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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轉錄]台灣:悲情島嶼
時間Tue Feb 21 14:02:39 2006
先說明,這篇文章是對岸的人士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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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台灣:悲情島嶼
作者:維舟試望故國
国国一、台灣的悲情
要在漢城找一家唱舊時日本民間小調、引起哄堂大笑的夜總會(如同1968年在台北曾
有過那樣的事),那是不可想像的。在台灣(在亞洲幾乎再沒有這樣的地方)至少還可以
找到極少數人,他們在回憶日本人時期時,即使不是滿懷欣喜,那也是帶有眷戀之情的。
——Lawrence Olson《日本在戰後亞洲》,1970年
在民族主義已經深入人心的中國大陸,涉及到台灣時,人們最難以釋懷的就是上面所
引述到的,一些台灣人對日本佔領時代的留戀。但這種情緒正是台灣悲情的一部分,在邏
輯上和「亞細亞孤兒」、追求自主組成相互關聯的環節。
1895年,李鴻章在春帆樓預言:「台灣一割讓,中日可就永為世仇了。」從這個意義
上說,台灣的割讓,在近代史上可與法國在1870年割讓阿爾薩斯-洛林給德國相比,這一
事件同樣是造成法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並引發法德世仇達80年之久的原因。
甲午戰前十年(1884年),尾崎行雄(福澤諭吉的弟子)曾預言:「以今日之形勢推
斷,台灣島終將非中國之所有。……取之者可控御東海,在東亞有非常之勢力。台灣島的
取捨,我輩政治家決不可等閒視之。」 尾崎當時還是自由民權運動家,但觀點卻繼承「
脫亞論」,帶有那個年代日本政論家的急切和驕橫。他在甲午戰爭時,還認為「併吞中國
符合日本帝國主義之利益,亦為中華民族幸福也」,甚至說「世界各國中如有反對我併吞
中國者,是為反對人類之幸福也,亦反對世界之利益也。」
與日本的這種傲慢不同,1870年法國戰敗時,德國首相俾斯麥反對吞併阿爾薩斯-洛
林(該方案是毛奇和總參謀部的意見),認為這將是新帝國的致命隱患。在既成事實後,
俾斯麥又建議盡可能給當地居民以最大限度的自治權,並對他們的地方主義進行鼓勵。他
說,他們多想到自己是阿爾薩斯人,就會少想到自己是法國人。——但後續的帝國官員對
當地居民卻「幾乎跟對待非洲的殖民地無異」。
法國人對這一恥辱極難平息,但歷史上,阿爾薩斯-洛林也是兩國屢次爭奪的一塊交
界土地,1697年才成為法國領土(相比起來,即使以1683年清軍擊敗台灣鄭氏算起,台灣
屬於中國也有212年了),1753年伏爾泰訪問該地時,還稱它「一半德國一半法國」。就
此而言,德國吞併阿爾薩斯-洛林比日本吞併台灣,至少在道理上更說得過去。
因此,法國人的愛國情緒,也使一些德國人感到憤恨,尤其他們注意到尼斯於1860年
被法國吞併,何以尼斯人竟能安之若素,不出幾年就忘記他們原是意大利人,而阿爾薩斯
卻有12.5%的人口,寧願背井離鄉也不願在德國統治之下?——這樣的邏輯,似乎也有日
本人說過,不過他們舉證的是印度和美國被英國佔領、殖民過,而彼此並無芥蒂。(日本
吞併台灣,給兩年時間去留,以決定是否做日本臣民。結果在1897年5月8日最後期限前,
有6456名台灣人,因「義不臣倭」而遷居內陸,占0.3%,無疑,台灣當時渡海遷移更難,
能走的都是上層人物)
當時法國上下,瀰漫著因這種恥辱而激發的對德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愛本國,最簡
單的辦法就是恨別國。1918年收復兩地後,法國人在行政上完全排除當地人,沒收除一家
以外所有的當地銀行,引起當地人的反感,並導致1927年地方自治黨的成立;法國政府逮
捕了25名活動分子,以叛國罪起訴,結果卻反而大大加強了自治運動的力量。
引述這段歷史,是為了要看到,台灣近代史的經歷並不是偶然的,他們的這種悲情,
正是由於被雙方都視為不可信的排斥中產生出來的自我意識,作為對抗,他們不加區分地
將前統治者一概看作「外來政權」,並予以否定——這是一種激進的思想。
大概由於都德《最後一課》的影響,阿爾薩斯-洛林人對法語的愛戴使我們都有極深
的印象。但歷史事實是,在被德國統治48年後,1918年,當地人民有5/6講德語,「法國
共/產/黨領導人有的時候不得不去學習德語,因為他們要用德語在阿爾薩斯的黨員大會上
講話」。就此而言,我們不應當去苛責台灣,因為脫離母體後的獨自抗爭畢竟是極難做到
的。
類似的情形也見於科西嘉島,這個小島在1769年被法國吞併之前,曾受熱那亞統治
500年之久,所有居民其實與意大利更有淵源(不過科西嘉語在19世紀末才有文字)。雖
然身為法國領土已有200多年,但分離主義的排法運動卻始終存在,並且,「本土法國人
(科西嘉人稱為『大陸人』)越瞧不起科西嘉人,就越強化他們的分離意識。」——科西
嘉今日的分離主義運動,實際上是1962年才開始增強的,起因是一些阿爾及利亞移民的湧
入排擠了當地人的就業機會,還帶來了醜聞,最終引發1975年的暴動,但被法國本土派來
的坦克和軍隊平息——這一切,與台灣的「二二八」也是何其相似。
在科西嘉被法國吞併的那一年,拿破侖在該島出生。這個意大利血統的偉人在青少年
時代,一直以科西嘉為自己的祖國,而法國則被認為是奴役科西嘉的異國。他甚至刻苦鑽
研軍事,多次設計用軍事行動解放科西嘉的方案,打算一有兵權就付諸實施。但在法國大
革命中,他卻逐步意識到了更廣闊的政治天地,完全可以想像,如果1789年拿破侖去解放
科西嘉,而不是戴上法蘭西三色帽,那麼在15年後,他也不會成為威震歐洲大陸的傑出政
治家。
二、島上的准內戰
君士坦丁堡的人民永遠是分成兩派的:「藍派」和「綠派」。這兩派是從觀眾在劇場
中對某些優伶的不同程度的捧場而產生出來的。在跑馬場裡,穿著綠衣的馭者和穿著藍衣
的馭者爭奪賞金。觀眾每個人都是狂熱地參加到一派裡面去的。
——孟德斯鳩《羅馬盛衰原因論》
孟德斯鳩的這段話,只要稍作改動,也可以用來形容今日的台灣。實際上,這個島嶼
已經陷入一種准內戰的狀態。而內戰的普遍原理就是「它在個人圈子裡,如家庭內部、朋
友當中、甚至是情侶之間所散播的不和。」就此而言,近年來看到台灣家庭中因政見不同
而爭吵甚至自殺的故事,也算是一個確切的徵兆。
唐德剛曾引用李宗仁的話說,清末李上陸軍小學時,朝野一片朝氣;辛亥革命成功後
,則朝氣全失,全國上下一片混亂。李宗仁每每歎息:「你說奇怪不奇怪呢?奇怪不奇怪
呢?」(《袁氏當國》)台灣政黨輪替以來的「亂象」,也是這種類似難以說清的「奇怪
」。
在這場准內戰中,「民眾領袖頭腦之狹隘令人瞠目;但影響力最大的,肯定也是頭腦
最偏狹的人。」(Le Bon《烏合之眾》)有時其行為只讓人想起阿德勒說的,「有時一個
在他所統治的小王國裡失去了權力的孩子要比其它人更好地瞭解權力與權威的重要性。」
如今這些政客也如小王國裡的孩子一樣按自己對權力的瞭解來行使其權威。法國大革命時
代的見證者曾以「鬥獸場」、「戰場」形容當時的議會,這些詞拿來形容台灣政壇,也不
為過。(吉倫特派的比佐,當時曾說:「[民眾席上有攜帶武器的男人]還有些不知羞恥的
女人,她們身上散發著最下流的放蕩氣。……所有這一切,再伴之以拳打腳踢和喊叫,形
成了一種可怕的嘈雜場面,如同魔鬼聚會的場面。」)
一個科西嘉政治家在2003年接受《國家地理》採訪,評價島上政治上的兩派極端主張
時說:「他們都太極端,而且都錯了。」他認為科西嘉面臨的挑戰,在經濟上甚於政治上
。
這個觀點似乎也適用於一般台灣人的看法。但對不少台灣政治領導人來說,第一、他
們恐懼這是大陸的緩兵之計,如果現在台灣不盡快實現政治目標,則大陸將來的經濟增長
馬上會轉換成政治實力,自此台灣再無機會分離;第二、更關鍵的,他們好多人並不懂得
怎麼「拼經濟」。
民進黨是依靠基層動員起家的,其之所以能夠興起,恰恰是因為國民黨「黨外無黨,
黨內無派」的列寧主義式教條,結果使各類「黨外同志」,即使沒有統一的主張,但至少
在一點上達成一致,即反對國民黨。反覆地有意識利用台灣人的悲情,則是一個在政治上
有效和有用的手段。
如上談到的阿爾薩斯-洛林和科西嘉島的例子,本地人的自我意識往往因為優勢外來
者的排斥而得到強化甚至激化,事實上,美國革命和西班牙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獨立,主要
的起因之一也是土生白人遭到母國派駐官員的排擠,這與台灣的「省籍情結」也可類比。
如果以中國歷史來看,國民黨遷台的經歷也正如晉室南渡,不得不撫慰南士,以鞏固北來
之政權;但僑人和南士之間仍然經常彼此白眼,直到梁陳時期僑舊之別逐漸消失,南人在
政治軍事上也開始取得極大勢力。
台灣的情形決非孤例,也不會超出以上曾有的歷史規律演變。但它的特殊之處卻在於
,政治人物不斷地操弄「省籍情結」,既無法驅逐「外來的母國官民」(他們的處境幾乎
已成「遺民」),也不做族群融合,而只是力圖在其中為自己的政治觀點取得道德高地。
至於以「愛台」、「賣台」來指責對方,本是民國時代的舊把戲,當時北京政府經常以「
賣國」攻擊他黨,知道這可以對異己造成傷害,並經常採用這一手法。(參羅志田《亂世
潛流:民國政治與民族主義》)
2000年的政黨輪替,國民黨上下固然沒有思想準備,民進黨卻也同樣沒有。「我們已
經知道,從某個時期起,民族主義的政黨的目標是純屬民族的。它們在獨立的口號下動員
人民,而剩下的則拖延到將來再說。當有人問這些政黨有關它們要求的經濟綱領,有關它
們打算建立的制度時,它們顯然不能回答,因為確切地說,它們對自己國家的經濟完全一
無所知。」(Frank Fanon《全世界受苦的人》)
大陸的政治壓力是島上所有政治家不得不關注的問題,台灣的所有政治問題幾乎都會
牽涉到兩岸問題。現在時間在大陸這一邊。而這個政治問題,最後很可能是通過經濟手段
來解決的。我們可以回顧兩個德國的統一進程:在1945-1990年這一段時間內,東德實際
上是抗拒統一的一方(這並不奇怪,一般強勢的一方更願意統一),而西德除了政治上的
新東方政策之外,經濟上的對策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西德推動各種協議的落實,以增強雙
邊人員往來和貿易增長,例如給來西德探親的東德人30馬克「歡迎費」(後增加到100馬
克),乘火車減價50%,不少文藝場所免費向東德人開放;每年提供巨額「無息透支貸款
」,鼓勵東德向西德出口。到1980年,西德成為東德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占向西方貿易的
40%。以上種種,事實上也在兩岸進行之中,並且可以預料將越來越多,因為大陸的承受
力越來越強。
三、美國:戰略模糊
「我們曾經想過。」法亞德,來自德裡的一位木匠說,「一旦獨立以後,德裡的街道
上將鋪滿金子,流淌著牛奶。結果,我們所看見的卻是血流成河。」
——《沉默的另一面》
「在人類一切活動中,戰爭最接近一場紙牌賭博。」
——克勞塞維茨
兩岸格局中,美國因素顯然是一個無法忽略的關鍵因素。對這個「離岸平衡手」來說
,首要的一點就是採取「戰略模糊」的姿態,以求得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自古以來導致西方世界毀滅性的歷次大戰(如伯羅奔尼撒戰爭、一戰、二戰),雖然
都是由於大國間無法調和的矛盾所導致的,但卻通常都是受邊緣小國的政治事件捲入的。
對於美國的政治家來說,首先一點就是不再使美國「被動地」受一個遠方事件的牽連而拖
入一次代價高昂的戰爭。
馬漢在《海權論》中談到法國海軍支援美國的獨立革命時,固然表達了對法國人的謝
意,但作為戰略家,他仍然坦率地寫道,「作為法蘭西的首選目標,它並不是要造福於美
國,而是打擊英國。……這是一個為法蘭西唾手可得的且令大不列顛精疲力竭的箝制,它
所要求獲得的支援只是足以維持起義者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理應進行的抵抗。」也就是說
,盡量利用美國獨立軍來削弱英國的力量,才能實現法國利益的最大化。他這麼說,是基
於國際政治中一個殘酷無情的法則,即一些爭執地帶「連棋局中的小卒都不是,僅僅是使
有關國家變得更為強大的賭注而已。」
這是美國賣武器給台灣,使其「自衛」的基本理論前提,但它不會正式承諾在台灣抵
擋不住後援助,因為這將使其失去政治上的迴旋餘地,使它被拖入戰爭的風險大幅度提高
;然而它也不會正式承諾不介入,因為這將大大減輕中國大陸的壓力(考慮一下:日本在
1904年得到英國不介入的承諾後,再無顧慮,發動了日俄戰爭)。正如艾森豪威爾說的,
在這種格局下,「你不能讓人家知道你將要做什麼,但更關鍵的是,不能讓他們知道,你
將不做什麼。」
西班牙美洲的獨立革命,如果英國海軍沒有足夠強大到阻止大陸列強向美洲運送鎮壓
軍隊,其成功是不大可能的。雖然現在台灣海峽的寬度未必能阻擋現代的陸基導彈武器施
加的壓力,但美國遠洋海軍的進攻性無論如何是應當被納入考慮的因素。對於這一點,中
美兩國都有清醒的認識,因此都以足夠的耐心來下這盤棋。
然而,「以海軍為工具,可以要求他人聽從自己的意見,而不是強求俯首貼耳。因而
海軍只能被用來抵抗排他性的舉動,或幫助有關國家抗擊征服行為。」事實上,即使中美
為台灣而發生正面大規模衝突,美國僅靠海軍和空軍是無法使中國大陸的政治意志屈服的
,除非出動超大規模的地面部隊——這是更加難以想像的。一旦美國介入,即使它謀求的
是局部的戰略目標(保持台灣分離的現狀),但結果是面對無休止的糾纏——越南戰爭正
是如此,美國的政治目的從來沒有高於維持南越獨立,更沒想過滅亡北越。對美國來說,
捲入和不捲入都是糟糕的,因此在現階段,它的利益就是防範雙方有人企圖打破這種微妙
的平衡。
就台灣內部而言,正如孟德斯鳩描述的迦太基:「在迦太基得勢的有兩派,一派總是
希望和平,另一派則總是希望戰爭;結果迦太基便把自己弄得既不能享有和平,又不能很
好地進行戰爭。在羅馬,戰爭從一開始便會把全體的利益結合成為一體,但在迦太基,戰
爭卻只會更加擴大個人之間的利害衝突。」(《羅馬盛衰原因論》)這種爭執導致的利害
衝突,在短期內來看,是不會消失的。台灣現在為6千億台幣的軍購案爭論不下,但眼光
放遠點,更應該看到,假如將來它邀請美國出兵,這一高昂的軍費將千百倍之,並且一定
也會是台灣來出——這是西方戰略史上的慣例。
但對大陸來說,其政治意志要堅定得多。美國可以從國際政治的角度去加以理性分析
利害得失,但對北京政府來說,台灣還夾雜了很多民族情緒在內,甚至是其政權合法性的
來源之一;尤其如果是屈服於外來勢力的干涉而不得統一,就更加使人憤恨,因為「人民
是什麼都會原諒的,但是,它從來沒有原諒過那種要它在外國枷鎖下卑躬屈膝的罪行。」
(孔多塞,1792年)中美在這大棋局中,盡力要保存的就是這種「面子」——如果讓大陸
的民族主義者感覺到北京是屈服於美國的壓力而在台灣問題上讓步,則勢必要逼迫政府採
取強硬態度,最後美國也不得不付出一定代價。反之也一樣,將來兩岸如果統一,美國勢
力以體面的方式撤出將使北京政府少付出額外的代價。
兩岸的力量對比,有如美國的南北戰爭時代,「北方有著資源上的優勢,而南方從軍
事觀點看只能將實現分離寄托於其對手的缺乏耐心上。」(馬漢《海權論》)但就目前而
言,北京政府的堅定和耐心是超過台灣的,因為它們的目標更加單純,也已經變得更加自
信。當然,戰爭是誰也不希望看到的,我本人是堅決反對兩岸動武的。
現在煩躁不安的是分離主義者,如陳水扁等都已強烈感到時間不在自己一邊。如果在
對北京勢力增長的畏懼中打破平衡,所招致的局面很可能類似羅馬統一意大利時的故事:
商業城市塔蘭托恐懼羅馬力量滲入,一群暴民在政治家煽動下攻擊羅馬軍艦。在其違
背和約後,羅馬鑒於這樣富裕的商業城邦必不好戰,認為還可議和,但卻遭到對方否決,
因為塔蘭托人認為越早用武力抵抗羅馬侵略越好。在被羅馬軍輕易擊敗後,這個富裕的城
邦去請伊皮魯斯的皮洛士大王,軍費自然由塔蘭托承擔,而戰後「意大利要他留多久,應
由他自己斟酌決定」。皮洛士的確擊敗了羅馬,但自損三千,歎息:「要是再來一次這樣
的勝利,我就將失去整個戰爭了。」(所謂「皮洛士的勝利」)——塔蘭托最終仍是無法
擺脫接受羅馬統治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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