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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社會科學陷入一種很不好的運作方式。一系列透過複雜的篩選過程所選出的受訪者
提供了各式各樣的資訊給高學歷且專業的訪問者。然而這些訪問者和社會各階級、世代、
性別、種族等並不相同,使得他們難以體會許多現實。於是一張張數百小時建構出來錯綜
複雜調查問卷被送到受訪者手中,看到「你是否做過行令人髮指的犯罪行為,請回答是或
不是」這種問題,受訪者自然回答不是,訪問者道謝後將問卷拿去用高科技的軟體做計量
經濟分析。
這個年代的問卷調查已經很普及了,但是本質卻令人擔憂。經濟學家在研究一些尷尬、不
道德、甚至違法的議題時所用的資料往往來自那些利益關係者。頂尖的世界組織如世界銀
行和國際透明組織所公布的資料也經常來自於賄賂者自己給的報告。複雜的統計方法,以
及對於賄賂者會誠實回答的天真假設,讓這些研究不堪一擊。
受訪者對於一些關於他人如何看待以及如何看待他人的問題,通常不會老實回答。例如,
男性比女性更會浮報性伴侶的人數。就算是一般庶務也是。19%的芝加哥人謊報持有圖書
館證(http://www.jstor.org/stable/2285297)。
在貪污的研究上,這些說謊的受訪者影響更鉅。Omar Azfar和我設計一套方法偵測哪一些
人會對於貪污的問題保持緘默。簡單來說,就是用一系列會喚起罪惡感的問題,看他們是
否誠實回答。這些問題類似於丟銅板,兩種答案都一定會出現。若受訪者在這種問題大量
說謊,那其他答案應該也不用採信。(http://www.jstor.org/stable/10.1086/592840)
我們在羅馬尼亞企業主管的研究發現有32%的受訪者保持緘默,10%可以明確被指出是誰。
在貪污的問題上,高達一半的人保持緘默,33%可以被指出。
我和世界銀行的Aart Kraay在隨後的研究中繼續改善這方法。我們的假設是,對於兩種問
題作答時會產生不同的緘默反應,一種是「你有貪污嗎」這種傳統問題,另一種是「若你
現在擲一個銅板正面朝上或你曾經貪污,請回答是」這樣隨機問題。隨機問題原本是要鼓
勵誠實作答,但結果卻意外產生了說謊和未說謊的受訪者不同的回答模式。當兩者合在一
起,我們可以找出哪些受訪者說謊。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281013)
世界銀行在對秘魯企業的調查套用我們的方式,而蓋勒普在10個亞洲國家的調查也採用。
在秘魯的調查只有50%誠實作答,使得真正索賄的數字至少要翻倍。在亞洲的調查,誠實
的受訪者在印尼有79%、在印度只有53%。這些都將大幅調整各國貪污的預測數字。
研究各國貪污的組織喜歡搞各種排名,而大眾媒體也樂於將這些資料拿出來比較。然而我
們的研究表明,由於不同的樣本有不同的說謊誠度,這種比較完全沒有意義。例如,傳統
的方法發現秘魯的小企業賄賂的機率是大企業的三倍,但我們的方法發現其實是六倍。
Arequipa地區似乎比首都利馬的貪污少,但我們的研究發現其實是利馬的三倍。跨國的比
較也會出現這些偏誤。我們的就發現印度的賄賂狀況更嚴重,而印尼則相反。
世界銀行、千禧年挑戰法人、美國國際發展總署等在決策援助時做的貪汙估算也是如此。
這些從不可靠的調查產生的貪污資料成為對抗貪污的政策與制度研究的來源。這對於經濟
發展影響重大,然而那些緘默的受訪者將造成重大決策的資料扭曲。學者必須正視這些已
經被嚴重低估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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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估貪汙:為何醜聞難以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