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八月號‧第六十期
社會科學如何本土化
方 沂
作為《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以下簡稱《台社》）的忠實讀者，我很高興貴刊今年2月
號在「兩岸學刊選評」專欄中，以首要位置刊發了林載爵對《台社》的評論。作為台灣活
躍的知識人，林先生對《台社》的把捉自然更能貼近《台社》同仁在台灣語境、情境中的
編輯設計意圖和編輯感覺。這當然有助於我今後以更貼近的方式理解、省思讀過的《台社
》論文，同時也促我自問，像我這樣一個對台灣情勢、知識思想狀況所知甚少、置身台灣
社會局外的大陸讀者，何以能長期興致頗高地閱讀《台社》呢？細究箇中原因，恐怕得寫
成一篇長文。這裏我只想就《台社》對自己工作立場的最初設定和90年代的再調整問題，
談一下其對大陸學界社會科學本土化討論所具有的參照意義。
和大陸社會科學本土化相近，台灣亦曾有過「社會及行為科學的中國化」討論，而對
「社會及行為科學的中國化」討論的不滿，是《台社》同仁之所以走在一起的原因之一。
1988年《台社》的發刊詞寫道：
我們這群關心台灣社會發展及其未來的青年社會研究工作者，認為台灣社會研究必須涉入地
立足在孕育著無限生機的廣大民間社會，具有自我批判意識地割捨一切類似「社會及行為
科學的中國化」之類不具特殊而具體之問題意識的形式主義命題，站在關懷台灣未來命運
之前瞻的、以台灣之特殊而具體的問題意識為主體之自主的、以徹底挖掘問題根本並追求
解決與改變之基進的立場，自台灣社會的現實出發，從歷史─結構的角度，對我們的社會
進行深入而全面的調查研究，自我批判地去追問「我們是甚麼」這個有著倫理實踐意涵的
問題。
可以說，這是《台社》創刊十餘年來始終不變的宗旨和精神，但這並不等於說
《台社》十餘年來的階段定位目標沒有大的變化。從創刊到90年代中葉，其最大的變化之
一就是林載爵所敏銳指出的：
《台社》的成員在七周年時自詡不僅是學院內外的學術工作者而已，更要透過參
與各項社會政治運動，與台灣社會的成員共同努力改造整個社會。這與七年前創刊時所說
的「著手去創建適應自己社會之問題的理論」，顯然已有很大的改變。之所以會有這樣大的
調整，1995年《台社》二十期以《台社》編委會名義發表的〈由新國家到新社會──兼論
基進的台灣社會研究〉一文，有概要的說明：「匆匆七年已經過去，就在喧擾、抗議和各
種勢力糾纏對峙的歷史發展進程裏，當時所面臨的各種巨變環境，如今已經逐漸呈現不同
的面貌。」台灣政治結構和國家意識形態的變化，「不僅吸納了民主反對運動多年來積蓄
的大量動力，也淹沒了80年代爆發的各類社會運動，正式為90年代的台灣政經發展定下了
新的日程表」。但就在政治結構和政治文化趨向一種穩定的「台灣化」的同時，台灣又出
現了許多極為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的新問題。先前的各種社會運動主要以政
治自由化和民主化為目標，因此，在傳統的威權政體倒台之後，運動就「逐漸失去方向和
活力，無力扮演積極自主的改造角色」，以有效針對台灣當前出現的各種重要問題。
正是這樣一種對台灣當下現實問題的焦慮和理解，使得《台社》公開表達：「學術研
究與社會改造對我們而言，是二而為一而非相互排斥的目標；激越的心必須與冷靜的筆相
結合。」「我們相信，除非對社會政治的結構與發展動力作深入的了解與分析，否則任何
無根的、外來的口號，或者經驗主義的現象描述，均無法貼切地掌握台灣社會的脈動。」
我這樣理解《台社》的如上表達，沒有「貼切地掌握台灣社會的脈動」的理論和提議，就
不可能有在台灣新狀況下定位準確且可能成功的社會改造運動；而要想「貼切地掌握台灣
社會的脈動」，就必須有對台灣社會政治結構與發展動力的深入了解和分析。但如果沒有
這種對台灣現實狀況的焦慮和對社會改造運動的深切期待，學者們就可能退回學院，進行
我們最為常見的兩種社會科學工作：一是介紹、研究國外各種社會科學理論；二是作各種
符合嚴格學術規範的經驗主義研究。至於自己置身其中的當下的社會政治結構與發展動力
等問題，反倒並非這些學者的關注所在。
有《台社》的參照，大陸社會科學界這些年頗為熱鬧的「社會科學本土化」討論的特
點和問題就特別容易看出來了。因為我們討論和進入問題的方式，太像台灣學界「社會及
行為科學的中國化」這一被《台社》批評為「不具特殊而具體之問題意識的形式主義命題
」的討論。表面上這一類討論有其可理解的現實性，因為他們看到了源自西方的社會科學
不能有效地貼近我們自身的歷史和經驗的問題。確實，這也是《台社》創刊的出發點之一
，即認為：過去解釋「台灣經驗」所根據的學術觀點，沒有一個是源自於台灣發展之具體
問題所產生的問題意識而建構的，只是用不同的
方法說明台灣的傳統社會如何趨近現代性。這一問題感，使得《台社》創刊伊始曾把根本
改變這一處境作為自己的目標：期許自己能夠針對台灣社會，提出既本土化、又帶有國際
性和歷史性視野的基進學術研究，「著手去創建適應自己社會之問題的理論」。所有這些
，都是《台社》初創刊時和熱心參加「中國化」、「本土化」討論的學者們共同擁有的。
大陸學界社會科學本土化討論的一個重要共識就是：只有從我們的歷史和當下經驗中發展
出我們自己有效的解釋框架、理論系統，社會科學本土化才算完成，我們的社會科學自主
性才算確立起來。
從此角度，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是，《台社》七周年時標舉的自覺調整，恰恰是不
再把強調「著手去創建適應自己社會之問題的理論」作為自己的努力標的，而是把「站在
關懷台灣未來命運之前瞻的，以台灣之特殊而具體的問題意識為主體之自主的、以徹底挖
掘問題根本並追求解決與改變之基進的立場」，落實於「透過參與各項社會政治運動，與
台灣社會的成員共同努力改造整個社會」這一更為具體、更為限定、更直面當下的選擇；
同時把「自台灣社會的現實出發，從歷史─結構的角度，對我們的社會進行深入而全面的
調查研究」這一《台社》自我設定的研究和關注
範圍，集中於「對社會政治的結構與發展動力作深入的了解和分析」這一問題主鏈上。這
樣，「創建適應自己社會之問題的理論」這一大陸「本土化」論者肯定大為歡迎的標的，
就因《台社》同仁對台灣當下問題的焦慮而懸擱了起來。
《台社》的這一懸擱，和對其立場、關注範圍的具體限定，對我這樣一個關心大陸社
會科學發展的學人，尤其意味深長。在我看來，《台社》發刊時的大多數表達，就其字面
都會為大陸社會科學界的本土化論者所接受，雖然他們會驚異於《台社》對台灣學界「社
會及行為科學的中國化」討論的強烈不滿。但「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討論又給大陸社會科
學界帶來了甚麼呢？表面看來，此討論貢獻甚大，在意識自覺上，參加討論者深感僅僅熟
悉國外社會科學理論進展，和能做嚴格符合通常學術規範的中國經驗研究還是非常不夠的
，只有建立了我們自己的社會科學理論，我們才
真正確立了我們社會科學界的自主性格；在具體研究操作上，發展出一種看起來甚有活力
的研究方式，即找出國外社會科學理論不能恰當解釋的中國現象，再反過來以此作為對這
些理論的商榷和批評之資。一個接下來的問題自然是，大陸社會科學界如果只停留於目前
的反省深度和幾種研究範式，是否能完成「創建適應自己社會之問題的理論」的本土化目
標呢？我看很難。「社會科學本土化」討論者所批評的研究範式的貢獻限度已為他們反覆
交代過，此處我們只略為剖析他們新發展出的研究範式。這種以中國經驗資源挑戰各種社
會科學理論的研究範式，表面上看是外在於既有
之理論，分析了中國經驗的獨特性，但此中國現象之所以能進入研究者視野，實是因為它
和因它而被批評的理論之間的結構關係。至於它在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中具有甚麼樣的特殊
位置，反不得而知。我並不否認這種類型研究可能帶來認知上的貢獻，但由於它是它所批
評對象身上的再生長，至少和本土化論者所期望的「創建適應自己社會之問題的理論」的
目標之間，沒有一種直接通向的邏輯關係。
從上面分析看，大陸社會科學本土化論者之所以會陷入這樣一種尷尬境地，不在他們
沒有尋找到大陸「特殊而具體」之問題，而在於他們尋找到的「特殊而具體」之問題是相
對於既有的社會科學理論而言。《台社》同仁之所以不會陷於此種尷尬境地，是他們一開
始就沒有自限於一個封閉的學院角色，而以為「必須涉入地立足在孕育著無限生機的廣大
民間社會」。正是這樣一種對台灣社會的責任焦慮，使得《台社》從創刊伊始，就成了揭
示、挖掘和回應台灣問題最有成效和水準的刊物。所以，字面上看《台社》〈發刊詞〉和
大陸「社會科學本土化」論者有一些相近的判斷
和目標，但實績卻非常不同。《台社》有目共睹的成就，使《台社》編委會在七周年回顧
自己走過的路時可以說：七年來《台社》發表「文章的累積，至少形成了部分對台灣社會
的基礎研究，對現階段的歷史發展做了紀錄與理解」。這一對台灣社會發展的始終如一的
責任、焦慮內核，也使得《台社》同仁能在台灣政治社會狀況發生變化時，自然調整自己
的工作立場和工作重心。
在參照中，問題容易被描述清楚。對比《台社》群體和大陸學界主流對學術自主性的
理解，我們能感到其間的距離。在大陸，學術自主性首先被視為要外在於權力、金錢、世
俗榮譽和流行意識的干擾，提供本學科範圍內的確證性知識，並在已有確證性知識基礎之
上建立有效力的解釋框架、理論系統，而新的解釋框架、理論系統又會導致新的確證性知
識生產……在這樣一種理解中，學者最好、最合適的工作位置就是相對外在於世俗的學院
位置。按照一些內蘊激情的描述，學院生活確實可為對知識工作有足夠誠敬的人們提供一
個既單純又聖潔的環境。
學界內有相當部分人抱如上心態是極其正常的事情，但當這種想法是一種絕對壓倒多
數的籠罩時，就不能不令人憂慮。尤其在今天這樣一個變動劇烈的時代，學界如果還被籠
罩於這種心態和想法之下時，就該有人大聲疾呼了。因為不是學院的圍牆，而是這種心態
、想法把我們和社會分隔開。當民族和社會陷入重重問題和危機時，我們卻或只能作為一
個普通人表達自己的憂慮和常見，或只能就碰巧被我們用學科慣常方式處理過的社會現實
，發表一些孤立的看法。常常，我們參與了導致問題和危機的泛泛之見和意識形態卻還不
自知。
如果我們認為知識份子在分工中就應該是一個不斷發現問題、整合其與舊有問題間的
關係，並在這種關係結構中思考解決辦法的群體，那我們就不得不對作為整體的大陸社會
科學界的狀況表示擔憂，因為「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討論是大陸社會科學界被認為最具反
思自覺的一部分中青年學者發動和參與的，但所達至的反思深度卻受限於學界整體對學術
自主性的理解。正是在這樣一個層面上，我對《台社》宣布自己「不只是學院內外的學術
工作者」一語深深共鳴和欽佩。誠然，大陸現在的政治狀況不可能容許社會運動和政治運
動的公開存在，那些擺脫對學術自主性學院式理
解限制的學人，眼下也不可能像《台社》成員那樣透過參與各項社會政治運動，與社會成
員一道通過運動的方式改造社會，但大陸今天的狀況至少允許學術研究以一種相對有限的
方式和社會改造關聯，即如《台社》所指出的，在社會、政治劇變之後，要貼切地掌握新
狀況下的社會脈動，必須「重新思考，自我批判地反省該如何看待現今的新歷史情境，判
斷下一步的工作任務，提煉新的問題意識，挑選我們可以運用的資源」，以完成對當下社
會政治結構與發展動力的深入了解和分析。只有在做了如上努力之後，學界才能走出由國
家、媒體和商業提供對當代社會整體理解和感覺
框架的窘境，看似局部的經驗研究才會獲得整體關係之中的理解，研究者也才可能在「警
惕西方中心主義」的提醒聲中，對外來理論保持一種健康的態度，因為在此情境中，是外
來理論為你所用，而不是你的工作只能依賴它而展開。
顯然，《台社》不是不關心「社會科學本土化」論者所焦慮的學術自主性問題，而毋
寧是在把學術自主性看作不斷的主體艱難和主體緊張，它不容易獲得和保持，卻很容易失
去。勇於承擔責任者面對變動不居之現實的無力感、不到位感常常是獲得它的前兆，而自
覺不自覺對自我狀態的沉醉則是失去它的百試不爽的症候。由於《台社》把學術自主性和
對社會的責任關聯起來，他們也就不可能信任那些以為在封閉的學院中通過某些反思、某
些操作的改變，就可能獲得學術自主性的學者們。因此，我常常把90年代中期《台社》在
立場、方針上的調整，看作《台社》特有的對學
術自主性的執著：只有深深地捲入社會改造運動，才可能從根本上遠離學院式的對學術自
主性的理解。相對於他們對台灣當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問題的焦慮，「著手去創建
適應自己社會之問題的理論」的想法，自然也就成了不必要的分心。
願《台社》永遠充滿活力，我們期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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