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是2000年春臨時湊起來的，應付當年秋杪冬初在北京大學舉辦的金庸小說
國際學術研討會。2002年11月論文集出版（北京大學出版社）。當時的金庸傳記還不算
多，2003年把它貼到網上的時候，多了幾種，於是在文前加了一小段引子：「這是兩年
前的舊作，曾於2000年秋在北大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交流。在近一年的時間
裡，市面上又陸續出現了三種新的金庸傳記（孫宜學：《千古文壇俠聖夢──金庸傳》
，團結出版社，2001年１月；彭華、趙敬立：《揮戈魯陽：金庸傳》，江蘇文藝出版社
，2001年３月；艾濤：《金庸新傳》，山東友誼出版社，2002年１月），披閱之下，意
外地發現這篇速朽之作還有發揮餘熱的價值，許多批評竟也適用於這三種傳記。或者說
，是這三種傳記，使這篇舊作苟延殘喘了。」
再後來，2004年本科文憑終於混到手，自學考試論文又在此基礎上增訂成《金庸傳
記述評》，主要加了一些對傅國湧《金庸傳》的看法，後來發表在《江蘇教育學院學報
》2006年第６期上。一雞多吃，此為榜樣。
文章一開頭就批評了施愛東兄的觀點。有意思的是，那次會議正好就是施兄住一個
房間，見了面一起去附近的飯店吃麵條。吃著聊著，忽然想起來了，對施兄說：「我那
文章一開頭就批評你了呢！」施兄愕然。我講了一下，他說：「啊，那個，修訂版我已
經改掉了。」然後大笑。後來施兄北上從事博士後研究，多年沒有聯繫，不知近況如何
？
對金庸生平研究的幾點思考
嚴曉星
曾有兩種批評金庸的聲音，雖屬小小誤會，卻引起我的久久思索：一是某君不喜《
笑傲江湖》中「桃谷六仙」「長篇累牘地賣弄」口才，「覺得金庸在湊字數賺稿費」；
[１]一是有人對金庸在冷夏《文壇俠聖：金庸傳》「都出版了四五年了」才否認冷夏的
採訪表示「不嫌太遲了嗎」。[２]其實，《笑傲江湖》最初就發表在金庸自辦的《明報
》上，他有必要費盡心機地去賺自己的錢嗎？如果是「湊字數賺稿費」的創作態度，他
後來又怎麼可能盡十年之功修改舊作，精益求精？至於金庸對冷夏《金庸傳》的批評，
我所見的最早公開發表的文字資料在1997年春，[３]此時距冷夏《金庸傳》在兩岸三地
印行約兩年許。以上兩種批評的失誤似乎不值一駁，但都充分凸現了當前金庸研究領域
的薄弱地帶：金庸生平研究存在著巨大的空白與顯著的不足，甚至連研究者與有志於此
的熱心人士也缺乏基本的資料儲備。與風光熱鬧的金庸小說評論相比，這一地帶便愈見
貧瘠，委實乏善可陳。若以所刊專著代表各自成果，彼此「映照」一番，生平研究類的
著作（傳記或「準傳記」）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質量上都處於絕對的劣勢則毫無疑義。
[４]因香港印行的《金庸與倪匡》、《金庸傳說》、《金庸與報業》等著作一時無緣得
見，現僅就內地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三種傳記／準傳記《俠之大者──金庸評傳》[５]
、《文壇俠聖：金庸傳》[６]、《金庸傳奇》[７]談幾點想法，分析其共有的缺失。
首先，由於作者的寫作態度極其馬虎，學力有限，既不充分利用現有的基礎材料，
也沒有挖掘新的材料，考辨更無從談起，導致了敘述中存在大量的史實謬誤。比如，《
文壇俠聖：金庸傳》根據「1972年封筆」、「十年修訂」的印象，想當然地將金庸修訂
小說的期限定在1972～1982年間。[８]《俠之大者──金庸評傳》在頁25、頁 159分別
提到金庸的生年，一說是1925年，另一說是1924年，而對此竟毫無說明，迴避矛盾。三
本書都談到金庸參與上海《大公報》招考，從三千人中脫穎而出，這「三千人」的數字
無疑是誇大了的；即使如其他一些書中所說的 300人仍然過甚其辭。[９]據當時《大公
報》內部刊物報導，實際是 109人。[10]書中還列舉金庸在長城電影公司時參與編導的
影片，從這些影片的攝制時間來看，顯然將不少金庸進入「長城」之前的編劇作品也算
進去了。[11]另外，羅孚請梁羽生寫武俠小說的年代[12]、「香港式文化大革命」（即
「六七暴動」）對金庸的生命威脅[13]、金庸在杭州《東南日報》時汪遠涵的職務[14]
等一系列問題，舉不勝舉。筆者曾寫過《〈文壇俠聖：金庸傳〉指謬》一文[15]，談到
一些其他情形，此處便不作贅述。
其次，對金庸生平的敘述存在重大遺漏。不全面地瞭解一個人的歷史，就無法全面
瞭解一個人思想、感情、個性、行為。重大事件的缺席往往導致疏遠真相、片面理解的
後果。
因此，在閱讀上述三本書時，我常常有這樣的遺憾：金庸家庭情況的簡略使我們無
法確切瞭解金庸最早的成長環境；中學畢業後在湘西生活的缺失或語焉不詳使我們無法
看到少年金庸深入民間、自力更生的生動的一幕；三次婚姻的空白使我們無法瞭解金庸
的情感世界，還有《明報》創辦、發展中第二位夫人的辛勞與貢獻；對長子自殺直接導
致皈歸佛教的迴避，使我們無法進一步探求金庸的心路歷程；即使是寫到的金庸作品，
也是無法代表金庸成就的全貌的，除了小說集、《獻給投考初中者》、《三劍樓隨筆》
、《香港的前途》，竟從未提《中國民間藝術漫談》[16]等其他著作，更別說《中國震
撼著世界》、《朝鮮血戰內幕》、《人類的前途》[17]等翻譯作品以及另外的英文作品
了。再次，僅僅滿足於浮光掠影的敘事，缺少對金庸精神世界的追尋與把握。
優秀的傳記，應能在敘述傳主行動的同時，與其精神世界融為一體，為其行為找到
來源與歸宿，從而揭示出豐滿的形象、豐富的個性、豐厚的背景。所以，傳記作者首要
的便是瞭解對象，熟記材料，深入其內心。但是這三本書都做不到這一點。
在我看來，不能忘情於政治，是金庸貫穿一生的信念。當然這種不能忘情是表現為
不同形式、不同特點的。金庸雖然出生、成長在「地主和銀行家的家庭」[18]，但其內
在卻是傳統士大夫精神的，有著儒家以天下為己任的入世情懷。他「積極關心世務和大
眾」[19]，自有其政治理想，所以他才會在1950年赴京求職。這次求職的失敗，意味著
他直接參與政治的破滅。其後，他的政治情懷就迸發在社評與小說之間。社評的影響是
在政治範圍之內的，他濃厚的民本思想、愛國信念決定了他的政治態度。他的小說大多
是反映了對理想政治的追求、對政治異化人性的厭惡、對政治人物的批判、對政治現實
的失望。他甚至明確地將《笑傲江湖》標為「刻畫政治生活」[20]註明《鹿鼎記》構思
與「文革」、文字獄的密切關係[21]。陳平原先生曾將金庸定位為「有政治抱負的小說
家」[22]，是知人之評。在金庸的世界裏，小說與社評以時政為橋樑，形成了互動的關
係。一方面社評的寫作給小說提供了更多的素材，進一步加深了對政治、人性的認識，
一方面小說成為社評之外金庸的另一個傾訴空間。在特定的條件下，二者又與金庸個人
的處境糾纏在一起。1967年金庸因在社評中抨擊極左人士的立場而生命受到威脅，這時
候他引以為榜樣的，竟是自己小說中的英雄人物。[23]其後金庸訪問台灣和內地，殷殷
於國事，參加香港基本法草委會，以及後來的香港特區預委會，都可在他的政治情懷中
找到答案。
《俠之大者──金庸評傳》、《文壇俠聖：金庸傳》、《金庸傳奇》的作者在這方
面缺少把握，金庸的面貌便相當模糊。內地出版的描述金庸生平的著作，另外還有《金
庸智慧》[24]、《武林文宗？金庸》[25]兩種。《金庸智慧》一方面另組浮誇語言，大
量抄襲《文壇俠聖：金庸傳》，一方面輯錄增補了一小部分報刊內容；《武林文宗？金
庸》因為篇幅太小，限制了作者才能的發揮，且在敘述金庸生平時襲用了不少《文壇俠
聖：金庸傳》、《金庸傳奇》的錯誤。鑒這兩本書與上述三種傳記／準傳記存在的因襲
關係，因此並不將它們放到一起加以評論。但是，它們的缺陷是相當相似的。
其實，將僅有的這幾種金庸傳記／準傳記視為「生平研究」，還是一種較為寬泛的
說法。因為稍稍嚴謹一些，我們將不得不面對一種尷尬：現有這些傳記／準傳記僅僅流
於一般性的介紹，距離「研究」相去尚遠，或者說，處在生平研究的「初級階段」。真
正的金庸生平研究還沒開始，在金庸小說風行天下近半個世紀時拾起這個話題，多少有
點掃人興致。
掃興之餘，我們又常常面對這樣的現象：有關金庸的話題總被身邊的人提起；根據
金庸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在好多個頻道中源源不斷地推出；金庸即使僅是發表一篇文章，
也會被冠以「封刀二十餘年，金庸再度出山」之類誇張的標題加以報導；金庸的一言一
行往往在報紙「娛樂版」上佔一個重要的位置……彷彿另有一種繁榮。從這種「繁榮」
裏，凸現了大眾意識的金庸的形象。我們當然可以說它是虛假的，是膚淺的，是誤讀的
，但卻又不得不承認金庸的一生的確存在這樣的基礎。
在大多數人心目中，金庸是個寫了好多本好看的武打小說（還不是「武俠小說」）
的作家，據說很有錢，從前在香港「反共」，現在又「親共」了，還跟一位大牌女影星
有秘聞，離婚幾次，近年有人把他捧得很高，快趕上魯迅了，還為他打過幾場大筆墨官
司，他也打了幾場真官司……這裏面暴力、金錢、是非恩怨、美女、感情、名譽地位，
世俗的光榮與夢想、刺激與趣味一應俱全。有這樣一種認識層次在，產生上述幾種存在
重大不足的傳記／準傳記非但毫不奇怪，而且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幾部傳記／準傳記的重大不足形成的第二個重大原因完全在作者本人。動機、態度
之不純正與學力之不逮這兩點在做學問時只要沾上一點即成致命，如果同時兼備呢？
關於這兩點，上文已經談過一些，這裏還可以補充幾點。冷夏先生在短短幾年內，
出版了《一代賭王──何鴻燊傳》、《世界船王──包玉剛傳》、《文壇俠聖──金庸
傳》、《霍英東傳》（上下）等多部大亨傳記百餘萬字，他怎麼可能潛心研究傳主生平
，詳實考訂史實，深入挖掘資料？金庸談冷夏寫的自己傳記說：「作者態度十分草率，
只不負責任地抄錄一些已發表了的二手資料，拉雜成文……」[26]「……對我個性半點
也不瞭解之人，居然來寫我的傳記，目的只是想利用我的名字而已。」[27]對其寫作目
的與手法可謂一語道破。
還特別值得一說的是《金庸智慧》。此書明攻暗取，大量抄襲《文壇俠聖：金庸傳
》，改用一種浮誇、大量分段的文體來敘述，其間諛詞滾滾，不可勝數。而且，即便是
抄書，也抄出了錯誤。《文壇俠聖：金庸傳》第17頁：「1937年，查良鏞13歲，就讀於
浙江省立嘉興中學。剛讀完中學一年級，日本發動侵華戰爭。」這一節不能說有錯，但
語意含混不清。金庸是1936年12歲時上中學的，次年初一剛畢業日本侵華戰爭即開始。
上面的表述最好將「就讀於」改成「在」，再將第一個句號刪去，才不發生誤會。但《
金庸智慧》不管這些，第53頁：「1937年，金庸13歲，他告別了小學時代的生活，以優
異的成績考入了浙江省第一流的中學浙江省立嘉興中學。」接著是兩節空洞的文字，再
下面：「金庸在嘉興中學讀完中學一年級，時值整個中華民族面臨危機和浩劫，日本帝
國主義發動了罪惡的侵華戰爭……」不知道「作者」想過沒有，照他這麼寫，日本侵華
是1938年才發動的了？如此的態度與眼光，作品之優劣也可想而知。
金庸的豐富經歷與其多重的身份、跨領域的成就，一如他的小說，具有「橫看成嶺
側成峰」的多重理解、多面欣賞的特性。所以，從人情的角度講，應該可以理解和寬容
世俗的金庸「繁榮」現象，但站在學理的立場上，又很難容忍世俗以及應運而生、以研
究名義出現的粗製濫造的金庸傳記／準傳記，特別是現今這種所謂「繁榮」已在一定程
度上嚴重影響了本來可以開展起來的、甚至開展得很好的真正的金庸生平研究。
在我看來，這種消極因素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金庸形象的誤讀、歪曲、片面
化消解了金庸、金庸小說的獨特價值與嚴肅內涵，習慣了獵奇的心理與看熱鬧的姿態不
利於金庸研究的深入與生成正常氛圍。拿我個人的閱讀經驗而言，如果在我沒有熟讀金
庸小說、掌握了一些金庸生平材料之前讀到《金庸智慧》，金庸先生很可能被我無辜地
歸到不喜歡的作家中去。再如，現在大肆討伐金庸的諸公大多沒有認真讀過金庸小說卻
口誅筆伐得義正詞嚴樂此不疲，他們還不是憑著些老經驗再通過上述「繁榮」景象來瞭
解金庸的嗎？更有甚者，看的是港台濫片，板子卻揮向金庸小說，這一現象的確耐人尋
味。
其二，較有價值的文章發表，也會淹沒在過分「繁榮」的環境中，無法體現其影響
，推動研究。比如金庸在《東南日報》的工作，許多書都是一筆帶過，但在浙江文史資
料第61輯《老報人憶〈東南日報〉》中卻有多處生動的回憶。《文壇俠聖：金庸傳》中
關於喬冠華、楊剛職務的失實記載，《羊城晚報》曾刊出《誰勸金庸重返香港？》加以
批駁。[28]但這些重要的研究資料、線索，都沒能引起人們的重視。這是一種真正的困
境。
寫到這裏，我們不得不面臨兩個問題：第一，金庸生平研究的價值與意義何在？第
二，金庸生平研究怎樣才能走出困境？需要做些什麼？
研究作家生平對研究其作品的意義自不待言，所以，金庸生平研究的首要價值當然
與其小說家的首要身份與小說的首要成就密切相關。如今金庸小說研究已有較多高水平
成果收穫，但要求得進一步深入，在一定程度上似應求助於金庸生平研究的發展。知其
人而反觀其文，視野必然更見開闊，而且會顯現出更縱深的發展空間。我在精讀金庸小
說與瞭解金庸生平的過程中，對此就有很深的體會。
舉個重要的例子。在《神鵰俠侶》與《笑傲江湖》之間，金庸創造了一系列超越一
般意義的「正邪」的人物。楊過曾叛出全真教，一度不顧民族大義，投到蒙古南征軍中
效力，還圖謀刺殺「俠之大者」郭靖，已很難以一般意義上的正派人物去界定。《笑傲
江湖》則以令狐沖、劉正風、岳不群等人為代表，更猛烈地衝擊了一般意義的正邪之分
。在《神鵰》、《笑傲》之間，還有在正邪間「無心插柳柳成蔭」的張無忌，遭受命運
捉弄被正派人士逼得走投無路的蕭峰等形象。
那麼，金庸為什麼會對「正邪」這一主題投入如此之多的思考？為什麼會一再重現
這個主題？將這幾部小說創作的時間段內金庸的經歷對照來看，就會發現它們處在一種
彼此呼應的狀態之中。金庸因不滿於左翼陣營內部教條主義的束縛而自立門戶，創辦《
明報》，《神鵰》就開始連載於《明報》創刊之日；《倚天》開始寫作不久，《明報》
經歷1962年逃亡潮報導事件，與左翼陣營顯示了差異；《天龍八部》寫作期間，《明報
》又經歷了1964年因核爆問題與左翼報紙的筆戰，完全走到了舊日陣營的對立面；《笑
傲江湖》寫於「文革」之初，《明報》已旗幟鮮明地表示了反對「文革」的立場。這個
過程，正是金庸生命中一段極其重要的心路歷程。他是以個人的經歷為切入點，與時代
背景融合在一起，堅持獨立思考，將所思所感自然流露在小說創作之中。他在描寫個人
心理時，無所歸依的邊緣感、孤臣孽子的悲愴感、天地一人的孤獨感，都是相當逼真、
深刻的，因為這都是作者親身的感受。他在寫這些人物、這些情感的同時，也寄托了欲
說還休的潛在期望：有解釋，有呼喚，有自勉……尚在左翼陣營的梁羽生作為一位深知
內情者也感受到了，因此在1966年寫的《金庸梁羽生合論》中不僅敏銳地覺察到了金庸
小說向「正邪不分」方向的轉變，還特地談到《天龍八部》裏蕭峰在聚賢莊與往日兄弟
乾杯斷義、展開生死搏殺一節，並站在當時的立場上說：「讀者甚至會有這樣的疑問：
『作者是否要借聚賢莊中的酒杯，以澆自己胸中的塊壘？』」[29]不瞭解金庸的經歷，
誰能從這杯酒裏看出這麼豐富的內涵？
金庸生平研究的第二個價值表現在：金庸跨領域與多方面的成就與影響，使其生平
本身具備了獨特的研究價值。
從報人、政論家的身份而言：金庸的青年時代有過在《東南日報》、《大公報》、
《新晚報》任職的經歷，而且還見證了《大公報》由「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到獲
得「新生」的過程；從辦報宗旨講，《明報》的創辦，可說是連接了斷絕十多年的舊《
大公報》之風；《明報》特立獨行的姿態，經受住了30多年的考驗，成為公平、正義與
良知的堡壘，金庸也以撰寫的社評的一枝健筆與卓越的見識、練達的世情，贏得了千萬
讀者的喜愛、支持與尊敬。然而歷史往往弄人：當時的世界，只有香港才能成就作為報
業巨人的金庸，但今日看來，《明報》的影響也就局限於香港以及少數海外華人知識分
子，未能對世局大勢產生決定性的直接影響。但是，舉世皆睡時的清醒者是可貴的，未
來的報業史上必然有《明報》與金庸光輝的一章。
從社會活動家的身份而言：金庸曾多次支持和參與各種公益、教育、體育活動，尤
其是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政制小組港方召集人，親身融入香港
回歸這一歷史進程，並為此作出了巨大貢獻，這也是值得大書的一筆。
從出版家的身份而言：《明報》從站穩腳跟到迅速發展，再到以新聞出版為主體的
經濟集團，最終為金庸帶來了巨大的榮譽與財富。金庸的經營思想與實踐，《明報月刊
》在海外學術界的地位，都是其中令人倍感興趣的話題。
從文史、法律、佛學學者的身份而言：金庸文史、佛學方面的學識，一部分灌注在
其小說中，一部分可見於零散文字；法律方面的學識，多在起草香港特區基本法中融會
貫通。金庸這「三位一體」的學者身份，是他的小說、政論、思想展現出與眾不同的風
貌、魅力、深度與廣度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電影工作者的身份而言：金庸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作品受過獎勵，也有一兩部
受到觀眾長期的喜愛與懷念。
從翻譯家身份而言：雖然長期未受到應有的重視，但其實績卻實在不容忽視。
如將上述六種身份分給六個人以一生去實現，應是舉世時見的；但集中於一人，那
就相當難得了。這樣的人生是獨特的，可遇而不可求。香港的政治史、文化史、經濟史
繞不開金庸，中國的政治史、文化史也應該有他的位置。要搞好金庸先生的生平研究，
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短期行為，需要眾多有識之士長期從事這項工作。
有一個快「老」了的話題：當代修史好還是後世修史好？我想各有側重各有特點吧
。當代修史，側重和特點在積累資料。就目前金庸生平研究而言，只有擺正心態，抓住
各種有利時機積累資料，才可能盡早走出面臨的困境。對此我有幾點建議，當然也是個
人的一些良好願望，但願在不太久遠的日子裏能成為現實。
第一，瞭解一位作家首要的還是要讀通其作品，作品不全其形象也必然不全面，所
以，應徵得金庸先生的同意與支持，盡量出版他的所有文字作品。專收武俠小說的《金
庸作品集》雖已風行天下，但無法從中看出作者藝術、思想等的演變，故應出版不避繁
瑣的「匯校本」。[30]還有：「倘若有一天，《查良鏞政論集》出版，將其與《金庸作
品集》參照閱讀，我們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負與情懷。」[31]這裏的「政論」，當
然包括社評與相關新聞作品；而工程之浩大，絕不在《金庸作品集》之下。《三劍樓隨
筆》金庸部分、《中國民間藝術漫談》、影評、序跋及其他散文、隨筆文字應編成《金
庸隨筆集》刊行。金庸一些所寫的大量書信，應有專門機構徵集彙編為《金庸書信集》
，分多集先後出版。《金庸譯文集》、《金庸講演集》、《金庸劇作集》也應盡早推出
。英文作品、《獻給投考初中者》、電報、新文藝小說等不便歸類的作品是否可編成《
金庸集外集》？這樣，我們面對的，該是怎樣一個豐富的金庸！
第二，廣泛搜輯見諸海內外報章書刊、尚未編集的有關金庸的文字，嚴格加以編選
，分「記人記事」、「訪談錄、訪問記」、「隨筆」、「論文」等類別印行，同時有組
織地向與金庸有過密切交往的親屬、友人、同事、部屬、讀者等各界知名或非知名人士
組稿，撰述各自與金庸的交往經過，發表後彙編出版。這樣既方便研究者、愛好者利用
與欣賞，也利於形成良好的研究氛圍。台灣曾從事類似工作，也有一定影響，但如改變
重小說研究輕傳記資料的傾向，則更佳。
第三，加強金庸生平的背景史料的整理與研究，使金庸的思想、行為有深厚的依托
。這裏有幾個現成的例子：金庸考上的嘉興中學，許多書裏都說它「浙江省第一流」，
怎麼個好法，沒例子。但金庸的中學老師章克標先生在自傳裏就有生動的回憶，完全可
拿來讓讀者有個感性的印象。[32]再有，導致了少年金庸被開除出校的在壁報撰文諷刺
訓導主任一事，並非毫無根源的孤立事件，而自有其土壤。該校民主氣氛活躍，國共兩
黨私下暗暗較勁，各自爭取學生，曾多次發生學潮，其最大者是金庸被開除前兩年發生
的，最終趕跑了當時的訓導主任，領導者欽本立等人也與金庸一樣，面臨開除時得到張
印通先生幫助，暗中轉學。[33]還有，金庸曾說過：「在《大公報》工作時，翻譯主任
楊歷樵先生教了我不少翻譯的訣竅。」[34]這時如讀到徐鑄成先生的幾句話領會就更深
了：楊歷樵是當時報界大家都知道的兩位「翻譯聖手」之一，「……他翻譯新聞，既快
而『信、雅、達』，工作非常認真，後進的翻譯同事，他必循循善導，仔細地修改每一
條稿子」。[35]真可說是金庸那句話的天然註解了。
有待深化的背景資料還相當多，比如通過閱讀金庸曾深受啟發的《資治通鑒》、《
歷史研究》、佛教典籍去接近金庸的心靈，比如加緊對香港這個城市的歷史與特性的研
究，不能一一展開談。這裏不免有些饒舌，是因為擔心生平研究的背景史料問題又面臨
常見的命運：被忽視甚至輕視。有了上述基礎，我們的步子才邁得踏實，後來者才能輕
裝上陣。我們才能期待，金庸生平研究，繁榮有望了。
附記：完成本文後不久，有機會讀到了《金庸傳說》（楊莉歌，香港次文化堂，1997）
與《金庸與報業》（張圭陽，香港明報出版社，2000）。前者雖然披露了一些鮮
為人知的材料，但本文第一部分所指出現有傳記存在的三種缺陷似乎仍然於之適
用。不過，作者既然極其聰明地以「傳說」為書名，與其較真也未免太過無趣了
。倒是《金庸與報業》，體例謹嚴，史料詳實，立論公允，既是半世紀以來香港
新聞業的斷代信史，也是金庸先生人生重要歷程的忠實記錄。所以，有必要在這
裏修正文中的一個觀點：真正的金庸生平研究已經開始，以《金庸與報業》為標
誌。
[１]施愛東：《點評金庸》，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頁 251。
[２]東方弘：《我的疑惑》，載上海：《新民晚報》，1998年11月30日。
[３]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之三下），
載北京：《三聯生活週刊》，1997年第９期。
[４]在我手頭所有的內地出版的46本金庸研究著作中，評介或較多寫到金庸生平的僅５
本，其中僅冷夏《文壇俠聖：金庸傳》稍具規模，但其眾多的錯謬與巨大的缺陷使
之根本無法與陳墨、嚴家炎、溫瑞安、倪匡、宋偉傑諸先生高水平的小說研究著作
中的任何一部比肩。
[５]桂冠工作室主創，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4。
[６]冷夏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此書繫在台、港版的基礎上刪改而成，略
異於原作。因未見台、港版，本文引述，以此版為準。
[７]費勇、鐘曉毅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８]關於修訂時間，金庸在《〈鹿鼎記〉後記》中說得很清楚：「修訂的工作開始於一
九七○年三月，到一九八○年年中結束，一共是十年。」
[９]如呂家明：《查良鏞的「且自逍遙無人管」》，載《名人心路》，香港：南粵出版
社，1990，頁54。將此文與《文壇俠聖：金庸傳》對照，可以明顯地看到前者既是
後者重要的材料出處，也是後者大量的錯誤根源。但在「考《大公》」這一事件中
，冷夏卻選擇了另一個更為浮誇的數據。
[10]《大公園地》第13期，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五日。感謝北京王芝琛先生提供該刊影
印件。
[11]據張駿祥、程季華：《中國電影大辭典》「夏夢」、「石慧」、「陳思思」等詞條
，這幾部電影的攝製時間如下：《絕代佳人》（1953）、《不要離開我》《蘭花花
》（1954）、《三戀》（1956）、《小鴿子姑娘》（1957）、《有女懷春》（1958
）、《午夜琴聲》《王老虎搶親》（1959），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5。但此
書將《王老虎搶親》攝制時間記為1961年，顯誤。
從《文壇俠聖：金庸傳》，頁 409。
[12]《文壇俠聖：金庸傳》稱此事在1953年，《俠之大者──金庸評傳》稱在1952年，
皆誤。以梁羽生作品發生年月為準，應為1954年，見羅立群：《開創新派的宗師─
─梁羽生小說藝術談》，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頁 192；劉維群：《梁羽生傳
》，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9，頁９。當事人羅孚（柳蘇）回憶此事年份亦有
兩種說法，一正一誤，當是偶有誤記，不具引。
[13]《俠之大者──金庸評傳》謂在1971年，誤，當在1967年。金庸本人亦駁此說，見
嚴家炎：《金庸小說論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219。
[14]《文壇俠聖：金庸傳》謂汪遠涵為社長，誤，應為總編輯，社長為胡健中。
見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老報人憶〈東南日報〉》，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頁 111，頁 263。
[15]嚴曉星：《〈文壇俠聖：金庸傳〉指謬》，載北京：《人物》月刊，1999年第１期
，頁142～145。
[16]林歡（金庸的又一筆名）著，香港：長城畫報社，1956。
[17]這三部譯著均未見到，僅知《人類的前途》乃羅素所著，60年代中連載於《明報》
。
[18][23][26][27][34]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金庸／池田大作對話錄》，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246，頁 122，頁95，頁96～97，頁 130。
[19]金庸：《小序：男主角的兩種類型》，
載吳靄儀：《金庸小說的男子》，香港：明窗出版社，1995。
轉引自嚴家炎：《金庸小說論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166。
[20]金庸：《〈笑傲江湖〉後記》，載《笑傲江湖》，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頁1590～1593。
[21]金庸：《鹿鼎記》第一回長註，載《鹿鼎記》，北京：寶文堂書店，1990，頁42。
北京三聯版該註有關「文革」、「文字獄」的文字已刪去。
[22][31]
陳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俠小說的出路》，
載瀋陽：《當代作家評論》，1998年第５期。
[24]覃賢茂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25]陳墨著，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1998。
[28]任平生作，載1997年10月22日。
[29]佟碩之（梁羽生化名）：《金庸梁羽生合論》，載《金庸茶館》（伍），
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8，頁202～232。
[30]金庸曾多次謝絕印行未經修訂的原刊本，恐怕不僅是「悔其少作」，而有擔心原刊
本會與藉以傳世的修訂本爭奪讀者以致影響令名的顧慮。「匯校本」則在無損修訂
本面貌的基礎上展示原作，雖於一般讀者而言學術味偏重，但畢竟是較可行的一個
方法。
[32]章克標：《九十自述》，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頁95。
[33]文中所述生動詳實的材料，載於一本內部印行的小冊子《紀念張印通先生》
（封二、封三名之為《張印通先生紀念刊》），當係嘉興地方有關部門及人士編成
。
[35]徐鑄成：《報人六十年》，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頁7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