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蔡傳暉主任
問：請老師談一談文山社區大學的創校歷史和社大的理念。
社大的創校歷史其實很短。是從去年一月份由民間一群
長期關心教改工作的朋友所發起，而社區大學這個構想
，其實在1994年國內便有人提出，但在那個時候談論社
區經營的風氣還不是很盛，有關於社區主義，學校社區
化的想法也不過是這一兩年間才開始成為社會的主流價
值。因此在去年年初時，我們認為推動社區大學成立的
時機已經成熟，於是便在去年三月份組成了「社區大學
籌備委員會」，以作為一個全國性的規劃和推動。到了
去年六月，開始和台北市政府、新竹市政府接觸，希望
這樣的想法，能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之後很順利的台
北市和新竹市都願意試辦。結果在七月20日正式召開記
者會宣布兩市將各辦一所社區大學。之後文山社區大學
決定在九月28日開學，因此在兩個月間我們就從籌設到
完成正式開學；但新竹市的進度就比較慢了。因為上課
地點的問題，擔誤了開學日期。最後到今年三月一日才
正式開學。這便是文山社區大學創校的緣起。
而經營的模式為地方政府，台北市政府，委託民間文教
團體去經營，而文山社大是由「台北市社區大學民間促
進會」來經辦。這個促進會其實也是去年的「文山社區
大學籌備委員會」轉型而來的。
社區大學的創校理念，我想先簡單談一下。目前台灣社
會對於成人教育的想法多半有種偏見，認為傳授的都是
較機能性、生活實用的東西。如語言、電腦、繪畫等。
但回顧一下歐洲成人教育系統，在150年前丹麥有一位教
育哲學家葛龍維，他被譽為「民眾高等教育之父」，因
為那個時候，歐洲的大學發展相當蓬勃，但卻只限於上
流社會，一般的民眾沒有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造成了
社會發展很大的落差，所以他便提出了「要避免革命的
發生，必須要和民眾分享權力」，但是，要怎麼和民眾
分享權力呢？就必須教育大眾，使其具有能力去分享權
力，參與民主政治的體制。一但民眾都有能力分享權力
時，便是我們所說的「公民社會」的來臨；在「公民社
會」中，民眾並非只會蓋章投票而已，他們要知道如何
選賢與能，如何敦促政府，提出好的政策。這些在在都
需要民眾有對公共事務了解的能力；另一方面，歐洲那
時資本主意興起，勞工階級大量增加，他們就必須有一
些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常識來爭取自己的權益。
因此歐洲成人教育的傳統便有啟蒙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特
色，培養公民如何參加自己的生活，參與公共事務，參
與國家社會的發展。所以社大的教育理念和這樣一個歐
洲式的教育理念是較契合的。我們強調的是「知識的解
放」，讓知識走出傳統大學教育的禁錮，使一般平民大
眾也能享受人類知識的結晶。而知識的解放自然有助於
一般民眾獨立思考的能力、視野的開闊，增進分析、批
判了解的能力，而擁有了這些能力，便能有能力去參與
自己的生活事務，如一位計程車司機讀了經濟學，他便
可以比較清楚的了解，他在社會中的處境是怎麼樣的。
因此，知識的解放便是我們創校的第一個理念。
第二就是我們一向感覺這個社區普遍缺乏公共領域生活
參與的習慣。向來較重視私領域的生活，如家庭、親朋
好友間的來往；但是對於公領域，大家都是陌生的，如
社區要建設公園、停車場該如何規劃，社區的居民幾乎
都甚少參與，也不知如何參與，更不知參與是他們的權
利。總而言之，這種公領域的生活文化尚未培養起來，
我們的社會離公民社會的境界還很遙遠。我們期望居民
能養成有這樣的能力，想法去參與公共事務，這是我們
第二個理念。
而第三個理念呢？前述的「知識的解放」，是強調學術
課程的目標，而「公領域的開拓」，則是「社團活動課
程」的目標。而第三個理念是建立在「生活藝能的課程
」上，它著重的目標是「生活價值的改變」。這個目標
要做的是希望能把目前我們這個資本主義的「消費型社
會」改造成「生活型的社會」。在生活型的社會中，許
多資源的取得不再來自於金錢交換，很多事情可以自己
動手，就是生活上的DIY，由自身參與生活成品的取得。
消費型的社會是相當耗費地球資源的，而生活型的社會
則較重視生態保育。因此，在我們「生活藝能學習」的
課程中，會強調生態環保的東西。我們希望能把這種正
面的生活習慣帶進來，造成生活價值改變，這和坊間的
補習班不同的地方。
問：台灣近兩年來，「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常常是討論的話題。
社區大學在這一點上，和在地原本的社區族群，兩者之間有沒有相呼
應、或是相聯繫的關係？
現在社區的發展，已經慢慢的活絡起來了。但這有一個
隱憂：假如社區的發展，是依循舊有的人際關係來發展
的話，那是很不好的。這代表著我們只是把原有私領域
的關係，換到公領域來操作而已。在私領域裡，很重視
人情關係，所以我們會把每個人的關係都處得很好，有
時候吃飯喝酒來增進交情，這是我們經營私領域人際關
係的習慣。但這不應該是公領域的經營模式。
另外，社區民眾普遍的對公共事務議題的能力比較缺乏
。然而往往這些公共事務是需要專業的。例如社區裡有
人很關心環保議題，但是他們缺乏這種專業，所以碰到
這種問題時，他們反而不知道該怎麼處理。所以社區居
民的專業能力，應該要隨著時代進步的。要是社區裡有
一些具社區規劃能力的專業人士，社區就可以藉助他們
的專業來作改善。如果社區要蓋公園，有專業人士的規
劃，大概就不會蓋個水泥公園出來，而會是一個比較自
然的空間。
面對這樣的問題，社區大學就是一個很好的幫助。社區
大學設計了很多有關於公共議題的課程，像環保議題的
課程、社區空間的診斷等。提供了社區工作者很好的學
習資源，學習如何組織、如何動員社區的動能等。我想
這也是社區大學，呼應了所謂的「社區總體營造」的理
念。
問：就文山社大而言，與在地的社區營造，以及社區意識的凝聚上，
文山社大的自我定位在那裡呢？
其實文山社大，扮演的是資源的整合者。這裡有許多在地
的鄰里團體，以及許多專業的團體，例如環境保護聯盟、
主婦聯盟等。這些組織都有他們自身的專業。所以我們邀
請他們來這裡開課，也邀請一些基層的社區工作者來上課
。從上課的反應中，這些專業團體也可以了解到，一般人
的需要是什麼；而社區工作者也可以學習到一些專業。社
大就變成一個資訊的交流站。
問：除了文山社大外，新竹、板橋等地也紛紛成立社區大學。這些社區
大學和文山社大間，有什麼異同點嗎？
除了文山社大以外，我想其他的社區大學都還成立不久，
所以短期間還不會有很大的差異。不過雖然很多社大都還
成立不久，但是在理念的掌握上，都還掌握的蠻不錯的。
因為現今在各地籌備的人，其實當初都是從「社區大學籌
備委員會」出來的。所以理念和精神上都蠻一致的。
不過就特色而言，「非營利組織」人才的培養，是我們重
要的一個特點。另外「社區工作」、「生態環保」等人才
的培訓，也是我們比較重要的特色。也就是說，我們在這
方面的課程比較多，相對於其他的社區大學來講，這是我
們比較強調的部分。
問：社大有個特點是學員可以一同參與校務的討論和經營。這樣的方式
實施到現在，對於這樣的效果，可不可以提出來讓我們分享。
我想對於這一點，學員的參與度都很高。每一班都會選出
一個班代表，班代表參與班代表大會，討論一些事情。這
個班代表大會的出席率幾乎都有七、八成，相當踴躍。另
外班代表要再自己組織一個「班代表聯誼會」，這樣已經
有社團的形式了。他們參與的意願很高，更能幫助他們處
理事情，可以說是一個社大的後援會；同時，他們也是扮
演著參與和監督的角色。例如上禮拜六我們開這學期第一
次的校務會議，學員幾乎都到齊了，比教師代表的出席率
還高。可見學員的參與是很積極的。
至於要讓學員完全能主導校務，我想因為社大的時間還很
短，可能還沒辦法看出具體的效果。不過等到一段時間，
比較老的學員有經驗，可以帶領新學員一起參與，這樣的
效果就會慢慢出現。例如在會議上，剛開始他們聽比較多
，但是未來學員有經驗，有自己的想法，可以討論後提案
，這才是真正的主導校務。
問：當初選擇在文山區設校，是不是對這個地方的社區，有什麼經營的理念
或參與，才會在這裡設校呢？
我想社區的意思，本來是從「community」這個字翻譯過來
的。這個字應該翻作「共同體」會更好一點。就文山社大
來講，其實它不只是文山社區的一個大學而已，它的意義是
很多重的。雖然我們設在社區內，但這不代表我們的課程，
只侷限在社區裡，社大的意義沒有這麼狹隘。就共同體而言
，木柵里可以是一個共同體，台北市是一個共同體，全台灣
也是一個共同體。就事件發生的程度，共同體的意義會有不
同。譬如地震，全台灣就好像是一個共同體。又譬如總統大
選，這也是全台灣關心的，而這也應該是我們課程所關注的。
另外文山社大的學員，有58%是文山區的居民，而這是因為交
通的因素，我們對學員並沒有設限，這是一個很開放的場所。
所以文山社大不代表它只有關心文山地區的事物，而是開放的
，廣泛的關懷這整個共同體的事情。
問：文山社大和政大比鄰而居，社大和政大的關係，是維持怎麼樣的互動呢？
社大最近的大學就是政大，而我們也有很多的老師來自於政大。
但社大和政大的關係，並不止於這個層面。像我們「非營利組織
」的課程，是由政大的江明修老師幫我們規劃。在政大，有個「
非營利組織工作室」，是國內大學裡比較特別的，因為別的大學
很少有這樣的研究。而這樣的組織，來社大作，可能它的意義會
更大。進一步說，對研究機構來講，在社大所得到的交流和激盪
，可能會比在政大作得多。而這也是我們極力發展的一種合作模
式。
還有政大之聲，也來這裡協助我們開課。我們空中教學的帶子，
也是政大之聲幫我們錄製，然後在政大之聲的頻道上播放。以及
我們社大學員，可以比照推廣教育的模式，到政大圖書館借書。
這些我們都很感謝政大的協助。我想這也是政大「大學社區化」
的一種模式。
就未來的合作模式來講，我想政大的同學可以積極的參與社大。
像上禮拜政大之聲網路組的同學，到我們這裡帶課間活動。同學
來這裡教我們的學員怎麼樣上網聽廣播。政大有很多專業科系，
也有很多社團，可以到社大發揮同學的專長。例如社大的學員並
不知道怎麼查資料，怎麼利用圖書館，我們就很歡迎政大的同學
，以志工的模式，來這裡帶我們學員如何找資料等。一方面可以
發揮同學的專業，另一方面也可以是一種「社區服務」。除此之
外，還有很多種可能的合作模式。我想也不是讓同學付出而已，
而是希望能讓同學的專業平民化。因為所謂的專業，除了可以賺
錢，做研究外，其實也可以有社會服務的功能。
問：社大的學術性課程，開課名稱似乎和一般大學沒有什麼不同，性質上和
一般大學的課程有什麼差異呢？您鼓勵政大的同學也來社大上課嗎？
我們很鼓勵政大的同學來這邊上課。其實嚴格看起來，社大的課
程與一般大學還是很不一樣的。社大的課程主題和台灣比較接近
，例如社會學，它的討論主題都在台灣社會。還有當代台灣小說
選讀，社會文化與變遷，都是以台灣為主題。重要的是，社大的
課程並不是專業的訓練，而是一個公民所應具備的知識。換言之
，它是一種通識導向的課程。而它跟大學裡的通識課程又不一樣
。往往在大學的通識課裡，它只是把一種專業的東西講得比較簡
單，而這絕對不叫作通識。所以來這裡上課和在大學裡上的課，
是完全不一樣的。
另外和一般大學不同的是，這裡你所接觸到的，是不同年齡、不
同經歷、不同背景的社會大眾。這是一種新的經驗和刺激。我們
上課有很多討論，有時候你聽到別人的意見會很不一樣，有時候
你會覺得他怎麼那麼堅持，都不肯改變。而這也是一個新的經驗
，從學員的身上，可以看得更多、學得更多。在政大的同學，往
往都是同年齡層，都沒什麼經驗，沒辦法像在社大可以從學員得
到經驗，從學員身上讀出東西。
問：台灣目前仍是文憑主義掛帥，社大對於這樣的風氣，以及關於文憑的質疑，有
何因應之道。
現在的教育體制，對文憑是一種掌控式的手段。教育部授權給學
校發文憑，實際上權力還是在教育部手中。因為他們覺得文憑應
該要有一種篩選的功能。有了文憑，好像就代表程度很好，可以
進入上流社會。而教育部又跳下來掌控這個機制，國家把這個東
西看得很重。有時候你拿到一張大學文憑，但你其實並沒有學到
什麼東西也畢業了。而我們認為文憑不應該看得那麼重要，國家
不應該來管這個東西，這個永遠是管不了的。而未來有50%的人
會有大學學位，那這個文憑又有什麼篩選的意義呢？所以教育部
的觀念要改變，我們應該讓這個文憑變得不那麼重要。以後公司
用人不會只看你的文憑，因為文憑已經沒有篩選的意義，他還是
要看你的真本事。所以我們要打破文憑主義，就是不要去限制那
麼多。現在我們就是限制太多，才會讓文憑產生某種篩選的作用
，讓文憑主義盛行。我們的期望是讓教育部不要管文憑。不過，
在現今學術文憑的部分，這種想法或許不太可能，所以我們用別
的方式去取代。例如，我們現在用結業證書的制度，你修完某個
階段的課程，我們就給妳結業證書。結業證書和文憑，其實都是
一種對學生修完一階段課程的獎勵。這有助於學習生涯的規劃，
比較能夠去克服學習時的困難。假如沒有這些制度性的設計，可
能學生學習的時候就會無所適從，或是只會找一些熱門的課去選
；不然就是學到一半碰到困難，就會半途而廢。因此一個好的教
育機制，應該要有一些外在肯定的設計，幫助學生作長期的規劃
，也能讓學生可以咬緊牙關努力去唸。
問：請問蔡老師，您當初是什麼樣的因緣際會，而投入社大的工作。參與了這
一段時間，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您的心得。
其實社區大學的推動，主要是黃武雄老師在推動。其他參與的人
員，也都是從當時一起努力的人。我自己是在五年前，參與「四
一○教育改造聯盟」，擔任副召集人，也就是從那時候起，投入
教改的行列。教改的口號已經喊了好幾年，但是實際上，政府做
得並不好。例如廣設國立的高中大學這一點，理論上高中職的數
量是足夠的，但結構上卻有問題，就是高職太多、高中太少，而
私立太多、公立太少，比例上嚴重的失衡。任何先進國家都不是
這樣子。這樣就造成品質上的落差。因此國中升高中的競爭問題
很難解決。又例如小班小校的問題，政府所謂的小班，二三十人
的班，就我們來看，或以國外的標準，都是大班，根本不能稱作
小班。所以還是有很多教育上的問題仍待解決。而社區大學在我
們看來，是最可行、所需經費最少的一種方式，就可以達成社會
改革的效果，才會吸引了很多從事教育改革的工作者投身其中。
而我本身也是因為這個因素參與社大的工作。
而社大和教育改革有個共同點，就是社會重建的想法。也就是說
，從事教改不只單純作教育改革，而是希望有社會重建的目的。
譬如將來如果能廣設社大的話，都能依照我們的課程去做，就可
以達到社會重建的效果。就像我們以前教改推動的廣設高中大學
，假如能達成，也可以有社會重建的效果。為什麼？因為目前在
台灣有三分之二的鄉鎮沒有公立高中，假如一個大學畢業生要選
擇，他不會選擇一個沒有公立高中的窮鄉僻壤去住，自然會往都
會跑。假如能每個地方都有高中大學，那就可以慢慢的把人口拉
回來；在比較偏遠的地方，可以用森林小學的模式來做。
社大發展了這一段時間，除了原本參與的工作者以外，慢慢的也
有其他的團體也有興趣辦這些東西，而這些就是社會力的展現，
社會活力的重新被釋放。這對很多從事社會改革、社會公益的團
體，是一個新的著力點，社大也因此整合了很多資源，成為一個
交流站，讓更多社會活力被激發出來。所以我們應該對教改，抱
著一個更宏遠、更正面的願景。
問：老師從事教改這麼久，自己心中對於我們下一代的教育環境，是抱著怎麼樣
的理想和願景呢？
其實台灣的教改，從來不是追求一個理想的教育，而是追求一個
正常的教育。我們民間教改所做的，也不過就是要正常化教育而
已。但是現在的教改有點畸形，我們講教改講了那麼多年，但你
還是可以看我們小學的教育環境沒什麼改變。你一樣還是可以看
到司令台，一樣看到升旗典禮，叫小孩去曬太陽，大人就可以躲
在一邊，然後可以一直曬到有同學暈倒了。所以其實我們的教育
環境還是沒有什麼改變，當你沒有一個比較正常的教育觀念時，
你的教育環境就一直沒辦法正常化。又像我們談到高中的問題，
我們高中考試的競爭那麼激烈。雖然人生下來難免要接受競爭，
但是競爭會扭曲一個人的人性，我們不是不要競爭，而應該讓競
爭不該那麼早出現，越晚越好。也就是說，我們不要競爭的教育
環境，而是人性化的教育環境。所以我們應該把教育體制，改造
成沒有競爭的環境。例如我們應該補助私立高中，讓它的品質和
公立一樣好。而不是像現在弄綜合評鑑、推薦甄試，要評量在校
成績，這一樣還是在競爭。不過升大學可能就沒辦法這樣。我們
也無法太理想化，實際面我們也要考量。不過至少可以讓競爭機
制延後出現，讓中小學的教育環境，有改善的空間。
採訪/陳震宇 陳思帆 撰稿/陳思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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