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榮幸來到深圳，與諸位來自各地的學者專家、學生領袖們齊聚一堂。討論兩岸與世
界各地華人都相當關心的一國兩制問題。
首先簡述一下我的背景，我畢業於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現就讀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班
一年級，並擔任台灣大學學生會新聞部部長職務。我從大學時代便對兩岸事務有相當濃厚
的興趣，也撰寫過相關的報告與論文。對於「一國兩制」這個政策的認知與理解，雖較諸
位而言可能仍有所不及，但可以說並不陌生。因此，我想或許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將我對
「一國兩制」的看法，與各位分享。也希望各位多多給予指教。
我深深認為，「一國兩制」在今日臺海兩岸實行，有其根本性的侷限性。甚至，是完全行
不通的。以下，即為我所持的理由：
一、「一國兩制」的工具性侷限了更寬闊的華人世界未來
所謂「一國兩制」，簡單說，其實重點在「一國」而非「兩制」。這從其提出的歷史
背景與來源即可推知。1980年代，美國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正式建交，鄧小平並且
在此時正式與英首相柴契爾夫人談判收回香港問題。此時提出「一國兩制」的說法，其實
正如同「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史」所述，「目的在恢復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實現台灣
與祖國大陸統一，完成祖國和平統一大業。」
換言之，「一國兩制」雖保證「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在「一個中國」
下並行，卻堅持「唯一合法性中央政府」的概念。中華民國在台灣，其主權獨立的地位在
「一國兩制」下被絕對地矮化為「地方自治」。而在台灣行之有年的民主制度，也只能得
到「五十年不變」的保證。
「一國兩制」，在名詞上似乎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平等並行的政治新思維
，但本質上卻仍然不脫「家父長式威權主義」的陰影。其實，若在此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真正能容許權力相對平等的統一模式，「一國兩制」也許反而限制了「一國多制」或
「邦聯制」等等更多，更寬廣的可能性。
二、「一國兩制」的過時性侷限了兩岸華人對政經體制的思考
「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或「民主政治制度」都是抽象的名詞。同樣稱
為「民主政治」或「資本主義社會」，在各國不同的文化、社會經濟脈絡下呈現的樣貌也
絕不相同。
我們所指「一國兩制」中的「兩制」，是「社會主義制度」與「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制
度」的理想型。但是，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實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即所
謂社會市場經濟。至少在經濟制度上，與原本的「社會主義制度」有顯著差異，而明顯已
經偏向「經濟上行資本主義、政治上行共產黨領導」的道路。台灣的民主化過程，發展至
今，已臻成熟，但在經濟上的政策，卻因兩岸的特殊敏感關係而採取了「戒急用忍」之策
略。而形成了「政治上行民主制度，經濟上卻有所限制」的情況。
在海峽兩岸都不是標準的「社會主義制度」或「資本主義機制」的情況下，加上兩岸
與全球之政經局勢不斷變化，又面臨共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新挑戰。「一國兩制」似乎
無法解決目前存在於兩岸政經結構中的許多問題。甚至，可能因其忽略了台港歷史脈絡之
不同與過於簡化了政治經濟結構間的複雜關係，反而使兩岸在涉及全球體系的經貿與政治
問題上，侷限了視野與思考的方向。
三、「一國兩制」的不平等性侷限了政治進一步改革的可能
「一國兩制」目前在香港實施，造成了一些明顯不平等的現象：如同為一國國民，香
港人較其他地區人民擁有更多的政治權利，免服兵役，亦不對中央財政承擔任何義務。這
個「特區」，造成了一國之內的「不平等」，也勢必讓香港以外地區的人民有了比較。
對比香港人的私有財產、私有土地、享有間接的立法權與完整的司法權，中國大陸的
人民似乎將會有兩種心態，一為排拒甚或敵視香港人，不願意將之視為「中國人」；一則
為拼命想成為香港或其他「重點城市」的居民。而以上這兩種現象，似乎都不是「一國兩
制」的原意。
在一個主權國家中允許不同的政治、經濟制度存在，在政治學理論上是行得通的，在
世界歷史上也確實發生過。然而，在香港實行的「一國兩制」，卻似乎只暴露出中國大陸
原有經濟社會政策的不足，與大陸民眾政治參與度的低落。
這樣的情況，其實透過中國大陸進一步的市場開放、政治民主化與放棄以黨領政之政
治模式，即能獲得解決。屆時，香港與大陸其他地區將不再有顯著的差別，自然沒有「不
平等」的弊病。
然而，「一國兩制」反而綁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改革步調。因為「兩制」，自
然有所差異，有了差異，自然產生不公。而台灣若循香港模式與中國大陸採「一國兩制」
統一，將來擁有台灣主權的北京中央政府，如何解決「一國兩制」必然產生的「不平等」
？恐怕唯有「取消台﹝港﹞『特權』」一途。如此又怎能讓台灣﹝或香港﹞民眾接受？
因此，兩岸絕對不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尚未完成改革開放與政治民主化，保證了其國
民平等參與公共政策與國家大政決策前，草率地以「一國兩制」為談論和平統一的基調。
結論：開啟新的兩岸/多邊談判，取代僵化的「一國兩制」口號
新馬克思主義學者，德國著名的社會政治研究者哈伯馬斯﹝Habermas﹞，認為理性的對立
面不是「錯誤」，而是「封閉性和獨斷性」。而「討論」的精神是行動理性的上訴法庭，
即理性與不理性的分野在於，行動者能否將自己行動或言說背後的有效性聲稱向討論的領
域開放，接受他人的質疑。
關於「一國兩制」的討論，我認為，它是一個具有重重侷限甚至已經過時的概念。而其
背後帶有的濃厚意識型態，也使之難以朝開放的論述形式演進。因此，
我並不贊同以之作為開啟兩岸和平統一對話的主軸。
取而代之的，應是繼中華民國政府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後，由北京當局盡速聲
明放棄對台的武力恫嚇與軍事上敵對狀態。為兩岸創造一個真正和平安全的談判環境。而
等待兩岸皆達到能保障基本人權、政治參與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等等民
主開放社會的基本標準時，方才談論所謂的和平統一問題。屆時，相信「一國多制」、「
一國一制」都不再是禁忌，而今日的「一國兩制」問題，自然也已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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