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二、 史家與史實
三、 歷史理解
四、 形而上的歷史學
五、 歷史意識
六、結論
一、 引言
歷史的本質，長久以來被廣泛的討論著。對史學家而言，這個問題各說各話，並沒有一個共通的解答，甚至成為一種模糊的概念。在這裡，經由對史學上真理的探討，我嘗試著導引出歷史的本質來。
二、 史家與史實
在人類之中，有一群人，他們被視為真理的發掘者，並以此自居。在以前，他們是章學誠筆下的「通人」 ，狄多羅百科全書式的學者；現在，他們活在學院裡，孜孜於一篇篇規格類似的「學術論文」。或許他們不再是一個通人，但卻十足是一個專家的樣子，進行著一件件「學術研究」。從過去到現在，他們沒變的就是對「往事」的興趣。過去的史學家，很重要的一個工作是寫歷史 ；現代的史學家，最重要的工作卻是發掘歷史事實。歷史事實和史家間存在著一種奇妙的關係，如卡爾（E. H. Carr）所講的：
「歷史學家和歷史事實是互相需要的。沒有事實的歷史學家是無根之木，是沒有用處的；沒有歷史學家的事實則是一潭死水，毫無意義」
他認為歷史是在史學家和歷史事實互相作用下形成的，如他的名言：
「歷史是歷史學家與其史實間連續不斷相互作用的過程，是現在跟過去間永
無止境的對話。」
單就歷史事實和史學家間的關係進行考察，我們會發現，歷史事實本身並不存在，它之所以存在，是史學家讓他存在的：
「一件非歷史的事實將是一件沒有被思考過的事實，因而是不存在的，而誰也沒有遇見過一件不存在的事實。」
克羅齊（B. Croce, 1866-1952）這句話不多不少恰恰表明了歷史學作為一門
人文學科最重要的根本特性－即對象為人；書寫者為人；思考的主體也為人。在發掘歷史事實上，史家經常也必須扮演著主動的角色，如法國哲學家阿隆（Raymond Aron, 1905-1980）所說的：
「歷史展現出現在與過去的一種對話，現在採取並保持著主動。」
當我們普遍認同卡爾和阿隆的理論之際，更令我們好奇的問題出現了－「過去」是被動的，那他有可能回答「現在」關於它本質上的問題嗎？在思索這個問題的過程中，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給了我很有意義的一些啟發。在《存在與時間》一書中，海德格爾闡述一種「存在」（Sein）存在的可能性，人的存在（Dasein）只是暫時的，這種暫時性必須從時間上的觀念來看，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建構了一個時間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不停的證明自己存在，生命歷程形而上的意義即是不斷地驗證自身存在，人透過對真理的認知而達到此一境地。
海德格爾在人之上建構了一個絕對的，伴隨著人存在而存在的更高知覺，人在現世中探索著，希望找到一個絕對的真理。在探討美學上真理問題的時候，海德格爾指出「真理」（Aletheia ）一詞的意義是「去蔽」（Unverborgenheit）。相對於人類，每個物品中，也存在著屬於他們自身的「真理」，藝術作品作為被知覺物，其本身就是存在，人只是不停的知覺到它的「存在」而已，海德格爾在梵谷的《詩．語言．思》一書中，以梵谷的一幅畫中的鞋子為例，描繪了物之所以為物而存在的「物性」：
「從農鞋磨損的內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勞動者的艱辛步履顯現出來。這硬梆梆、沉甸甸的破舊農鞋裡，聚集著她在寒風料峭中運動在一望無際永遠單調的田壟上，步履的堅韌和滯緩。鞋皮上黏著濕潤而肥沃的泥土。夜幕降臨，這雙鞋底在田野小徑上踽踽而行。在這雙農鞋裡，迴響著大地無聲的召喚，成熟穀物寧靜的餽贈及其在冬野休閒荒漠中的無法闡釋的冬冥。這器具聚集著對麵包穩固性的無怨無艾的焦慮，以及那再次戰勝貧困的無害的喜悅，隱含著分娩時陣痛的哆嗦和死亡逼近的戰慄。這器具歸屬大地，並在農婦的世界得到保存，正是在這種保存的歸屬關係中，產生器
具自身居于自身之中。 」
海德格爾認為當對物品的描繪結束後，作者死亡了。留存下來的僅僅是藝術作品本身，而它之所以存在，正是因為存在的真理透過描繪「設置」（Setzen）於作品之中了，而藝術的本質應該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設置入作品」（das Sich-ins-Werk-Setzen der Wahrheit des Seienden ），藝術作品透過真理的顯現，完成一種普遍本質的再現 。人們透過對藝術作品的觀察和體會，重新發覺存在其中的真理，並將真理帶回到人們自身（dasein）之中。從邏輯學上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真理就是知覺與事物的一致」（adaequatio intellectus ad rem）
。把海德格爾在美學上對真理的理論結構套在歷史學上，很自然地就會得到一個結論：「史學上的真理，就是史家知覺與歷史事實本質上的相一致。」
三、 歷史理解
「我們知道，根據定義，歷史學者絕對無法觀察他所研究的事實。」
當我們再一次重閱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這段話，便發現一個現象：「相較於關於現代的知識，過去的知識必然是『間接的』。」 ，也就是說我們無法直接獲得歷史事實。史家和史實間，必定存在著一個媒介物－史料，所謂的「沒有史料，沒有歷史。」 ，說明了史料在歷史研究上的重要性。
我們或許該對史料的本質，進行一些考察。史料在史學上象徵著過去歷史事實的殘留，構成了史家和歷史事實間的鏈結。各種形式的史料：傳說、神話、文字記載、實物遺跡都是史料世界的一部分。如西方史學家說的：「環繞我們四周的，沒有不是往事痕跡的。」 ，「歷史學是一門人類活動之痕跡的知識」 ，史家「理解」過去，並構建出一幅過去的藍圖。在這裡，有必要對「理解」兩個字作更進一步的說明。
自狄爾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以降，我們便了解到歷史學和自然科學並不是同一樣東西：
「我們解釋自然，但我們理解精神生活。」
這種理解，肇基於人類對某一事物再體驗的可能性，狄爾泰敘述再體驗的可能性的時候，提到：
「歷史世界第一性的要素就是體驗，而主體在體驗之中，同自己的環境處於積極的、生動的相互作用之中。這種環境作用於主體，同時也受到主體的作用。」
講的更簡單清楚一點，史學家「理解」歷史，第一步就是把自己重新解消到歷史之中：
「歷史科學可能性的第一個條件在於：我自身就是一種歷史的存在，探究歷史的人就是創造歷史的人。」
也就是說，當史學家進行歷史理解時，是主客體一致。這種理解，照韋伯（Marx Webber, 1864-1920）的分類方法，是一種「解釋性的理解」 ，觀察者也是解釋者，並從某個特定的背景去看整個事件。但在歷史學上，理解並不能被認為是一種主體性的行為，而該被視為一種把自己放置在傳統過程中的行動。
史家透過史料，對歷史事實進行理解。對史家而言，史料是往事的痕跡，代表著一種過去資訊的叢集。在史家、及歷史事實間，史料是獲得真理唯一也是必需的一個工具。破碎的史料保存了過去種種微弱的訊息，然而此等微弱的訊息，並不足以透顯出所謂的「歷史事實」，真正透顯出歷史事實的，在於史學家自身的「史識」。
「所謂『史識』，是史學家的觀察力，亦即史學家選擇事實的能力。」
史料理解兩個基本該注意到的概念，除了史識之外，還包含隱藏在史識之後，所謂「視域」 的概念。史家理解歷史事實的時候，立足點的選擇是很重要的：
「當然，在歷史理解的範圍內我們也喜歡講到視域，尤其是當我們認為歷史意識的要求應當是從每一個過去的自身存在去觀看每一個過去時，也就是說，不從我們現在的標準和成見出發，而是在過去自身的歷史視域中來觀看過去，情況更是如此。歷史理解的任務也包括要獲得歷史視域的要求，以便我們試圖理解的東西以其真正的質性（Massen）呈現出來。」
從史料的選擇到視域的觀照，史學家顯現出對史實理解的熱情。
四、 形而上的歷史學
「在每一個標誌分明的轉變時代中，都存在著正在消逝的、習慣上是沉默的實踐與情感，也存在著行將到來的一種新的習慣綜合。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片無政府狀態的區域，或是一種正在消逝的危險，或者夾雜著衰頹的苦難與年青生命熱情漫長的紛擾。在我們對這些作用的評價中，一切都取決於我們批評的立腳點。換句話說，我們觀念的歷史導源於我們對歷史的觀念；也就是說，取決於我們自己的思想立場。 」
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如是說。當史學家白首經籍之中，對歷史進行書寫的同時，事實上他們正在遊戲，也正被玩弄著
。史學家蒐集各種有關過去的資訊，開始進行歷史書寫。史學家清楚地知道什麼是歷史－他自己所定義的「歷史」，知道他正在進行所謂「歷史的書寫」，他有他一套寫作標準，但是當你問他，什麼是歷史時，我們並無法從他腦中得到任何答案。或者說任何答案都是無意義的。歷史的主體並不是史學家們，歷史的主體是一件件已消失的往事。我們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史學家，歷史也不會存在。在時間軸上，一件件往事早已消失，史學家和往事之間並沒有直接的參與關係，也或許參與其中，但史家們始終表明了一種「它者」的立場 。
正因為這種「它者」的立場，使得現在和過去有了距離。對史家而言，歷史理解拉近了它們和過去的距離；歷史書寫展示了它們的成果。表面看起來，史學家似乎成功的脫離了「歷史」這個觀察客體，對史實有徹底了解的可能。然而，對史實完全而純粹的理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史學家從一開始便被限制在「過去」的視域中，觀照過去的事物。如雅斯貝斯（Karl Jaspers, 1983-1969）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文中所揭示的：
「自遠古以來，人類就試圖向自己描繪歷史整體」
一代接著一代，史家描繪出他們心中一幅幅歷史圖像。然而這種重複描繪的行為，並沒有達到真理所要求的條件－史家知覺與歷史事實本質上的相一致。
「在歷史思維的起源中我們已經看到，它實際上採取了從手段到目的這種意義曖昧的過度，亦即它使本來只是手段的東西成了一種目的。歷史地被理解的文本實質上被迫離開了要說出真相的要求。由於我們是從歷史的觀點去觀看流傳物，也就是把我們自己置入歷史的處境中並且試圖重建歷史視域，因而我們認為自己理解了。然而事實上，我們已經從根本上拋棄了那種要在流傳物中發現對於我們自身有效的和可理解的真理這一要求。就此而言，這樣一種對他者的異己性（Andersheit）的承認－這使異己性成為客觀認識的對象－就是對它的要求的一種基本中止。」
加達默爾對歷史理解的批判，點出了歷史主義者的窘境。史學家們並沒有辦法透過歷史意識認知到歷史事實的本質，只能藉此了解到歷史遊戲進行的方式。
「一切遊戲活動都是一種被遊戲過程」
歷史學如同遊戲概念一般，它的本質反映在史學家身上。史學家理解歷史事實的過程，有點像孔恩（Thomas Kuhn）在其名作《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書中對科學知識形成過程的假設：科學並不是客觀世界的反映，也不是純然虛構的。它是來自於一群擁有共同設定與規則來管理其論述的人所進行的研究；藉由共守的設定，用以相同的邏輯來研究自然界，因此能達致客觀。
歷史研究中，史學家們有所謂的「史學方法」，史學方法是一種共守的設定，它讓歷史學家不致偏離遊戲的根本目標－探求歷史事實。史學方法之外，史學家們還有更多且常被忽略的共守設定，如：時間、語言和文字。時間是常被運用的根本概念，我們不斷使用以致於誤認時間是真實存在的。事實上，時間這個概念僅存在人的腦子中，如同語言和文字一樣，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也同語言和文字一樣，跟現實世界有著某種的關聯性。高度的抽象性以及與現實世界的關聯性，成功地建構起史學家們內心的歷史學世界。
在史學家的歷史學世界和現實世界之間，克羅齊尋求一種契合，於是他喊出：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多麼響亮又驚人的口號，克羅齊不認為史學家理解歷史；取而代之的，史學家思索歷史。
「精神本身就是歷史，在它存在的每一瞬刻都是歷史的創造者，同時也是全部過去歷史的結果，我們對歷史思想的有效過程是不可能有任何理解的。所以，精神含有它的全部歷史。歷史和它本身是一致的。」
克羅齊意圖建立一個精神一元論的歷史，通過史學家的主觀來解釋歷史學的運作，他察覺到純粹的歷史理解是不可能的，但主觀的判斷是存在的。
史學家對歷史真理的獲得，奠基於從精神中體驗到歷史活動的可能性。如柯靈烏（R.G. Collingwood, 1889-1943）敘述克羅齊學說時所言：
「普遍的真理是因為能實現為某一具體情況才為真。普遍必然化身於個體之中，甚至表面上是絕對普遍的判斷，純為定義等還是有歷史的成分，有『此時』『此地』，因為定義是某一位歷史思想家為了處理某一時間引起的某一問題而發，同時，個別的或歷史的判斷不只是對某一事實或感覺基料的直悟或了解，而是帶有謂語的判斷。謂語是個概念。對於下判斷的人這個判斷只有一種普遍的理念；如果此人了解自己的思想，他一定能給予一個定義的那種普遍理念，因此判斷只有一種，他兼具個性與普遍性；說他具個性，因為他敘述事物的個別狀態；是普遍性，因為在敘述時是用
普遍的概念思考的。」
柯靈烏承繼克羅齊的說法，進一步推展他「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的學說：
「歷史思想的過程與歷史本身演化的過程是同質的，兩者都是思想的過程」
人類形而上思考的能力，讓史家悠遊典籍，神交古人成為可能。然而史家們普遍的概念，對事物個別狀態的觀察力又從何得來，這就是個有趣的問題了。
五、歷史意識
主客體一致是歷史認知上一個重要的特徵，當我們討論到認知，常會用到「意識」這個詞。「意識」一詞依韓佛瑞（Nicholas Humphrey）所講，是另一隻內在的眼睛（inner eye），即人能藉由經驗，學到啟發式的感受，知道該如何應變；並藉由監測，預知某些狀況下其他成員的行動 。如果把「意識」概念應用到形而上的歷史理論上，我們無法確定每個史家對歷史事實的意識是否是一致的，但我們可以確定史家間必然有著孔恩所謂的「共守的設定」。這些「共守的設定」並不是簡單地被設定，簡單地存在。而是一種糾結的、相互影響的機制。
人類行為的社會化歷程為此機制提供了最好的說明，從某方面來看，我們可以說人的學習性反應（learned response） 為共守的設定鋪造了其存在的可能性。交互確認(consensual validation)或許是「共守的設定」最初開始的一步。心理學家認為，因為所有的人類都有相同的感覺系統和神經系統的發展，他們在對現實的構建上有許多相似點。人們傾向於贊同一般共通的現實觀點，特別地在與生存有關係之物體和事件的意義上。他人肯定你的解釋，而你肯定他們的，因而增加了你們彼此在感覺上對自己的觀點之信心，這種見解的同意與互相肯定稱為交互確認。
史料和史實間存在著破碎而又貌似連續的關係。英國史家艾爾頓（G. R. Elton）曾說過：
「歷史研究就只有兩件事，一是找出那些是史料，以及這些史料正確的意思是什麼，如此而已。」
史料作為史家和史實間唯一的鏈結，不見得或是說完全不能包含過去歷史事件中所有的資訊，即使不多，但對史學家來說已經是個龐然大物了。史家需要一套認識歷史的方法，甚而是銓釋歷史的方法。經過史家對各式各樣過去資訊的選擇，種種交互確認的結果，漸漸地形成一套歷史學上普遍被認可的理論。所謂的「普遍」是指被大部分史學家所認可且遵守的遊戲規則。在意識的組成結構中，經驗佔了重要的地位。許多單獨的事件重複實行，以致人類錯認經驗是連續且可有效套用的一種概念。這種錯誤在史學上發展的結果，如韓培爾（Carl G. Hempel, 1905- ）所言：
「即使一個歷史學家打算把自己的研究限制在對過去的『純粹描述』上，力圖避免提供任何解釋及對有關事物和決定因素等的說明，他仍然不得不借助普遍規律。因為他的研究對象是一去不復返的過去，是不可能直接考察的，所以他不得不通過間接的方法來建立自己的知識，及運用普遍假設將現在的材料與過去的事件聯繫起來。這一事實之所以顯的模糊不清，其原因一方面是由於他們包含的某些規則是眾所周知，以至於人們認為完全必要被提及；另一方面則是由於人們習慣於將尋求過去知識的假設和理論視為歷史學的『輔助科學』。更為常見的是，某些歷史學家如果不是否
認，也是極力縮小普遍規律對於歷史的重要性，他們受到這樣一個觀念的支配：對歷史來說，只有『真正的歷史規律』才是有意義的。但是，一旦認識到歷史規律（就這一模糊概念的某種特殊意義而言）的發現不能使歷史學再方法論上自成體系而不必依賴於其他學科的科學研究，歷史規律的存在這一問題也就似乎失去了自身的意義。」
史學家期望在歷史的天地裡發現歷史普遍的法則，但是當此一理想不可行時，史學家便轉身向另一門學科尋求幫助。不管如何，這種過程都是一種尋求交互確認的反映。
當史學家獲得一種集體的交互確認（有點像康德的「主觀凝聚成集體主觀；集體主觀凝聚成客觀」的說法），他們便以此為真實的。並以此提出經驗法則，建立普遍觀察的一套方法，然而這種方法論的建立，並不是建立在絕對的真理之上－知覺與事物本質的一致，當然也滿足不了－史家知覺與歷史事實相一致的真理要求，而僅是一種多數人的交互確認系統，當進入此一系統後，你被教導如何作一個「史學家」。這系統似乎是封閉的，事實上，藉由「史學家」的加入，它對外敞開它的內容；經由史學家的意識，此一系統也像一個有機體般生活著。像一個活生生的人，他也有意
識。史學上的真理就是系統內的史學家和此一系統的意識得到交互確認，從而使兩方面都有安定的感覺。
六、結論
儘管史學上謀求對歷史事實知覺的統一，即便是他們有相同的共守設定，相同的理解模式，但史學家們仍然無法達到一種絕對真理的境界，史學家只是不停的進行一種指向他生命的運動，歷史事實－歷史意識－真理，三者的交互作用塑造了一個遊戲場。史學家在這遊戲場之中不停地意識到他自身的存在，而歷史也不停地意識到歷史的存在。史學家對歷史事實認知的不同，是因為對過去資訊選擇的不同。這種個人建構（personal construction）的機制，表現出每個史學家的獨特性格（unique personality）
。也確保了遊戲的多樣性和開展性。史學家們說的真理，是一種或然率組合的結果，當然，在交互設定的作用下，這種結果有相當程度的可預測性，但在現實世界的之中，並不存在著因果關係，和現實重疊的真理並不存在，真理只存在形上世界之中。
--
活著只為了活著......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twbbs.org)
◆ From: 61.30.4.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