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向張學良下過不抵抗命令嗎?
（中國）千龍新聞网 (2005-09-14)
提要：長期以來大陸通行一种說法：九一八事變時，東北軍對日本關東軍的進攻未予抵抗，是張學良“忍痛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命令，他蒙上“不抵抗將軍”罵名，是做了蔣的“替罪羔羊”。研究中存在一些誤區，須要澄清。1，蔣介石、張學良之間并非簡單的上下級關系，張學良具有相當的獨立性，他与蔣的意見不同時，對蔣的命令可以不听，防守錦州問題即是如此。2，這一觀點主要靠一些回憶錄作依据，而許多回憶資料的說法存在种种漏洞。3，事變前中國一方對日軍挑舋采取“力避沖突”方針，對此蔣張二人具有共識。事變前蔣氏指示對日軍挑舋采取“力섊蚳R突”方針，對事變后張學良實行不抵抗政策不無影響，但事變前“力避沖突”与事變發生后“不抵抗”方針，二者有明顯區別。4，事變發生后，張學良和榮臻等人的電文均証明，是張學良對東北軍下了不抵抗命令。5，九一八事變發生后，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中央處置事變的方針，并非可以簡單地歸結為不抵抗政策。國民政府對事變的處置是，訴諸國聯，并准備抵抗。四個月后就發生了“一二八”淞滬抗戰，采取的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針。6，張學良晚年一再說過，下不抵抗命令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中央政府。
1949年后，有關九一八事變時中國東北軍對日本關東軍的進攻“不抵抗”問題，大陸通行的說法是，張學良奉行蔣介石不抵抗主義方針。這种觀點遠播，影響及于海外。有的著作批評對九一八事變的處置，國民党政府在事變前“嚴令張學良所部東北軍不作任何抵抗”，事變發生時，蔣介石又令“東北軍絕對不抵抗”。1 或者說：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向張學良下“不抵抗”命令，張學良“忍痛執行”蔣的“不抵抗主義”方針。2 或謂：
“張學良只不過是不抵抗政策的執行者，蔣介石才是不抵抗主義的發明人”。3有論者說：日本人占領了張學良奉天的軍事大本營，張學良遵循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對日本人的進攻，他一退再退，把整個東北讓給了日本人，在全國民眾的一片唾罵聲中，他又做了蔣介石的替罪羔羊。“不抵抗將軍”的臭名落在他的頭上。4 對東北的淪陷，“張學良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若要把這一切都歸罪于他，則似乎太不公平，因為他僅僅是不抵抗政策的執行者，而這一政策的制定者卻是南京的蔣介石。5事實究竟如何？本文擬就此試作澄清。
一 澄清之一：東北當局絕對听從中央政府的指示命令嗎？
所謂張學良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方針，其前提為，將九一八事變發生前后張學良与蔣介石之間的關系單純地視作一般的地方与中央、下級与上級的關系，前者是絕對听從后者的指示命令的。這未免將蔣介介与張學良之間的關系看得太簡單了。
事實上，國民政府1928年完成北伐，東北易幟后，中國只大致實現了統一。但是這种統一在相當程度上還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實質上，中央政府的號令并不能暢通無阻地行于全國，一些地方軍政勢力擁兵自重、自成体系、各行其是的情況還延續了相當一段時間。特別是有些地方的軍政集團還与國民政府中央發生戰爭，最大的一次是1930年的中原大戰。可見，北伐完成、東北易幟后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并未達到真正完全的統一。而東北當局与中央政府的關系亦為如此，甚至比其它地方表現出更明顯的獨立性。
東北易幟前，東北當局与國民政府中央雙方的代表談判了較長的時間，中央政府滿足了東北地方保持相當獨立性的一些具体條件。正如張學良所稱：“余之愿与國民政府妥協者，蓋欲完成中國統一，實行分治合作，以實現東三省經濟和平政策故也。”6
他所要求于中央政府者，即是与中央“分治合作”。原先奉系軍事集團統治的東北三省，外加熱河省，成立東北政務委員會，統管東北四省政務。名義上，各省官員由中央政府任免，實際上東北各省人事決定權操于東北當局之手，中央政府只是補行一個任免手續而已。關于在東北成立國民党党部，東北易幟后暫時緩行。至1931年2月26日，國民党東北党務指導委員會才成立，由張學良擔任東北党務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外交方面，總的說權力歸于中央政府，但東北亦有自行外交活動的情況。1929年中東路事件后，張學良派代表蔡運升赴伯力与蘇聯談判，于12月22日訂立《伯力議定書》。報告國民政府后，國民政府1930年1月30日議決：《伯力協議書》已逾（中東）路案范圍，不予批准。2月6日，國民党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伯力會議，蔡運升越權瀆職，應從嚴議處。7 1930年11月12日－12月4日，張學良出席國民党三屆四中全會時，与蔣介石商定，東北外交完全歸中央辦理，而在內部決征詢張學良之意見。8
軍事上，原奉系軍隊由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統率。奉軍改稱東北軍，四省統一編排。中央政府不能調動其一兵一卒。東北軍擁有沈陽兵工厂和軍事學校，裝備訓練自成一体，并有航空部隊、海軍，實力強大。東北軍內甚至自詡較中央軍“占很大优勢”。張學良晚年回憶說：東北易幟之初，“我們奉天軍擁有30万兵力，有海軍，還有飛机。蔣介石的軍隊不過20万，沒有海軍和飛机。所以從數字上看，我們占很大优勢。”9東北軍是一個舉足輕重的軍事集團。1930年中原大戰時，閻錫山、馮玉祥和蔣介石雙方都竭力拉攏張學良東北軍加入自己一方。張學良更藉勢自重，꜊中s觀虎斗。實力雄厚的張學良東北軍入關，成為中原大戰中國民政府中央蔣氏与“擴大會議”派決定最后胜負的關鍵。南京國民政府6月21日以任命張為陸海空軍副司令一職相請，張遲遲不作表態。直到中央軍打下了濟南，胜敗形勢已經分明，張學良才命令東北軍入關（9月18日），進行“武裝調停”，基本上不費多大力气，取得了華北地盤。由此可見，張學良東北軍之獨立性及其在國內軍政大局中之地位，非同尋常。從此，蔣介石對張學良之倚重有加。1930年11月14日，蔣介石与張學良磋商北方善后，決定北方政局由張學良全權處理。10
1931年廣東与南京對立，西南方面也竭力拉攏張學良，張雖然不同于中原大戰時的騎牆態度，但亦偶作曖昧，使蔣介石更須對他倚畀。1931年5月1日，東北軍改編，原則是既与中央軍序列一致，又保持東北軍之獨立，故東北邊防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獨立旅、獨立騎兵旅。8 p554-555
財政經濟方面，東北亦自成体系。諸如興安屯墾，修路筑港，財經管理，東北當局自行規划，采行舉措。東北軍政費用自收自支。因東北地域遼闊，物產丰富，東北財政經濟比較寬裕。11 12自1922年直奉戰爭后，張作霖宣布東北獨立，東北一直截留鹽稅等國稅收入。統稅收入也獨自處理。4 p60-61曾任遼宁省財政局長的張振鷺証實：東北既不向中央財政部解款，中央也不接濟東北財政。4 p60-61
東北原自行發行貨幣－－奉票，1929年12月張學良召開東北財經會議，決定奉票由東三省官銀號与邊業銀行、中央銀行、交通銀行四行聯合准備，聯合管理、發行。1930年初，成立東北金融整理委員會。東北軍取得華北的地盤后，成立河北財政特派員公署，該署將國稅收入撥付副司令行營軍需處。4 p91,92
至1930年11月，東北外交、交通、財政移歸中央辦理。12月6日，《大公報》記者向張學良提問：東北財政、交通是否須交中央？張學良在回答說：“不特東北，凡北方全部，胥應立于統一政府之下。惟地方當然應有管理建議之權，如東北交通委員會并不裁撤。”6
p389-398東北之中國鐵路原自行管理。后東北地方与中央政府商定，國有四（平）洮（南）、吉（林）長（春）、天（寶山）圖（們）三線交鐵道部，吉敦、奉海、吉會三線由東北管理，國民政府監督。聯系關內外最重要的北宁路，東北方面反對交中央鐵道部，張學良親電中央政府，稱北宁路難于移交鐵道部管理。有關另一條鐵路大動脈的管理机构平漢鐵路局遷往漢口事，張學良与鐵道部長孫科亦意見相左。8 p524-526
從上述几個方面均可看出，東北地方當局對中央政府之獨立性的程度。
當年國民政府即認為：東北“僅名義上歸屬于國民政府，而軍權、政權、財權，儼然獨立，至少可以說非革命勢力范圍以內之地。國民政府對東北的統治，事實上是有名無實”。13國聯調查團通過調查發現，東北當局，“凡軍事、民事、財政、外交，其与中央政府之關系，純系乎一种自愿之合作，至必須嚴格服從之各項命令、訓令，不甚忍受于滿洲”。14自1928年12月，東北宣布服從中央政府，“實則在滿洲之武人統治制度依然存在，与從前無异”。15雖然這种說法未必很准确，但它确實反映了東北當局對中央政府相當大程度上的獨立性。蔣介石說：“事實上，東北在
‘九一八’以前，僅名義上歸屬于國民政府，而軍權政權財權，儼然獨立，至少可說非革命勢力范圍以內之地。”16
東北地方當局對國民政府中央相當大程度的獨立性，自然決定了張學良与蔣介石之間的關系，非同于一般的地方長官、軍隊將領与國家政府首領、軍事統帥的關系。有的論著說，“東北王”張作霖死后，張學良子承父位，“繼承父業，成為東北王”。4 p309
張學良身任東北地方軍政党的最高職務：東北政務委員會主席，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國民党東北党務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由于東北地區的特殊獨立地位，即便張氏僅僅擔任這些職務，國民政府中央也是不能輕易能夠指揮得動他的。張學良以地方實權人物，又兼任一些中央職務，諸如國民政府委員，國民党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會議成員。更重要的是，中原大戰后，張學良升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1931年1月，國民政府令，在北平設立副司令行營。所有東北、華北各省（遼、吉、黑、熱、冀、察、晉、綏）軍事，均受張學良節制。1月16日國民政府通電，自本月1ꐊ敿_，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公文均由張學良副司令副署。8 p537-5414月19日，副司令行營在北平成立。張學良宣布：“陸海空軍副司令部為最高机關之一。”6 p460他還向外國記者宣布：“今后發出軍事命令時，決定余与蔣介石連署宣布。”6 p462
有的著述評論說：“1931年張學良在政治生涯中處于登峰造极的時期，在國民政府中的權力居于僅次于蔣介石的第二號地位。”9 p670确實，在諸多地方實力派人物中，當時張學良的地位之隆、權力之重，均為其它人物所不及。
很明顯，自東北易幟后，蔣介石与張學良之間表面上是上下級關系，后又增添正副手之關系，而實質上他們是各自獨立的軍政集團首領間的平行盟友關系。蔣有什么指示，往往要与張商量，征詢其同意。張對中央政府的命令有時服從，有時不服從。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和中央政府多次請張學良到南京研商方策或出席會議，多數情況下張借口身体狀況、公務繁忙不肯赴南京。12月間，日軍向遼西進逼，進攻錦州，國民政府領導人蔣介石、宋子文和外交部長顧維鈞多次命令或勸導張學良，不能從遼西撤兵，要對日軍的進攻進行抵抗，但張不听，還是自行撤兵。張學良不是
凡中央政府指示他都執行的。試想，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如果張學良執意抵抗，中央政府即使不同意也阻止不了他抵抗；相反，中央政府命令他抵抗，他卻不服從不抵抗，防守錦州問題即是如此。正因為如此，一些學者認為：張學良“作為奉系軍閥的后代，尚有相對而言的獨立性和抗御蔣的實力及脾性”17蔣張二人形式上是中央与地方、上級与下級的關系，實質上卻是“平等的同盟關系”。“中央無法強迫張學良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張對東北有決策方面的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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