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龍，原名熊耀華，祖籍江西。
關於他的出生年代，至少有3種版本：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這個出生之謎，權當一個懸念，留給讀者去想像和猜測。他的出生地點：香港。
他的童年大致界於抗日戰爭時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間。可以說，他在一個獨特的時期，在一個獨特的地點度過了喧囂而動亂的童年。
用張愛玲的話來說，那是一個亂世。整個人類都似乎沉淪於毀滅的衝動，戰爭摧毀了一切的文明與寧靜的家園。張愛玲在1943年創作的《傾城之戀》中，對於當時香港的狀況有過生動的描繪：
從淺水灣飯店過去一截子路，空中飛跨著一座橋梁，攔了這邊的山。……牆是冷而粗糙，死的顏色。
那天是十二月七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炮聲響了。
一炮一炮之間，冬晨的銀霧漸漸散開，山巔，山洼子裡，全島上的居民都向海面上望去，說“開仗了，開仗了。”誰都不能夠相信。然而畢竟是開仗了。……巴而頓道的附近有一座科學試驗館，屋頂上架著高射炮。流彈不停地飛過來，尖溜溜一聲長叫，吱喲呢呢呢……，然後砰地落下地去，那一聲聲的吱吻呢呢呢撕裂了空氣，撕毀了神經。淡藍的天幕被扯成一條一條，在寒風中簌簌飄動。風裡同時飄著無數剪斷了的神經尖端。
那一年，古龍大約3～5歲，他是被抱在父母的懷中，還是被父母牽著小手，混雜在躲避空襲的人群中？這種恐怖的記憶，是否成為他後來創作的源泉之一？
至於香港，一個鴉片戰爭時期被英國人掠奪的漁村，一個三四十年代的繁華的都會，一個聚集了各種膚色與夢想的冒險家樂園。有一個1936年生於香港後來定居美國的詩人曾在回憶中這樣提及香港：
對於香港，我沒有什麼好說的。中國人奴役中國人。中國人欺騙中國人。接触的目光……要授給他們燃燒的汗，中風似的警呆；不安傳透他們的器官，血脈，毛管和趾尖……我們貧乏的力量再不敢在事務間作太熱切的旅行……不敢認知我們尚未認知的城市，不敢計算我們將要來到那一個分站，或分清我們坐臥的地方，我們什麼也不知道，我們只期待月落的時分。
（葉維廉）
這就是古龍成長的時空架構。這一切的一切，映射在他年幼的目光中，在這樣的年代出生、成長的人們，無疑與時代共同承受了人類史上難得的巨變與災難。生命在飄泊之中，生命在追尋之中。
也許，古龍小說中的兩種聲音與他生存的時空不無聯繫，一種聲音是對於“家園”的呼喚，另一種聲音是對於“希望”的呼喚。
家國已在望。 光明也已在望！ 希望永在人間！
1949年的巨變改寫了中國歷史。
國民黨潰逃台灣孤守一島；大陸上的共產黨帶給人民無比的理想與希望。許許多多個人的命運，因此而改變航向。大時代轉換中的人間悲喜劇，讓人不勝感慨。然而，畢竟，戰爭結束了，人們不必再去躲避無情的炮火，也不必淪落在荒山野岭。人們可以從容地建設自己的家園。
古龍隨著他的父母遷居到台灣。經歷了戰爭的噩夢，初享和平的氣氛，已是少年的古龍，本應沐浴在家庭的溫馨中。
但是，外面的戰爭結束了，家庭內的戰爭卻爆發了。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尤其是對於未成年的大多數人而言，家庭是港灣，父母是唯一能夠依靠的人。
父母在孩子的心中也是最神聖、最崇高的形像：他們無所不知，他們寬厚仁慈，他們堅定不屈。因此，沒有什麼比父母之間的離異更讓孩子感到寒心，感到夢的破滅。成人世界的神聖環都會因這種离異消失殆盡，使年幼的靈魂從此疑慮重重。
古龍的家庭并不貧困，他的父親曾擔任台北市長的機要秘書，無須為溫飽發愁。如果一切平靜如水，這該是一個平淡而溫暖的家庭，遺憾的是父母間的感情終究不能彌合，在不斷的爭吵中分道揚鑣。
古龍惶恐而不安地目睹著兩個親人的分离，他將憤怒與怨恨發泄在父親身上。於是，一場父子間的爭吵接踵而至，使這個失去了父母問情愛的家庭又失去了父子之間的深情厚意。倔強的古龍離家出走，過早地承擔了自食其力的艱辛。生存下去，成為最迫切的問題。天地之大，人海茫茫，卻常常找不到一個容身之所，也找不到一點點親切的關懷。他到處幫人打工，食不果腹，困頓潦倒。尤其在冬天，在寒風撲面的夜間，游蕩在街頭，無家可歸，仰望稀疏的星空、蒼涼的明月，等待黎明的到來，這樣的心情充滿了凄苦，卻也飽含著不屈的向往。如同他自己在作品《名劍風流》中
描寫的一個人物：
人生的痛苦，他卻已嘗得太多了。但無論如何，我還活著，我還年輕，世界這麼大，到處都是我可以去的地方。
在極度的痛苦中，希望更顯得誘人、美麗，她會使堅強的人更加堅強，更加勇往直前。少年的古龍，在一無所有，一無所靠中，已表現出了後來洋溢在他作品中的那種昂揚的人生情懷：永遠不絕望，永遠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更好，更有意義。
在朋友的輔助說明下，古龍在台北浦城街找到了一處小小的落腳之地，算作是自己的“家”。他一邊拼命打工，一邊又含辛茹苦地唸書，居然以一個流浪少年的身份讀完了高中和大學。
古龍讀書的成績還算不錯，并不因打工而有所影響，可見他天賦之高。他讀的大學是淡江大學，專業為英文。就在這期間，他閱讀了大量的歐美小說。
他對於文學的興趣完全萌發，不僅讀而且寫，成為地道的“文學青年”。
不幸的生活經歷，落寞的精神狀態，總是使一個年輕人傾向於文學的天地。因為在那一片天地裡，充滿了悲傷也充滿了愛，還有同情和美夢，那一片天地可以遮擋住現世的惡濁與慘痛。幾乎所有的“文學青年”對於“為什麼喜歡文學”這一問題，都可能回答：因為孤獨。
稿費制度是19世紀才出現的新事物。出版業的商業化使作家的寫作也沾染上濃厚的商業色彩。稿費的誘惑可能摧毀文藝寫作的美學品質，也可能促使文藝寫作的蓬勃興旺。此中利弊幾乎非語言所能講清。
與許多文學青年一樣，古龍在親手嘗試了寫作的甘苦并得到發表後，便明白了一個道理：寫作不僅可以抒發胸中郁結，還可以賺到金錢。
他的第一篇作品叫作《從北國到南國》，帶著憂傷的，抒情調子的中篇小說，發表在1956年的《晨光》雜誌上，他還寫了大量的詩與散文，但漸漸地，寫得更多的是小說。因為寫小說似乎更能解決生活上的需要。
他迷戀於寫作。迷戀是一種瘋狂，完全不顧及現實的條件。迷戀音樂、美術、文學的人，大抵被一般人視作愚狂，因為迷戀這些“玩藝儿”的後果常常只是：窮困。
大學畢業後，絕大多數的同學都愿意在政府或教育界謀一份穩定的差事，養家糊口，古龍開始時大概也有過這樣最正常的想法，也一度在台北美軍顧問團混得了翻譯這樣的職務。
如果他埋頭做下去，也許不會飛黃騰達，但至少不會為生活發愁。
但對於文學的迷戀，使古龍做著這樣的好夢：幽靜的小茅屋，竹林，小溪，陽光燦爛，在窗前或樹下、溪旁讀書寫文章。他喜歡的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是創造文字時的那種無限快樂。因而，出平常人的意料，他辭去了工作，在偏僻安靜的瑞芳鎮租了間房子，過起了自由寫作人的生活。
有一段時間，他過得清淡而充實。每個月都有自己的文字被印成鉛字，每個月他都可以到台北市去領取稿費。錢雖不多，卻也足以招待那幫狐朋狗友，大家相聚陋室，酒興飛揚，頗有“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的意境。
歡樂苦短。以純文藝作品謀生，用俗語“有了上頓沒下頓”來形容最為恰當，在瑞芳鎮的隱居生活中，古龍漸漸地感到生活的壓力越來越大。關鍵是錢，如果沒有錢，哪有什麼自由自在的生活。
現代文明蔓延全球，又有哪一方桃花源能供人擺脫一切的羈絆？在文明的社會網絡中，人無處可逃，他（她）只能憑著自己的能力，去為自己贏得一塊立足之地。
人類的青春情懷必然是文學的，恰如人們常說的：每個年輕人都是詩。當心靈未被污染的時刻，懷抱的只是對於美，對於善，對於真的無限渴望與追尋。生命可以犧牲，理想無法混滅，這是青春的詩情。
然而，日常生活的腳步日益迫近，生存問題的嚴峻往往會將曾有的五彩幻夢擊得粉碎。活下去，是唯一的愿望。所以，人們逐漸變得循規蹈矩，步步為營，走進了一座由經驗、常識、掩飾，以及不加拷問的接受所構成的監牢。人們在求生的過程中漸漸地放棄了許多美麗的東西。
作為一名文學青年，作為一名將自己的悲哀與憧憬寄託其中的文學寫作者，當古龍接受出版社的建議，轉向武俠小說時，他內心是有隱痛的。正如他自己所說：
因為一個破口袋裡通常是連一文錢都不會留下來的，為了要吃飯、喝酒、坐車、交女友、看電影、住房子，只要能寫出東西來，就要馬不停蹄的拿去換錢，要預支稿費。——為等吃飯——而寫稿雖然不是作家們共有的悲哀，但卻是我的悲哀。我相信有這種悲哀的人大概還不止我一個。《一個作家的成長與轉變》
這種文章為“經國之大業”與“為稻粱謀”之間的矛盾，一直困擾著古龍的寫作。但不管怎樣，1960年左右他轉向武俠小說寫作時，實際上已邁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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