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社會所研究生 陳泰尹、楊鎮宇
十二月七號，民生報頭七當天，我們，一群關心媒體發展的學生，利用個人網絡為號召，
身著深色服飾，手持黃菊花，集結在聯合報系大樓門口，以追悼民生報為手段，向台灣報
業龍頭之一的聯合報系表達我們對台灣報業未來發展的期待，也表達我們對於民生報突然
宣佈停業卻未能善待基層員工的不滿。綜觀整場活動，除了辱罵聲不絕於耳，倒也平安順
利。
「這就是台灣的大學教育？」、「你們在壞事！」、「不負責任，亂七八糟！」、「一百
四十多位員工權益受損、實習學生的成績，你們要負全責！」。面對著恐嚇與辱罵，在這
一個千夫所指的場子中，我們真的錯了嗎？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道，書本中告訴我們對
公平正義的渴望與追求，在這樣場子中，似乎一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正在和他們
作對。當警察舉牌時，以及在在一雙雙眼睛及攝影機的監視下，老實講內心多少有些害怕
跟不安。但想說還是要堅持，為逝去的民生報悼念，應當不至於犯什麼滔天大罪。但是當
工會幹部大罵我們時，老實講內心不是害怕而是巨大的困惑，的確，我們並不是捧著飯碗
的媒體工作者，或者是飯碗剛跌落地的媒體工作者，還只是學生，或許不夠具體而深刻地
同理民生報員工的心情，只是總會困惑，學生來聲援失去飯碗的媒體工作者，為何還會被
大罵是在壞事？誰又該為那面臨破碎的一百多個家庭負責？是學生？還是報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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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是我們的思慮不夠周延，也許我們應該乖乖坐在書桌前，遺忘書本外面的真實世界，
也或許我們根本不應該出來，而是該認份的待在象牙塔中，默默的享受我們從社會中攫取
的大量資源。但問題是否就此被圓滿解決？如果沒有，下一個受害者又是誰？很明顯的，
有些運作邏輯在台灣報業發揮著，其中，資方的獨斷與勞方的謹慎，形成了一套共識極強
的勞資關係，讓整個事件的矛盾或衝突具體呈現。於是，即便丟了飯碗，他們也不敢吭聲
，在最後的協商階段，仍期盼老闆的恩賜，為自己多攢一點走路錢。這是他們的悲哀，也
是台灣社會的悲哀。即便手上的筆握著對台灣社會的詮釋權，連自己的基本權益都不敢爭
取，究竟該如何捍衛專業？仗勢欺人、不敢批判自身的媒體，又該如何批判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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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選戰的煙硝中，不切實際的夢想總是讓社會中的許多真實被視而不見。選戰過後，激情
冷卻，這樣的悲劇卻依然在台灣的各個角落不斷上演。於是，弱勢者持續被宰制，旁觀者
持續冷漠，我們則持續徬徨疑惑。最後，優勢者的狂妄與利益依舊，我們應該做什麼？繼
續乞求恩賜或是奮起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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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轉貼: 文/張時健)
(我節了幾個段落)
去聲援的學生儘管可以自稱是勞動預備軍，自認為聲援的行動是為了爭取日後更佳的工作
條件，但是真實情況是，那是民生報工人與社方在角力鬥爭的場子。學生在沒有取得勞方
的信任與理解前貿然的行動，不會為工人爭取到什麼，甚至是陷勞方的談判代表不義（想
想那個罵人的民生報記者）。
同時，當天抗議者的行動，也沒有意圖搞真正的、持之以恆、有計畫性地擴大的團結行為
，而是臨時號召出來，隨之解散的。冷靜下來想一想，這次事件除了讓運動者的運動慾望
得到宣洩外，到底達成了什麼目的？產生了什麼效果？
那天去現場的運動者就應明講：身為學生，我們是為了我們自己日後的勞動條件而來，是
為了發洩我們運動慾望而來，與今天爭議的勞資雙方都沒有關係，也不期待對誰有正面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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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變形蟲到愛因斯坦 僅是一步之遙
--Karl Po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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