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龍的傳人」是七○年代末威權體制下的民族主義歌聲，羅大佑的「抓狂歌」是八○
年代從反省到反抗的吶喊，那麼九○年代末時代精神是怎樣的聲響呢？從七○年代到九○
年代，當台灣唱片工業已成為最龐大的文化工業，承載著社會意識的歌曲又有多少空間呢
？
MTV音樂百年紀事節目邀請了不同世代、不同位置的音樂創作／評論者為這個問題提出
深刻的討論：「龍的傳人」作者侯德健，從抗議歌手朱約信一路走來不改顛覆本色的豬頭
皮、台灣前最具鮮明社會意識的「交工樂隊」林生祥、以音樂社會學博士候選人何東洪，
以及主持人MTV當家VJ李大齊。
流行音樂作為一種社會活動，乃是在特定社會時空下所生產出來，必然反映了不同時代
的社會氛圍與文化想像。在台灣，十年前影響深遠的政治解嚴對台灣流行音樂的發展產生
什麼影響呢？曾積極參與學運也任職過水晶唱片的何東洪認為，雖然台灣的新媒體越來越
多，但是有社會意識的歌曲卻不見得有更多生存空間。
七○年代的台灣社會面臨的是外在壓迫，容易被政治動員。而由於「龍的傳人」這類歌
曲對政權不具挑戰性，所以唱片工業以及國家都願意支持。八○年代的政治轉型時期，開
始出現顛覆既有政治結構的抗議歌曲，如「黑名單」、朱約信。九○年代雖然進入了所謂的
政治民主化，但社會正義的進展卻很緩慢。所以音樂要和社會結合就必須建立在反社會壓
迫，最好的例子就是「交工」樂隊。但是這些反體制的音樂都必須在音樂工業外發行，這
表示台灣的音樂工業空間並沒有變大。所以連徐懷鈺表達對阿扁的支持都會受到唱片公司
壓制。
作為實際的創作者，侯德健和林生祥提出了他們的創作背景和理念。曾經參與六四民運
的侯德健回溯當時寫歌背景，乃是因為台美斷交的刺激。如同許多懷抱中國情懷的熱血青
年，他們在時代的洪流中反省中國人是否有能力面對自己的未來？「交工」樂隊的林生祥
則展現了九○年代台灣的社會矛盾。從前「觀子音樂坑」時代就標舉音樂必須要傳達社會
意識，並且致力於環保問題、客家文化；今年更回到美濃和社區運動者鍾永豐組成「交工
」樂隊，而和草根社區緊密結合。他指出反水庫乃是世界潮流，是弱勢團體對國家和資本
家結盟的反抗。
不過，這些堅持理念的音樂固然難能可貴，但是如何才能既堅持理想，又能讓市場接受？
主持人李大齊提出這個流行音樂的永恆課題？從抗議歌手到現在躋身為音樂人眼中的「朱
老師」豬頭皮表示，要區分到底音樂是意識型態的工具，還是音樂本身才是最終目的，而
所有不滿都只是音樂的表達工具。他認為唱片公司其實並不管你的意識型態，而只在乎賣
不賣。所以解決的辦法就是做出好聽的歌。對做音樂的人而言，不要去考慮要先靠近市場
再實踐理想，或是先貼近小眾再轉向大眾。重要的是，回歸自我，做自己想做的東西。
一向DIY發行專輯的林生祥表示，他們一方面寧願花時間充實本身的意識和世界觀而不
願去pub表演，另方面則是更關注與社區民眾的互動。而不同的創作對象，會決定不同音樂
質素的構成。何東洪則指出非主流音樂的希望在於跳脫既有的市場機制，以及主流公司的
操作模式，而去尋找另一種流通、傳播的可能。主持人大齊也提出，雖然內涵是批判的，
但是音樂形式可以是多元的。
最後眾人提出各自的理想與期許。對林生祥來說，唯一的道路就是和唱片公司既聯合又
鬥爭。看過許多不同國家的侯德健則期許有更多的表演場域，讓各種演出、聆聽可以自由
的流動。何東洪強調必須打造創作者和聽眾間的新連結，並藉由這個連結基礎來改變和唱
片公司的關係。至於朱老師則承諾將更利用自己的資源，為台灣的非主流音樂貢獻更多力
量。
在西方，搖滾樂和政治的聯結從六○年代以降早有深厚的傳統。在曾經起起落落的許多
激情與理想中，音樂往往是青年反文化中最重要的能量來源。就在千禧年前夕，一向關心
政治的愛爾蘭樂隊U2的主唱Bono，要在今年結合音樂人推動西方工業國家刪除對第三世界
的外債，而賦予千禧年新的意義。而將在世紀之交的二千年選出新任總統的台灣，下一個
世紀的社會將會有所變化嗎？而我們的音樂與青年文化又將如何回應新時代，並釋放更不
同的想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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