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是他一生事業的象徵，
也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奇跡。
任何一種成功，恐怕都是各種機緣湊合而成，有時候，刻意的追求常常達不到目標
，反而是無心插柳柳成蔭。
《明報》是金庸一生事業的象徵。
金庸當初辦《明報》，當然有著自己的理想，他希望能夠辦一張真正自由獨立的報
紙。不過，那種理想僅只是朦朧的模糊的，一旦操作起來，大概也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受制於變亂不已的社會局勢與讀者口味。誰敢說金庸一開始辦《明報》就已有了宏大的
計劃，卓然不凡的品味？
如果沒有沈寶新，《明報》會不會誕生並有日後的輝煌？金庸在異鄉遇上初中時的
同學沈寶新，不能不說是一種緣。人生如匆匆過客，多少種相遇只是剎那蒔花，轉瞬即
逝。青梅竹馬，勞燕分飛，再遇舊日夥伴，實是偶然中之偶然。不僅如此，那時的沈寶
新正在從事印刷業務，而金庸已先後在四家大報任過職，對經營報紙的門徑，相當熟悉
。完全可以想像這對少年時代的朋友在南國香江初遇時的那分激動。天作之緣，一拍即
合，他們決定創辦自己的報紙。
1959年，一份叫《明報》的報紙在香港註冊。公司註冊資金十萬元，金庸佔百分之
八十的股權，沈寶新佔了百分之二十。這樣的股權比例一直維持到九十年代。
「明」含有「明理」的意思，同時也象徵了光明的前途。金庸在《倚天屠龍記》中
，寫到了「明教」這麼一個組織。金庸與「明」字有緣。
金庸請了當時香港最有名的書法家王植波題寫刊名。這兩個題字沿用至今。
《明報》創刊初期，人手很少。沈寶新管營業，金庸負責編務，潘粵生作他的助手
。
那時候香港的報紙，大體有二類，一類是比較高層次的如《星島》、《華僑》、《
工商》等；另一類是低層次的如《響尾蛇》、《超然》等，以色情為招徠，迎合男性讀
者的低級趣味。早期的《明報》似乎取了一條中間路線，既有嚴肅正經的社評，也有軟
性香艷的小說。總的來說，以小說及趣味資料為主，每日出版一張，小報形式設計。
《明報》的銷量起初並不盡人意，有過一段相當艱難的時期，甚至面臨倒閉的危險
。據《明報》老職員回憶：「查先生那時候真的很慘，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
是跟查太太兩人喝。我們看見報館經濟不好，也不奢望有薪水發，只求渡過難關，便心
安理得了。」
那時，金庸住在尖沙咀，深夜下班時天星小輪已停航，要改乘俗稱「嘩啦嘩啦」的
電船仔渡海。如果要即到即開，船費要三元，否則就要等到有六個人登船才開航。那時
查氏夫婦寧願捱著冬夜寒風，也不願付包船費。
金庸與沈寶新硬是苦苦支撐下來，甚至不惜以典當來維持。他們確確實實將辦報作
為一項人生的事業去做，不願意半途而廢。
倪匡曾說：「《明報》不倒閉，全靠金庸的武俠小說。」這話很有幾分真。
當時金庸的武俠在《商報》上連載已擁有大量讀者。許多人為了看金庸武俠，便改
買《明報》。《明報》創刊之初，連載的是《神鵰俠侶》，發行量達到六千份。
但是，《明報》權威性的建立，恐怕在於它的新聞報道、時事評論和分析。而這，
卻離不開金庸以他本名查良鏞發表的每天一篇的社論。金庸的社論獨樹一幟，在讀者中
，尤其在知識分子中，享有崇高的聲譽。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事，香港人習慣性地想到，
看看《明報》的社論怎麼說。
每天一篇社論，幾十年堅持不懈，而且保持品位，試問天下能有幾人做到？
金庸的武俠小說打穩了《明報》基礎，加上沈寶新的經營手法，《明報》的廣告業
務穩步上升，雖未至盈利可觀，赤字卻已逐漸減少。報館維持下去已無問題，相比於那
些小報，銷量已算可觀，但比之於那幾張大報，仍是小兄弟。
正在金庸絞盡腦汁，思索追趕良策之際，中國大陸爆發了「大逃亡潮」。那時正是
1962年，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大批的大陸人湧到香港，造成動盪局面，成為熱門話題。
當時各大報都爭相採訪這段新聞，以《明報》的人力、物力，實難以與它們競爭。
於是，金庸在社評中大做文章，對於此事發表了與眾不同的看法，引起了讀者的注
意。
以《大公報》為首的幾家大報，對於金庸的觀點進行了抨擊。《明報》當然不示弱
，你來我往，一場激烈的筆戰引得讀者大看好戲，欲罷不能。本來並不怎麼著名的《明
報》在筆戰中人人皆知，而更重要的是，金庸的社論引起了高度注意，不管贊同還是反
對，誰都無法忽視它的存在。
這次筆戰後，《明報》擴展至兩大張，形成了中型報紙的規格，同時也有了盈餘。
可以說如果沒有「逃亡潮」，也許就沒有《明報》後來的發展。
差不多同時，《明報》與《大公報》又有一場火藥味更濃的論戰。那年，中國大陸
出於戰略上的考慮，研製原子彈等核武器。金庸對此事持不同的看法，他以為強國在於
親民，現在人民窮得連飯也沒得吃，實在不該去發展核子武器。這種論調顯然帶有書生
氣，並不完全站得住腳，引起了《大公報》的猛烈抨擊。
越爭論，《明報》越出名，銷路越上升。難怪有人說，《明報》能在報界站穩陣腳
，實拜《大公報》所賜，真可謂「謔而虐」也。所以，對於你的敵人，最好的辦法是沉
默，是冷漠。在指責別人的同時，常常是幫了別人的大忙。
《明報》的成功與金庸的善用人才也是不可分割的。六十年代的《明報》，人才薈
萃，令人神往。
《信報》老闆林三木就是在那個時候加入《明報》的。他先在資料室做資料員，受
到金庸賞識被派往英國學習財經，返港後任《明報晚報》的副總編輯。以寫中國新聞見
稱的丁望是資料室主任，丁望那時被視為中國問題的專家。現時《成報》總編輯韓中旋
與小說家江之南那時是《明報》的編輯。曾以散文廣受歡迎的張君默是《明報》的記者
。創辦《新夜報》，其後又回到《明報》出任總編輯的王世瑜，那時是校對兼送稿。胡
菊人也是此時加入《明報月刊》的。女作家亦舒也在《明報》當過娛樂版記者。另外還
有簡而清的馬經、狗經，等等。
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也為《明報》提供了大顯身手的機會。《明報》開闢了
「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關大陸的消息。那時的中國，非常神秘，外界很難他瞭解
她的情形。「北望神州」版正好滿足了許多人的需求。正是在「文革」中，《明報》成
為報導中國消息的權威。
基於大陸「文革」對於文化的瘋狂摧殘，金庸於1966年創辦《明報月刊》，旨在於
海外保留一個延續中國文化的地盤。它的目標是非牟利的，虧本也在所不惜。金庸自任
月刊總編，禮聘許冠三、司馬長風兩人選稿，編輯則有王世瑜與黃俊東。初期所刊的文
章，尺度很嚴，走的是純學術路線。後來胡菊人出任總編，長達十三年。胡菊人將月刊
經營成一份綜合性的高水準讀物，形成了一個高級學術刊物的形象，在香港沒有第二家
。
1967年，金庸本人及《明報》都面臨嚴峻考驗。「文革」的極左思潮蔓延到香港，
引起不小的鬥爭狂潮。金庸也被當時的「左派」視作「反動派」，要「鬥垮斗臭」，並
公開威脅要「消滅」他。《明報》在這個風雨飄搖的日子中自然受到衝擊，「左派」的
騷擾包括寄上土製炸彈，煽動《明報》內部員工「起義」，及派人襲擊報社等。然而，
就是在這種衝擊中，《明報》的銷量從「文革」前的五萬份激增至八萬份，真可謂因禍
得福。
金庸曾回憶道：「我當然有些擔心，但我寫武俠小說的主角都是大丈夫，到了這個
關頭一定要堅持到底，沒有退縮餘地。要麼就只有謹慎行動，非必要也不會外出。」直
到「文革」結束，金庸所受到的威脅才徹底消除。
1967年的暴動引起香港社會人心惶惶，不少人因擔心前途而移民國外。金庸也不能
不考慮《明報》的前途，他早在1966年已到新加坡視察，並在當地籌備出版一份《新明
日報》。他當時的如意算盤是，萬一香港的出版業務出了什麼岔子，便可移師新加坡再
幹一番事業。怎料人算不如天算，由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政治分家，導致《新明日報》
亦一分為二，加上當地對辦報限制多多，使得金庸意興闌柵，最後將絕大多數股權出售
與當地合作的投資者，重回香港專心發展。
1968年，他辦了《明報週刊》，雖非香港的第一家週刊，卻經過數年發展，成為娛
樂週刊中的佼佼者。週刊本是報紙為激發讀者的興趣，作為附贈品送給讀者的。但金庸
卻大膽地提出，週刊的內容裝潢加以改革後，可以定價發行。許多人表示反對，以為這
樣會失去讀者。
金庸卻說：「我們可以加多一些彩色，內容走一些較適合家庭婦女們看的軟性文章
路線，我想是會有銷路的。」
這樣，《明報週刊》便出籠了。
第一任主編潘粵生成績平平。第二任主編雷坡銳意求新，作了不少改革，大大刺激
了銷路。
雷坡改用女編輯、女記者，因為女人較瞭解女人。他還策劃了一次爆炸性新聞，便
是「香港小姐何秀汶情書」，哄動香港，令週刊的數量一下子增加了好幾萬份。
何秀汶是影星陳百祥的女友。那時陳百祥還未成名，跟朋友組織了一支樂隊在夜總
會表演。他是標準的花花公子，何秀汶只是他女朋友中的一位，那篇情書據說是寫給他
的。
《明報週刊》靠何秀汶擴大了銷路，雷坡快馬加鞭，千方百計發掘新聞，廣交男女
明星，屢屢爆出娛樂圈內精彩的內幕。讀者也越來越多。
除了《明報》（日報）、《明報月刊》、《明報週刊》外，明報機構尚有一份《明
報晚報》。金庸還成立了明報出版社與明窗出版社。1987年，又成立翠明假期，經營美
加、澳洲及歐洲的高級旅遊業務，使得明報集團的業務多元化。
金庸一手創辦的《明報》企業集團，經過三十多年不斷發展，已由一家報社擴展成
兼營出版、旅遊、印刷以至地產的多元化企業。《明報》銷量高達十二萬份。1989年「
北京政治風波」前後，銷量一度突破二十五萬份，達到歷史最高水平。《明報週刊》則
達到三十萬份，執香港娛樂週刊市場之牛耳。
明報集團90年度的盈利高達七千萬元，到91年度接近一億元。金庸個人的財富估計
已超過六億元。1991年《資本》雜誌編輯《九十年代香港華人億萬富豪榜》，金庸名列
第六十四，沈寶新則名列一百一十二位。
金庸從七十年代開始，成為政治圈中的重要人物。他曾應邀加入廉署社區關係處市
民咨詢委員會，因而與首任廉政專員姬達接觸頻繁。姬達向當時的港督麥理浩引薦金庸
，就中國問題提供意見。1981年，英女皇授予他ＯＢＥ勳銜，又獲香港大學授予名譽博
士與名譽教授。柴契爾夫人首度訪華，為香港問題會談與中國磋商，經港時麥理浩安排
金庸單獨會晤柴契爾夫人四十五分鐘。他出任過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改制小組召集人，曾
三次北上，會見過鄧小平、胡耀邦和江澤民等許多中國最高層領導人。
倪匡嘖嘖稱讚：「查良鏞是中國五千年來第一個致富的知識分子。除了傳說中的陶
朱公外，能夠同時成為大儒和富翁實在絕無僅有。做生意當然會惟利是圖，但這不一定
會與良知發生衝突，因為賺錢不是壞事，做好事也可以賺錢。查良鏞是一個有知識和商
業才能的人。」
王世瑜談及《明報》的成功，說：「《明報》的成功，可歸功於查良鏞個人的遠見
。由早期以武俠小說的金庸作號召，邁向六十年代以政論聞名的查良鏞年代，以至目前
上市以企業手法經營《明報》，查良鏞成功地將《明報》塑造成一份備受知識分子尊敬
的報紙，可見他的高瞻遠矚。」
金庸接受記者採訪，談到辦報時說：「一個人一生所作的事業，不論大小，總應該
能令自己回想起來感到欣慰。當然這是一個目標，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不過總得盡
力去做就是了。所以，辦報紙也應該辦一份最好的報紙。這當然也是每個人的理想。」
這就是金庸的事業心。正因為他如此執著地走向自己的理想，他才取得了如此的成
功，成就了如此輝煌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