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潤波口述棒球史(上)
曾文誠
05-15 20:37
「二次大戰後，那時我十七、十八歲由日本回台灣，一些學歷証明還有工作証明並沒
有跟著帶回來，所以沒有什麼工作機會，整天就是無所事是的東晃西晃。那時候蕭長
滾教練（前立德、榮工隊教練）和我舅舅黃皆得（1951年台灣第一次訪菲代表隊員之
一）是過去的投捕搭擋，而且和我父親也很熟，從我小時候蕭長滾就常到我家去走動
，於是看我沒事幹的樣子，就問我要不要到他的球隊打球，算起來是收留我，想想那
時候他經營的體育用品店，還收了不少沒工作想打球的孩子，也可以這麼說是為了我
們這些小孩子才搞了這麼支球隊，以當時一顆球就要二十幾塊的費用，組棒球隊實在
很花錢。」
「其實在此之前，小時候曾接觸過棒球，不過那是玩票性質的，不是很正規的參加球
隊，加上當時二次大戰時間，棒球運動在日本、在台灣都沒有受到太多的支持，因為
對統治的日本人而言，棒球是代表美國的『國技』、是敵國產物，當然就不太可能像
戰前那樣的大事推動，不過也不能說是全面禁止比賽，只能說對所有棒球比賽是睜一
眼閉一眼的態度，因為很難去禁止民間參與棒球運動，但大型、正式的棒球賽卻一天
天少了。即使日本本土也是如此，最有代表性的職業棒球，也在政府有意、無意間規
模減少了許多，而一些小規定也讓人有放不開手腳的感覺，譬如隊名不能用英文名，
而改成漢字，所以GIANT就成了巨人了，而背號也不再是123，而是壹貳參；好球的判
決也改成日文的『一本』；球場出現古代的日本武士旗；比賽中還手榴彈投擲競賽，
很多球員把手都搞壞了，這些種種都讓人有放不開手腳、棒球不再好玩的感覺。」
「但儘管如此，民間喜歡、愛打棒球的人還是大有人在，我小時候可以說就是在這樣
的風氣下接觸棒球。當時日本小孩和我們幾個台灣人，找塊空地，擺三、四塊磚頭，
就可以打起棒球來了。」
「那時候球具是各自想辦法弄來，而所有小朋友當中，只有我有一個捕手專用的手套
，所以他們打球就一定要找我，那時我差不多是小學四、五年級左右，其他人有的是
六年級、有的是已經唸中學了，當中年齡最大的是兩個日本人，一個唸高雄工業學校
、另一個唸高雄商業學校，算是大哥哥級的人物。總之，所有打球的小朋友我年紀最
小，個頭也最小，但他們每次打球卻一定非找我不可，就是因為我有一個捕手手套，
不過雖然找我打球，但每次都把我排右外野、第八棒，最無關緊要的位置。」
「我那個捕手手套是這麼來的呢？雖然已經是六十幾年前的事，但我現在還是記憶深
刻。那時候大概是小學二、三年級吧，有一天放學後我並沒有直接回家，而是一個人
在外頭亂溜躂，突然父親騎著腳踏車從我身後經過，只說了句：『上來』就叫我坐在
後座上，我那時心想完蛋了，放學不回家還在外頭玩，這才回去要被修理了。一路上
父子間都沒什麼交談，回到家中父親還是不說話就直接上樓，我愈來愈害怕，心想父
親大概上去找棍子準備揍我了，結果不久他下來，手中卻多了個手套、全新、美津濃
牌的捕手手套，父親只簡單說了句：『這個給你！』
「那時公務員一個月能領上一個百塊錢薪水，算是不錯的，一個只有日本人在用的美
津濃手套差不多就要五十塊左右，而父親卻肯花大錢買給我，我想他的作用只是在激
勵我打棒球吧，父親雖然是選手出身，但對於我走棒球這條路，並沒有任何的強求，
也沒有望子成龍，期望兒子在棒球界出人頭地的心態，而是用鼓勵的方式，看我會不
會因為多了個別人沒有的手套而對棒球有興趣。」
「小學就在這麼打球、玩樂、讀書中一天天過去，五年級要上六年級時，日本政府在
台灣舉辦日本海軍工員機校的考試，希望徵調台灣的學生到日本本土學習修飛機的技
術。在當時的學制是沒有所謂的高中，小學畢業後就升上五年制的中學，那時候報名
參加這種技校考試的學生都是很優秀的，因為從哪裡畢業是相等同於工業學校畢業的
學歷，而且是到日本去，因此吸引了很多來自全省優秀的學生報考。」
「我那時候其實是瞞著家人去報名的，當時父親忙著自己的事業，母親又已過逝，所
以自己想想就跑去了，如果我母親那時在身邊的話，我想她是不可能讓我去的，畢竟
一個十多歲的孩子跑到那麼遠的地方，媽媽大概都捨不得吧！就因為母親不在，等到
我考上，父親即使想阻止也是來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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