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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姐過世，我們沒做到什麼？
■苦勞論壇2006/08/30
◎作者：王以寧
聽到官姐過世的消息，難過地掉下了眼淚。我還記得九年前在電視上，公娼抗爭，官
姐站在第一線，那時我的感動是，她代表著公娼從社會的邊緣及歧視中站出來，大聲地捍
衛她們的權利，社會運動的意義，不就是「賦權」給社會的最底層，讓她們發出自己的聲
音嗎？但最令人傷感的地方也在此，公娼在經歷了一次次的抗爭，甚至一定程度顛覆了社
會的污名，「公娼精神」成為一句響亮、正面的形容，可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官姐，卻還
是敵不過社會現實的逼壓，走向絕路。
在1980、1990年代，其實有許多群體從社會的邊緣站出來，勞工、農民、原住民、同
志、公娼……，每一類群體，或多或少都在社會的污名化下奮力「出櫃」，光是打消污名
及主流認知，常常就用盡一切力氣，難免會往認同政治上走去，必須回到自己的群體，型
塑文化意義及社會正當性，說得文謅謅一點，是「多元主義」。
但在這種努力還在進行時，官姐的死，卻讓我看到了更深沈的結構壓迫，解決了社會
污名有何用？再多十個官姐在街上吶喊意義又何在？同樣的，像原住民正名運動固然重要
，但是不是也碰觸不到原住民面臨的底層困境？但明明，他們難以跨越的是同一個社會結
構啊。我們是不是在潛意識中，已經認為某些問題，因為太龐大無法解決，只好暫時將這
個問題認定為每個個人的「私領域」。
昨天（8月29日）我出席官姐追思會，才認知到，公娼姊妹們一次次的勇敢上街，原
來背後都還有龐大的經濟壓力，自己家裡的經濟負擔、娼妓姊妹們的互相借貸，壓得她們
喘不過氣來，日日春祕書長王芳萍難過地說，之前都沒有注意這個部分、也無法解決這個
部分，日日春只能選擇把需要經濟支援的娼妓推走，讓官姐必須走這一步，讓她全身發冷
。
像官姐的姊妹現在也還是一屁股債，她昨天還是開玩笑說，官姐和她曾經講過，誰先
走就誰先托夢報明牌，讓另一人翻身。這也沒錯，當借錢借到地下錢莊，在台灣社會，除
了等明牌發橫財，還有哪裡有機會解決債務問題？
但日日春已經做得夠多了，賣四物醋、賣公娼抗爭書籍，就是解決經濟問題的方式之
一，可是大環境不配合，養不起幾個人，這絕對是非戰之罪，更沒有人有資格苛責，也期
待日日春未來計畫重設的儲蓄合作社。
只是我一直在想的是，我們這些非第一線工作者，面對底層邊緣發聲時，除了聲援、
參與遊行、表達認同之外，還有什麼更能貼近底層生活的支援形式，所謂對抗共同結構似
乎太遠，但官姐的死，讓我覺得真的必須去面對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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