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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性犯罪受害者 為何不敢站出來？
時間 Fri Mar 10 01:59:1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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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壇 2000.03.08 中國時報
性犯罪受害者 為何不敢站出來？
⊙王文心、蘇偉碩 婦女節到了，適逢大選年，在內政部公布八十
八年性侵害防治工作的同時，甚至已有總統候選人提出「治重罪用重
典」的政策。但是在性暴力及家庭暴力犯罪「似乎」受到極度重視的
同時，我們也看到了事實殘酷的一面：中央警察大學教授黃富源指
出，據估算，性侵害案件受害者不敢報案的「黑數」案件，是官方統
計報案件數的七到十倍。而婦女救援基金會也估算遭受婚姻暴力婦女
的報警率更在四‧二％以下。令人疑問的是：受害者為什麼不願、不
敢站出來？
茱蒂斯‧赫曼在其名著「創傷與復原」中的文句，似乎專為解答今
天的問題而寫的：「面對天然災害或天譴時，見證者很容易同情被害
者。但是當創傷事件是出自人為時，見證者將會陷入被害者與加害者
之間的衝突。維持中立是不可能的，見證者一定得選擇立場。情況會
誘使旁觀者選擇加害者的立場。加害者只要求旁觀者袖手旁觀，一般
人也都希望眼不見為淨。相反的，被害者卻要求旁觀者去分擔他們的
痛苦，要求行動、參與並且（對創傷事件加以）記憶。」
被害者的家人、愛人、朋友和同伴，經常在責備被害者怎麼這樣「不
小心」的疼惜中，將犯行的責任不自覺地轉嫁到受害的一方。也經常
在不忍被害者沈淪在痛苦深淵而勸他們「揮別過去」的時候，陷入前
述的矛盾中。甚至最後要求被害者和自己一樣：忘了它吧！而這些是
被害者在被害之前就透過無數例證預知的，也就是為什麼大多數被害
者被害的過程會感受極大的恐懼，因為一旦背上被害者的身份，除了
身體、心靈的巨創外，他的嚴重失落來自「社會存在」－獨立而完整
的自我、不可侵犯的尊嚴、和無條件親友支持－的一去不返。
其實不是被害人不願意站出來，是加害人百般阻擾、威嚇，不讓他
們站出來；是社會寧可袖手旁觀，不支持他們站出來。對「性」而言，
主流社會刻意營造出集體迷醉於男歡女愛、五彩炫麗情慾圖像的氛
圍，讓一個個旁觀的大眾，不願讓受害者對性與暴力共生關係的悲訴
澆熄培養不易的亢奮；而眾加害者們更是不願讓他們的罪行成為公眾
譴責的標的。集體的緘默便是如此的「默契」中形成的。
遺忘和忽視不僅在性犯罪和家庭暴力是如此，在許多人為的加害事
件中也比比皆是。以九二一震災為例，災變之初，社會認定這是一場
天災，一時之間蜂擁而至的救援令救災指揮體系為之癱瘓。瞬間休克
的公權力，在「實質不存在」的同時，也免去了公共的責難。一切的
施政是救災至上，災民為先。但是當政府與人民皆從震災的休克中回
神時，當災民們發現自己竟然不是災民而是偷工減料與官員瀆職的受
害者時，加害者與被害者的緊張關係就開始了。而災民們的社會信用
因為加害者掌有絕對的權勢而開始崩解了。
對旁觀的社會大眾而言，他們的內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們聽到來
自受害者的呼救，希望協助他們填補失落－重建家園，一方面又得面
對來自政府的宣稱：重建政策已經一一落實，災民們（受害者）只需
等待與配合。這兩者之間必有一方說謊，我們要站在哪一邊呢？就如
茱蒂斯 ‧赫曼所言，我們大多會選擇對受害者的呼救採取袖手旁觀
的立場。
人間如此悲慘，我們全靠命運左右，以維持自己不會從旁觀者的身
分墮落到不能主張權利的被害者嗎？
我們不要忘記，不是日益增加的性犯罪和家庭暴力件數，使政府主
動制訂法律保障婦女人身安全；而是一波波的爭取婦女權益、保障人
身安全的政治行動－遊行、座談、遊說、抗議－才有的法律結晶。這
不是台灣的政府特別麻木，而是大多數政權的通性。台灣的將來是「向
下沈淪」或是「向上提昇」，當然不取決於我們選出這個或是那個政
治領導人，而是取決於民眾多大程度理解政治行動對他們自己和社會
進步所產生的影響。
有人說：「一個社會文明的程度，取決於那個社會對待婦女的態度。」
我們想補充的是：「一個社會進步的程度，取決於那個社會對待婦女
和受害者的政治行動的態度。」
（王文心為高醫大學博士班研究生，蘇偉碩為凱旋醫院精神科住院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