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方法論期中報告－關於周質平的《不思量自難忘》＞
台大歷史三年級洪弘毅
B88103051
這次報告選的一本書是周質平先生在１９９９年編譯的一本小冊子－《不思量自難忘》，這本書是繼１９９８年《胡適與韋蓮司－深情五十年》一書後，周質平教授再次利用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與北京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致韋氏的英文函件，一一編譯出來的。為什麼要選這本書當作讀後報告的文本呢？有以下幾個理由。
首先當然是因為個人對胡適有著極大的興趣，自從年幼讀了《胡適文存》開始，胡適之這個名字就在腦子裡飄遊不散。儘管研究胡適的資料汗牛充棟，然而這本小冊子不同於其他死梆梆的論文，是以書信的形式呈現的。因為是書信，基本上就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另一方面來說，一些對胡適的政治活動、社會活動的研究，因為有豐富的史料，而有了相當程度的呈現。胡適的感情世界，由於牽涉個人私密，加以鮮少的史料，往往流於八卦臆測，這批史料的出版，恰恰好彌補了此一缺憾。此外，在閱讀這小冊子的同時，觸類旁通的，我對歷史研究也有了一些比較清楚的看法，
思考了一些從未想過的問題，也可以算是閱讀的另一種收獲吧！
長久以來歷史學都是在所謂的「公領域」下存活的。對集體的認知往往重於個人，然而在認知的進行中，有所謂「方法論的個人主義」
，但多數歷史學者所做的往往是透過一種模糊的集體概念，來進行對集團的理解，這往往導致「誤置具體的謬誤」（ｆａｌｌａｃｙ ｏｆ ｍｉｓｐｌａｃ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ｎｅｓｓ）。我們清楚的知道，集團既然由個人構成，要探討一個集團，必然要有理解個人行為的能力。一個人不可能永遠活在公領域中，也存在有另一個私領域，一個人在私領域的行為對個人的影響絕不亞於公領域，然而歷史學常常甚至是有意的忽略了私領域的存在，或者承認他的存在，卻貶低的他的研究價值，
在此，我有意對歷史學的本質，及私領域的認知方式作一點闡述和說明。
哲學上有著一個重要的論證：你必須知道所有的事，才能完全了解一件事，因為事事都是息息相關的，這也就是說沒有人能真正的了解任何一個事件。
史學家透過史料，在私領域的探討上，周質平教授在他的序裡提到了一種「同情的了解」 ，如果按韋伯的分法，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所謂「同情的了解」建立在「擬情式的再體驗」 之上，這種再體驗的先決條件就是再體驗的可能性，「要理解凱撒，不必要成為凱撒。」狄爾泰敘述再體驗的可能性的時候，提到主客體的同質性：「歷史科學可能性的第一個條件在於：我自身就是一種歷史的存在，探究歷史的人就是創造歷史的人。」 ，在韋伯來說，這種理解被他稱之為「解釋性的理解」
，觀察者也是解釋者，並從某個特定的背景去看整個事件。這樣一來，進行純粹的客觀觀察便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一個人能脫離他自己這個觀察主體進行觀察，這並不是說史學家對史料的觀察就從此失去了意義。相反的，史學家從和史料不停的對話中，擴大了史料的利用價值，並開展了屬於自己的歷史意識。
假設我們把史料設定為全然豐富的資訊來源，當我們說我們能理解某些史料時，有相當程度的，我們只是做了選擇的工作。我們的理解不是一種理解，而是一種製造過程。套一段加達默爾的話：「在歷史思維的起源中我們已經看到，它實際上採取了從手段到目的的這種曖昧意義的過渡，意即它使本來只是手段的東西成了一種目的。歷史地被理解的文本實質上被迫離開了要說出真相的要求。由於我們是從歷史的觀點去觀看流傳物，也就是把我們自己置入歷史的處境中並且試圖重建歷史視域，因而我們認為自己理解了。然而事實上，我們已經從根本上拋棄了那種要在流傳物
中發現對於我們自身有效的和可理解的真理這一要求。就此而言，這樣一種對他者的異己性的承認－這使異己性成為客觀認識的現象－就是對他的要求的一種基本中止。」 詹京斯以為，歷史學的角色不是一們重建過去的工作，而僅僅是一門「展現自我意識形態」的知識 。
在現實世界中，物質的再造已經成為不可能了，但詹京斯卻認為精神或感受能力的再現是可能的，這是一種相當好玩的觀點。事實上，物質世界的再造是不可能的這個論證，因為我們有明確而充分的感官衡量標準而被確認；然而對精神世界的探索我們卻只能用感覺的，感覺判斷的衡量標準勢必只有相似性而沒有等同性。這無疑斷定歷史研究是難以用機械化的科學方法來進行的，說的更明確一點，史學方法並不是一種科學方法，僅僅是一種重造感覺或意識的過程。這時候經驗的積累就成了一種重要的工具，巴夫洛夫（Ｉｖａｎ Ｐａｖｌｖｏ，１８４９－１９３６）對狗
搖鈴給肉的實驗，恰巧證明了經驗的積累（再刺激），對感覺判斷的重要性。
周質平教授以為他能採取一種同情的了解，事實上那只是同於己情的一種了解，「當歷史意識把自身置於過去的處境中並由此而要求獲得正確的歷史視域時，歷史意識顯然正是在做與口試或醫師談話同樣的事。所以，正如在我們與他人的談話中，當我們已經知道了他的立場和視域之後，我們就無需使自己與他的意見完全一致也能理解他的意見，同樣，有歷史地思維的人可以理解流傳物的意義而無需自己與該流傳物相一致，或在流傳物中進行理解。」
換句話來說，歷史學者將自己當成是個醫生，藉著症狀來明瞭疾病的本質，但醫生看到的症狀是否就是疾病的所指，醫生明瞭的症狀是否就是疾病的表現，這都不是醫生自己可以確定的 。醫學所能做的只是不停的再實驗，擴大自身的視域，卻始終沒有確信的真理，如庫恩所言的，只是一種新的典範還沒有累積足夠的能量，沒有足夠多的異例能打破這個僵局而已 。
在現世的框圈中，人類被歷史創造也創造歷史，而歷史透過人的思考再進行改變，改變後的歷史再創造出一批新人，在這交替循環之中，並沒有所謂歷史的再現，也沒有歷史的存在，有的只是人不斷的思考，再思考。歷史只是先給定的一個名詞，沒有任何實質的意義。它沒有結構主義者所謂的「二元對立」，就感知來說，它還是個渾沌，真正表現出歷史存在的，是對歷史的理解。「理解本身表明自己是一個事件」，人類對已給定的認知才確定了歷史存在的意義，而它本身卻是一個虛幻的。
一個虛幻的存在，卻又創造出另一個虛幻。在歷史（虛幻）與現世（實在）之間，人類扮演一種轉換或補給虛幻能量的角色，因此有這種結構產生：歷史（虛幻）－人類－現世（實在），抽離掉人的角色，此一結構必會崩潰，也因此說，有人的地方才會有歷史，但歷史會不會創造歷史呢？答案是肯定的，歷史創造歷史的涵義是歷史透過人和歷史的聯繫，自現世取得轉變的能量，將原有歷史的框架擴大。事實上呢！歷史學是一種概括的學問，它涵蓋了現世，但也因現世而改變，如果畫個大圈代表歷史學，現世就是這個大圈中的小圈圈，人類呢？就是那個畫圈圈的，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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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只為了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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