已大過集團意義；前衛也往往變成了一種形式的演練。
這裡所謂的集團性，主要是描述一種宏觀的、對人生有使命感的
藝術態度。透過這樣的集團性，藝術家不但宣示藝術須與生活結合的
看法，並且以行動促成其實現。但二十世紀以來，這種視野與企圖心
，逐漸為一種阿多諾稱之為「反面辯證法」的藝術觀取代。算是延續
了前衛的餘風，但其表達方式多半是個人的、甚至於是「獨白式」的
。這種轉變當然是環境使然，但其中的因素，仍以「市場」佔大半。
市場龐大的假象容易使人誤以為，進入了市場，就確保了藝術的影響
力。甚至以為在作品中有所「顛覆」行為，便可為人生革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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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norme bourgeoise, z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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