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原住民漢語文學自80年代興起以來，從最初的抗議文學，一直到有女性主義色彩
的女性抒寫文學體材，其內容與一般漢語文學最大的不同在於其觸及到的主體經驗、議題
、抒寫對象大大的不同；其最核心的關鍵便是原住民身份所帶來的特殊性，在當今後工業
經濟社會下，其所能帶來問題意識的啟發，自然是使人震驚、深入人心並且旋繞不止的。
為此，我認為從「我是誰」此一核心的問題意識出發，來了解原住民文學當
中所呈現的文學經驗，而可以使我們獲得反思的材料，進而更加了解作為一個人
，其所要面對的基本問題為何；在此將以孫大川老師所輯的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
學選集中的諸作家為主，乃採其收錄作品類型完整豐富，且具一定的原因水準
的方便之計。
第一，要回答「我是誰」這一問題，最直接地便是從原住民的特殊身分談起
，原住民的族群意識自80年代以來隨著本土化社會運動展開，為其在政治經濟上的相對弱
勢，從捍衛最基本的人權、族群生存的問題談起，這樣的族群認同建構是起於政治、經濟
因素，而非以人類學或生物學、民族文化立場出發。莫那能在的美麗稻穗詩集中，寫出位
於社會經濟最底層的原住民，為生活的艱苦和不平等發出共鳴；而在描述社會現實的不平
等引人憐憫外，為了更徹底的解決問題，因而要更進一步地追問，造成原住民族的社會不
平等的原因為何？而要探究政治歷史的因素，如「你說，你是我的兒女...但長江黃河的
乳汁從未撫育我」 ，從台灣歷代政治主權的轉移開始反省，在其統治政策下如何影響改
變原住民族那在數百年前仍為新石器時代的原始生活，而原住民長久以來的身分就在瓦歷
斯若幹的許多散文中都一再地論述被殖民，被剝削，被資本主義經濟給宰制的原住民此悲
情角色所詮釋。像這樣的文學題材，是充滿政治訴求的、或為建構臺灣歷史的政治經驗的
，求人的基本尊嚴、權力的；而以此的進路來了解台灣的歷史建構，是不同於台灣當今政
黨間為了政治角力而建構的歷史意識型態，以「原住民的原生生活如何被改變」此問題出
發，台灣原住民族見證了五百年來來來去去的貿易者、移民和統治者，更能發現台灣因其
特殊的地理環境、東亞國際間相對位置，而能有的特殊歷史脈絡(如田敏中在小說集『赤
裸山脈』中闡述的日本人如何透過諸多狡詐的手腕使原住民繳械、改變其生活，進入農業
經濟生產方式。或根阿盛在虛擬故事『朝山』中所呈現的日治伐木經驗)因此，更能建構
「我是原住民」這樣的集體認同，以此產生區辨不同的歷史文化事實，而非像國民政府統
治三十年間原住民所有的特殊地位一直被隱沒著甚至是取消的。
第二，如進一步追問「我是誰」，除了從族群文化角度的宏觀出發，也當從微觀的具
體個人生命經驗探討，而如孫大川老師的「母親的歷史，歷史的母親」和「紀念是另一種
方式的相逢」兩篇分別對母親和父親的做一記憶的回溯和描寫，以此來反思自身的卑南族
經驗，這種歷史性的回溯被很多作家所採用，如里幕伊‧阿紀在「八個男人陪我睡中」描
寫的外婆故事，呈現的泰雅女性的兩性關係經驗；或利格拉樂‧阿女烏的「祖靈遺忘的孩
子」對母親生命的悲慘遭遇的描寫，作為建構自我的族群經驗的一種方法、手段。
第三，當代原住民作家中，在發現、了解歷史事實後，必然會面對到的問題就是：「
我應當是誰？」這樣的問題，能用漢語寫作、發表、參與文學獎、出版等方式不是意味著
這都當代的生活方式嗎？原住民作家們在解決完歷史政治的原住民後，勢必要思考何謂「
當今的原住民？」隨著政治經濟近百年來的劇烈改變，過去傳承數千、萬年的原住民各族
、部落文化也難以(完好如初的)復見，當今的原住民文化又該如何發展？代表著什麼樣的
意味？而要與台灣主流社會(甚至全球化的世界)如何結合發展？不止是淪於學術裡的歷史
人物、觀光下的物件、娛樂大眾的特異經驗、或是短暫的政治角力工具。以夏曼藍波安的
立場出發，
其最叫人困難的就是生活方式的抉擇問題，這一點，他究竟是要在現代社會中扮演著一個
合理的社會經濟角色？還是回歸原鄉，以達悟族傳統的生活方式潛水射魚、造舟、種植甘
薯芋頭維生？或是，他能夠在二者間達到某種平衡，既發揚自然生活、自然經驗所帶給人
的意義、精神，又能夠執此為教育者的身分，帶給當代人對「該如何生活」不同的啟示。
明顯的是夏曼藍波安選擇了第三種方式，他試圖不斷地運用自身的經驗給予大家一個問題
，「人與自然間的關係、態度為何？」這樣的過程是艱辛的、甚至是不被其家人所諒解的
，而且究竟要如何在現實生活中達到這樣的平衡，的確是充滿挑戰和需要智慧的。
又如瓦歷斯諾幹除在當國小老師、文學作家外，在九二一地震過後，身體力行的與阿
烏重建雙崎部落，並且試圖採集體的方式、共同營造部落的社區經濟、教育、生活等，雖
然結局以失敗收場，但是從中可看出他在實踐上的那種想要一步步地慢慢結合部落傳統文
化的熱切企圖。
第四，在追問「我是誰」上產生極大矛盾、衝突的作家便是董恕明，其在魚、樹之間
，Ａ、Ｂ兩面之間的錯亂與重整，在每個生活的小經驗間，每個情緒感受間抒寫混亂，以
此來重整自我；而在處理族群身分問題時，她有以下回答：「我的家一是在這座島嶼上，
一是在隔海的對岸….當我最終若不能在某處好好落地生根，也許會再想方法設法，讓自
己是一道橋或依朵雲」這樣的意象對台灣的中生代而言是真切的、共同存在著的，他們作
為一種中介、或是遊蕩者，此類作家的生命中有著極為不同的文化經驗，如孫大川老師卑
南族、天主教徒和中國人三種文化經驗，而作為不同文化價值之間，勢必有所衝突或選擇
，因為這是影響到個人整體生命如何開展、其意義的寄託的核心問題。
但更糟糕的是在30歲以下在都市中成長大的台灣新生代年輕人，毫無所謂的族群認同
問題，因為根本就少有那樣不同的生活經驗和記憶，只有小家庭、個人作為個人，混雜在
經濟市場的消費模式當中成長，而對照諸多原住民文學作品中作家特殊的生命經驗和體會
，實在是一種"新奇"和讓人"想望"的過程，面對自身在當代社會中該如何，對比之下，雖
顯其茫然，但又何嘗不是一種參考、和理解不同世代不同身分的人而更接受多元文化價值
的途徑呢？
第四，原住民作家也在其文學作品當中，表現文化價值間的衝突和選擇問題，而不少
作家也以反對當代社會的價值為文學題材，試圖提倡一新的價值思維，
如里幕伊‧阿紀的「山野笛聲」中當在都市長大下的小女孩面對鄉間的原住民小女孩時，
二者對『吹笛子』的不同態度，來表達一種新的價值或新的美感經驗。而田雅各的小說「
最後的獵人」和散文「蘭嶼行醫記」更是一再顯示原住民的生活思維方式多元，不同於當
代主流社會的經濟導向思維方式，使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田雅各在蘭嶼生活時想要向達悟人
買魚但是卻被拒絕的經驗，以及當他想要用付錢來用相機拍穿著清涼泳衣的觀光時，那種
對「錢」的否定態度。
第五，原住民文學作品有一類更是以論述原住民與自然的關係、山海的原始生活方式
出發，對比單調的工業、農業、商業生活方式，人的肢體、勞動在自然當中開展，藉由故
事性的描述，傳授著原住民族祖先與自然間關係的精神，如霍斯陸曼伐伐在小說「玉山上
的精靈」中不斷訴說著獵人和布農族的生活精神，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