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絲縷 Threads of hope
◆Canada /2003/51min
◆ 導演：Andrew Johnson
這部片訴說一群智利婦女如何牽手扶持，勇敢挑戰皮諾契獨裁政權。她們受政權迫害失蹤者的姊妹、母親和妻子。用碎布、縫針以及不顧一切找尋至愛的想望做為武裝，他們製作了” arpilleras”，一種色彩鮮豔、手工製作的掛毯，透過集體組織與編織勞動，他們紀錄獨裁智利政權下的不公和恐懼。
Mather arpilleras show features "Threads of Hope"
夏曉鵑，1998，<希望的拼布─智利婦女的反暴鬥爭>，中國時報，1998/04/05，人間副刊。
希望的拼布 -- 智利婦女的反暴鬥爭
夏曉鵑
發表於中國時報
4/5/1998，人間副刊。
第一次見到智利婦女的傳統拼布畫是在一九九三年的一個清爽夜晚，我們一群研究生圍繞著從智利流亡到美國的韋拉教授，享受著拉丁裔教授所特有的教學創意。韋拉教授從他珍藏的皮箱裡拿出數幅立體的拼布作品。眾人的目光，迅即被畫中炫麗的色彩及生動的圖案所吸引。然而，我們對這些工藝品的讚嘆，也立刻被每一幅拼布畫所代表的一椿椿令人悲憤的故事所淹沒。透過一支紀錄片「希望的絲縷」(Threads of Hope)，我們的心靈與想像飛越了赤道，來到了南半球的智利，進入每一位拼布畫作者的故事之中。她們的作品叫做arpillera(粗布)，而她們自稱
arpillerista。
「希望的絲縷」訴說著一個關於一群智利婦女反抗暴政的故事。二十多年的戰鬥中，她們沒有槍枝，也沒有彈藥；她們僅有的武器，是一塊塊布片、一根根縫衣針、與對父親、丈夫、兒子和兄弟歸來的深切渴望。她們的親人在智利的軍事政權之下被謀殺、刑求、監禁乃至於失蹤。二十多年之後，這些婦女還在尋覓，而她們用悲痛所縫製出來的拼布作品，成了見證獨裁政權的手工編年史。她們尋找失蹤親人的努力，感動了北美和歐洲的婦女來加入她們爭取公義和生存的鬥爭。
■痛楚的開端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皮諾切所領導的軍事政變推翻了阿葉德總統的民選政府。軍事政府宣告成立之後，立即解散了國會、關閉了自由新聞媒體，並擱置了一切公民權利。在皮諾切將軍的獨裁統治之下，智利全國有四萬多人被逮捕囚禁，超過兩千人消失在智利的監獄、集中營、和刑求中心，再也沒有蹤影。這些人被稱作「失蹤者」，因為軍方否認他們曾經拘留這些人。
三十九歲的化工廠工人和工會幹部，紐頓．默拉勒斯，便是兩千多的「失蹤者」之一。紐頓於一九七四年八月失蹤。他的姊姊緯拉塔，後來成為拼布工作坊的領導者。她回憶當時弟弟被捕的情景說：「就在我母親面前，我的弟弟在家裡被三位秘密警察綁架。其中一位警察輕描淡寫地說：我們只是和他談談罷了，一會兒就帶他回來。」
另一位拼布畫作者艾美莉雅是位寡居的退休女傭。她的兒子艾德華於一九七四年六月失蹤。艾德華當時是一位十九歲的學生，遇難時和他母親正待在家裡。老母親激動地指控：「我告訴他們，我是他母親，你們得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告訴我不要跟去，否則後果自行負責。不過我還是一直跟著，因為我再也沒什麼值得顧慮的了。」她指著家門前，街的一角，彷彿就是昨日，愛兒就此失蹤：「這就是卡車所在之處，他們把他丟進車裡。我試著要從後面爬上去，當我抓住卡車時，其中一個人打了我，另一個踢了我，我就這麼掉了下來…」
這些工會幹部或是學生被逮捕之後，接著面對的是一連串的詢問、酷刑、甚至死亡。一具具的屍體被拋棄在街上、河裡；有些從直昇機上丟下來、有些則被埋在亂葬崗裡。每當一個家人失蹤時，整個家庭就開始發狂似地四處尋找。他們到各個拘留所、警察局、監獄、醫院，甚至停屍間去搜尋。艾德華的母親艾美莉雅回憶說：「我去停屍間時有一個人告訴我，如果你要找人，昨天有七具屍體運進來。我激動又絕望，一一翻動每具屍體，試著藉我兒在背上、在肩膀上的疤來認出他。但沒有找到。」
「失蹤」是一種用來恐嚇民眾的技倆。恐懼，不只是來自於目睹河中和街角的死人，同時也來自一種無名的癱瘓狀態，因為人們不知道自己親友的下落。他們只知道任何人一旦被捕，都會有同樣的下場。
軍事政權在首都聖地牙哥市四處設了拘留所，數百人被監禁在國立體育場，有些人被送往監獄，有些被釋放了，還有更多人卻失蹤了，而軍方卻矢口否認。這些「失蹤者」的母親、妻子、姐妹日復一日地尋找，渴望得知親人的下落，但從未得到一絲絲的消息。
■拼貼出我們的希望
在恐怖和混亂中，她們向天主教會求助。為了公開地對抗軍事政府，聖地牙哥大主教成立了「團結宣教團」，以協助廣大的受難者家屬。這個組織設立在主教教堂廣場的宗教書店，因為它座落於天主教會的地產上，所以得以免於軍事政府的騷擾。「團結宣教團」頓時成為那些由於突然的失業、財務困難、逮捕、失蹤和處決而陷入困境的家庭的避難所。之後，醫生、社工人員、律師也加入，與宣教團的教士們一起奮鬥，試圖對抗令人髮指的人權侵犯案件。為了支援他們在法庭上的努力，團內的法律部門設立了資料中心，為失蹤者編纂了成千上萬的檔案。「團結宣教團」同時也
提供了辦公室與財物支援，讓失蹤者家屬所新成立的團體，能較順利地進行她們尋找親人的行動。
透過「團結宣教團」的幫助，一些失蹤者的女性家屬開始縫製拼布作品。一塊塊小碎布拼成的圖樣，描繪皮諾切獨裁的真實面目。她們計劃將拼布作品送往國外展示和義賣，以此來提高收入及引起國際上對此問題的關注。拼布工作坊的領導者之一緯拉塔回憶工作坊的創設經過說：「我的弟弟紐頓失蹤後，家庭失去了經濟來源，全家必須想辦法維持生計。我的母親有一些珠寶和貴重物品，為了生活我們只好拿去變賣。然而，我們還是極為匱乏。有一天，我們不禁自問：沒有錢我們如何能對現況發出抗議？我們連坐公車的錢都沒有！因此，產生了作拼布畫的想法。」
維尼．賴拉是拼布工作坊現任的主任，也是韋拉教授從年少時代便一起從事社會運動的同志。維尼在智利軍事政變後不久便投入了拼布工作坊的工作：「是需求、恐懼和痛苦帶領我們建立了作坊，尤其是對做拼布作品的婦女們而言，工作坊是她們的希望。」軍政府將這些拼布作品視為顛覆性的宣傳，婦女們便將這些作品藏在衣服裡面，偷運到「團結宣教團」的辦公室，天主教堂便成了拼布作品倉庫。
一位拼布畫作者回憶說：「最初，拼布作品是用我們自己的洋裝和襯衫的布作成的，因為我們沒有錢買布。我們將毛衣拆開，用來作鑲邊和小娃娃。」另一位母親憶起當時強忍悲痛完成作品的情境，傷心的表示：「要我描繪兒子的被捕是很困難的。我幾乎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才完成，因為我的眼淚不斷地滴下來，弄髒了作品。」朵拉斯．默拉尼除了是位拼布藝術家外，同時也是位業餘詩人。她的兒子米格．皮薩羅於一九七五年被秘密警察逮捕，當時他是一個二十三歲的年輕農民組織者。「對我而言，拼布作品是來自靈魂的哭喊。不能用言語，只能以其他方式表達。」朵拉斯的
聲聲吶喊，融入在她如史詩般的張張拼布作品之中。
拉丁美洲承襲了援用公共圖像的歐洲傳統，而這與智利婦女的針線技藝傳統結合起來，不僅僅是產生了新的藝術，更創造出一種新的抗議形式。拼布鮮明、愉悅的色彩，和稍稍天真的外表底下，揭露的是有力而複雜的真實內容。智利的流亡詩人瑪裘莉．艾格森認識到這種拼布畫的特殊意義，出版了一本介紹拼布工作者的書──「生命的碎片」。詩人認為拼布藝術最動人心弦的面向之一，是它的顏色：它充滿了藍色、黃色、鮮明的太陽；它是一種奇特的織品，因為它表達的是這麼多可怕的悲哀和政治暴力，而它的色彩卻是如此明亮；它傳達的是希望、重生、和生命的感情。你
在拼布作品看到的生命力，同時也展現在拼布工作坊裡面。當你進到工作坊時，你不覺得這是一個哀悼死者的地方，相反地，卻強烈地感受到，這是人們談論生命的所在。
一九九五年春天，隨著韋拉教授，我來到聖地牙哥的拼布工作坊，目睹了一群婦女在談笑之間共同創造了一幅幅動人的拼布畫。她們帶著兒孫一同來到工作坊，婦女的談笑與孩子的嬉鬧，完全無法使人聯想到她們每個人都正經歷著撕裂的痛楚。一位祖母叫喊著孫女，告誡她別弄壞了大家辛苦的作品。韋拉教授連忙問坐在一旁聽不懂西班牙文的我：「你知道她的孫女叫什麼名字嗎？」我疑惑地搖搖頭。教授睜大一雙充滿感動的眼睛說：「她叫做Liberty!(自由)」祖母驕傲地告訴我：「我雖然不識字，她的名字可是我取的呢！」好奇地問祖母，為何不在家裡作拼布，也好就近照
顧家小。她繼續手裡拼布的工作，神情自然而堅定地說:「只有組織才能讓我們感到有力量。」
首批拼布作品只賣了兩美元，它們是在清晨兩、三點時藉著燭光所縫成的。婦女們把毯子吊起來，遮住窗戶和隙縫，因為那時有宵禁。當時有幅拼布作品，就好像在家裡藏了一個共產黨員般地危險。軍方經常突擊聖地牙哥的工人社區，任意搜索、逮捕，婦女們將拼布作品藏在被單裡，因為被發現擁有一件拼布作品將會導致入獄或是更糟的懲罰。
在軍事政變之後，智利掉進了通貨膨脹和嚴重失業的經濟夢魘。「團結宣教團」派遣維拉塔和其他的失蹤者的女性家屬，到聖地牙哥的窮人社區設立拼布工作坊。瑪莉亞是首先加入的婦女之一，她掙扎著養活失業的丈夫和三個小孩。這些拼布工作者們一開始先設立了兒童施粥所，因為小孩在家裡根本沒東西可吃。之後他們再成立拼布工作坊，讓這些小孩的母親有辦法來養活他們。這些婦女做的拼布反映了她們在貧民窟的生活：社區施粥所、戶外洗衣、在公用磚灶裡烤麵包、從消防拴取水、從電線杆偷接線路…
婦女離開家庭為自己做事，從縫製拼布作品得到一點點工資。這些經驗給了她們力量，她們可以離開丈夫、小孩和簡陋的房子，走到街上、和其他地方，這些感覺給了她們自由。更重要的是，這些來自不同社會政治經濟背景的婦女，能夠聚集在一起。婦女非常有創造力，她們創造了另一種政治──一種互相關愛的政治。
■跨國姐妹情誼
自從八十多個拼布工作坊在貧民窟成立以來，拼布作品的數量驚人的增加起來。然而，如果這些作品不能被外界看到並購買，她們的努力都將白費，因此必須想辦法將這些拼布作品從智利偷渡出去。工作坊主任維尼回憶說：「我們努力要將這些作品運出智利，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很多時候我們必須把它們藏起來，才能送到國外，交給那些想要購買的朋友。我們常常必須捏造故事過關，因為海關會查禁拼布作品。」而在海外挑起銷售拼布作品責任的人們之一，是住在多倫多的荷裔加拿大人梅莉可．奧德基。在軍事獨裁之下，即使是外國人都有隨時被捕的危險。梅莉可不顧這
些危險，來到智利，直接和「團結宣教團」接洽。她和家人接了不少恐嚇電話，有一次她和先生甚至以為智利警察綁架了她十六歲的兒子。還有一次他們打電話給她的先生，騙他說她被逮捕了。梅莉可回到加拿大，即著手銷售拼布作品，以將訊息傳播開來。她開始籌劃一系列的展覽，與加拿大的大學、教會、YWCA(基督教女青年會)等組織聯繫合作，得到相當大的注目。拼布作品的義賣銷路非常的好，而透過許多深刻的報導，讓人們從這些作品瞭解了更多，而非純粹地將拼布畫當作是有拉丁美洲異國情調的工藝商品。
這些拼布作品抓住了西方世界的心：在加拿大，聖公會和聯合教會幫忙組織了義賣；紐芬蘭的護士們也幫著拍賣，許多婦女團體，像卑詩省「婦女之聲」也舉辦展覽，募得數千元給在智利的婦女。這些初步接觸引來了更大量的協助，例如加拿大發展機構CUSO，便提供經費，協助智利拼布畫合作社的設立。除了提供拼布和陶瓷工作坊的場地之外，合作社還提供掃盲、醫療保健和小企業經營等課程。拼布作品變成了送往世界各地的布織明信片，它們傳達的意象大大地提高了各國人民對智利局勢的關注，也因此給了獨裁政權極大的政治壓力。國際特赦組織不但對智利軍事政府對人
權的侵犯作了年度報導，同時也將拼布作品放到年曆上，把它帶到全世界各地的家庭裡。
早期的拼布作品在背面都有一個密封的小口袋，創作的婦女們在裡面放一封信，希望藉著作品，讓全世界知道她們為什麼做這些拼布畫。有一些作品的信箴寫著「我們像動物一樣被毒打」，另一些說「我們要和平」、「我們要找到我們的愛人」…。對於在其它國家購買拼布作品的人來說，在這些作品的背後發現這些信是非常感人又強烈的經驗，因為這好像是在縫製這件作品的婦女和收到的人之間，發現了一個特別而親密的秘密。
■街頭抗爭
這群婦女除了透過拼布工作讓她們得到心靈及物質依靠外，也在瞭解她們尋找親人無望時，開始走上街頭。她們對獨裁統治採取了一次次的反抗行動，她們的無畏精神極為驚人並鼓舞人心。她們深知，暴政獲勝的最佳方法是讓人沈默，而這些婦女拒絕沈默。她們在監獄門上貼著大字報「他們在這裡刑求」、把失蹤親人的相片掛在胸前，在街上遊行抗議。軍事政權剛開始雖不認為這些柔弱婦女會對他們的權力產生任何威脅，但仍然對她們進行騷擾、毆打，甚至逮捕。一位婦女提到被捕的經驗時，仍心有餘悸：「我們到警察局被詢問時，警方問我們的姓名、別名，並為我們每個
人做了檔案。但最恐怖的是當其中一位警察說：『我們最嚴重的錯誤是沒把你們也全殺光了！』」
「恐懼」對這群智利婦女而言，都已過去了：「我漸漸失去了我的恐懼。恐懼一樣可以被征服，而我終於征服了自己的恐懼！」一九七五年聖誕節前夕，艾美莉雅趕到一場皮諾切為一條新街命名所舉行的儀式。當皮諾切出現時，她大叫: 「將軍，給我一個小小的聖誕禮物！告訴我你把我的孩子弄到哪裡去了！」兩旁的軍警立刻將她逮捕。
這些婦女走上街頭，以母親的身份抗議國家奪走了她們的孩子。舊美洲一直把女性定義成母親，而現在這些女性要來告訴政府，「正因為我是母親，而你們奪走了我們的孩子，所以我們要上街去抗議、要回我們的孩子。」她們是母親，但是軍政府說她們是"顛覆性"的壞母親。
當群眾瞭解到獨裁政權實施酷刑的廣泛程度時，抗議加劇了。酷刑的手段包括了毆打、電擊、火燒、水淹、強暴和肢解。在聖地牙哥幾乎處處可見拘留所，即使在看來寧靜的中產階級社區裡，也存在著殘暴的刑求所。朵拉斯的兒子便聽說是被關在一個中產階級社區裡的一家「舞廳」。他們將音樂放得很大聲，讓附近居民以為那是一間舞廳。可是屋裡的地下室裡，他們正在刑求犯人。朵拉斯的兒子稍後被移送到聖地牙哥近郊一個高牆圍起的莊園，此後音訊全無。艾美莉雅也想進去這個莊園尋找她的兒子，但附近居民勸她不要這麼做。「他們在深夜裡刑求很多人，你可以聽見呻
吟的聲音，好像在號叫媽媽呀，所以還是不要進去吧！」居民好心地勸阻。「我一定要進去，因為他們把我兒子關在裡面！」艾美莉雅堅定地回答。沈重的大門開了，裡面的人卻說沒人居留在此，這裡只是一個醫學中心。
所愛的人年復一年地不見蹤影，失蹤者的女性家屬們尋找親人的行動益愈迫切。在國際的支持之下，也導致了更大膽的行動：婦女們把自己用鎖鍊鎖在舊國會大廈前，她們戴著鍊子前去並將自己鎖上，這些鎖鍊是沒辦法打開的。她們雙腳發抖，因為不知會發生什麼事，但仍相互鼓勵不要害怕。「許多人向我們的勇氣致意，但有些人則侮辱我們，問我們：『莫斯科給了你們多少錢？』」一位婦女略帶憤怒與感慨地說。警察不知道要如何打開鎖鍊，他們問示威的婦女鑰匙在哪兒。「已經丟到河裡去了」、「我把它留在家裡了」。艾美莉雅生動地描述當時與警察對陣的情景：「他
們抓起鍊子，問我說『這是什麼啊？』我說『是我家狗的鍊子』。『你為什麼戴著狗鍊？』我告訴他們『這是我的貞操帶！』」
■直到我們找出真相
遊行後被捕，被拘留了整個下午。艾美莉雅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家裡，她的女兒們非常哀傷而害怕，抱住她說：「媽媽，反抗是好的，但是我們再也反抗不下去了。」她們問：「你還要持續多久啊？」艾美莉雅說：「直到我們找出真相。」 艾美莉雅仍繼續在無盡的悲傷中掙扎，每一年，在兒子失蹤週年紀念日，她和許多失蹤著的母親一起去參加公開追思。在追思會上，她們唱著：
你不在時，我會種上玫瑰花
你不在時，我會種上玫瑰花
耐心照顧
直到我能摘下
你愛的玫瑰
當我見你回來
給我你的手，瑪莉亞
挽著我的臂，羅沙拉斯
給我你的手，瑪莉亞
挽著我的臂，羅沙拉斯
讓我們堅信…
二十多年的尋覓、痛苦與不確定，在這些婦女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對她們來說，最可怕的是那不確定的感覺，這種不確定比他們告訴你「是的，他死了」還更令人痛苦。「你不知如何哀傷，因為你不知道他到底是死是活。你沒有地方可以去哭泣，你沒有一個確切的時空，可以讓你去懷念、去陪伴逝去的人。」艾美莉雅錐心泣血地說。
獨裁者所掠奪的，不僅僅是這些婦女的「失蹤」的親人，他更摧毀了整個家庭。朵拉斯的先生禁不住長年的抗爭，勸她放棄無盡地找尋：「米格，他已經死了，他是個幽靈兒子。在這裡你其他的孩子們需要你，我也需要你啊！」丈夫苦苦哀求，朵拉斯雖於心不忍，仍舊繼續尋找斷了音訊的兒子。
對失蹤者的女性家屬和貧民窟的婦女而言，縫製拼布畫是種脫胎換骨似的經驗。當她們縫製拼布作品時，她們也在重建她們被撕裂成碎片的生活。透過一幅幅作品，她們相互療傷止痛、重生力量。透過這些作品，這些婦女可以大聲說出她們心中無法言喻的痛苦。拼布工作坊不但提供婦女收入，而且徹底地改變了她們的生活。一如所有的父權社會，智利和拉丁美洲的男人是很男性沙文的，他們不希望女人成天拋頭露面。一位工作坊的婦女說：「我贏了一點，但是他還是不明白，我不再是他以前一直想擁有、愛憐的、沒有自我的小女人。拼布作品真令我著迷，我常常對自己說：
『多漂亮啊！多漂亮啊！』但是如果他說：『把那些廢物丟到垃圾桶！』我就會很難過，但是我還是忍著，我沒時間在每件事上都跟他鬥。」在一場場的政治鬥爭之中，這些過去的家庭主婦，同時也培養了堅定的女性意識：「他們常常批評我，我都保持沈默。但是後來受不了，我漸漸倔強了起來。你驚覺不必在別人面前羞辱自己，叫自己閉嘴。」
智利婦女的拼布作品，現在正激發著秘魯和南非等其他國家的婦女，她們也著手縫製她們自己的拼布掛毯。加拿大發展機構CUSO曾邀請智利拼布工作者前去加拿大，為婦女團體和原住民社區開班教授拼布作品的縫製；工作坊主任維尼也經常受邀到各國的基層婦女團體，分享她們在智利的組織工作經驗。這些小小的拼布作品竟然旅行到了世界各地，成了聯結各國基層婦女的媒介。拼布作品顯示了平凡的人們，在駭人的困境之下如何自處，如何憑藉著她們集體的行動和勇氣，成為不平凡的人。
■何時與我共舞？
除了拼布畫之外，智利「失蹤者」的女性家屬還找到了其它的管道，來揭示她們的創造力和憤怒。在一九八零年代，她們成立了一個樂團，取材自智利的民間傳統。成立者葛蕾特．特瑞斯, 是失蹤者盧普度．特瑞斯的姊姊。樂團表演的核心是一種將智利的傳統舞蹈─Cueca，賦與新的藝術形式與抗爭意義的舞蹈。
Cueca傳統上是由一男一女表演，這個樂團想到藉由一位女士獨舞Cueca，來告訴世人，這群婦女失去了她們的伴侶。隨著輕快的傳統智利音樂，婦女手持白色手絹，踩著和傳統Cueca一樣的舞步，與思念中的幽靈伴侶共舞。在獨舞Cueca的感動之下，洛．史都華寫下「她們獨自起舞」，獻給這群堅毅的女性：
我已經失去我的最愛
我的生活曾經是喜悅的
現在我不斷問自己
他們把你弄到那裡去了
沒人回答
你也不來
我不斷問自己
他們把你弄到那裡去了
而你也不來到我身邊
猶記得一九九三在韋拉教授的課堂裡，即使平日最愛炫耀從不落淚的同學，也隨著影片中婦女的獨舞，沾濕了眼眶。韋拉教授說：「我親身經歷過這個樂團的震撼，在座無虛席的大禮堂中，沒有一個人的眼睛是乾的。」
■人類的苦痛應止於此
雖然國際上的支持有所助益，但這些婦女尋求失蹤親人的希望卻日益渺茫，她們的尋覓，日益困難。朵拉斯的丈夫和孩子都離開了智利這傷心地，只留下她獨居。面對空蕩蕩的屋子，朵拉斯不禁要問自己：「如果我的孩子不在身邊，這些東西有什麼用！」朵拉斯憤怒地控訴：「他們奪走了我的一切。他們奪走了我認識自己孫子的機會，我沒機會抱抱他們，搖他們入睡；也沒機會在我女兒懷孕分娩時陪著她；我無法和我生病的丈夫在一起，也無法在我兒子被刑求時為他哭泣、為他療傷，甚至無法在他們殺了他之後伏在他身上哭泣！」 朵拉斯和其他的婦女仍繼續尋覓…
經過多年的努力，許多亂葬崗在八十年代陸續被發現，還有許多繼續被發掘出來。亂葬崗裡塞滿了「失蹤者」的屍體，軍方所一直否認的謀殺，再也無法躲過確鑿證據的指控。
另一個等著被解開的謎題，是聖地牙哥公墓裡無主墳中的屍骨。這個無主墳被稱為29號台地，它們只被標示著：NN─無名氏。對於這群失蹤者的女性家屬而言，29號台地是很特別的，因為在這裡，有很多1973年以來失蹤的人。她們想著：「『無名氏』有可能是我的兒子，也有可能是朋友的兒子。」她們經常帶鮮花來到墳前，雖然她們並不知道是誰的墳墓，但它是個重要象徵，藉著到無主墳前獻花，這群婦女得到暫時的心靈慰藉。
婦女的拼布作品所產生的國際義憤，相當程度地改善了智利的政治氣候。皮諾切在1988輸了公民投票之後，智利舉行了總統選舉，而他親手挑選的候選人被擊敗了，但皮諾切仍牢牢地掌握著軍隊，一個緊張的民主轉型就此展開。艾爾文總統就任後成立了一個「國家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以調查失蹤的案件。在報告書中，詳列了至少兩千多名「失蹤者」，並宣告他們死亡。但是他們並沒有指出謀殺者，也不打算對謀殺者採取任何行動。相反地，政府要求受難家屬原諒軍方在獨裁期間的行為，而許多智利人的確也急切地想忘掉過去，他們不希望攪亂了政府和軍方之間的權力平衡
。
但失蹤者的女性家屬並不滿意。對她們來說，問題依舊難忘：「他怎麼了？他在哪裡？他是否還活著？」她們心裡其實明白，經歷過那些酷刑後，很難有人能耐得住折磨，他們「失蹤」的親人應是凶多吉少。但心裡的另一個聲音不斷響起：「他可能還活著，他可能躲在深山裡，等著我去救他！」一個證人曾經告訴艾美莉雅，說有人看見她的兒子情況垂危。根據一個獄友所說，他已經瀕臨死亡。她的兒子告訴這位獄友：「我快死了…他們用一個下水道鐵蓋碾碎了我的肚子。」即使兒子只有一分生存希望，艾美莉雅還是會抓住那渺茫的一分。「我希望他們能把他還給我，不管他
已經是碎片或是屍體。讓我好好埋葬他，這是支持我活下去的力量。」失去的親人就像她們心頭的一塊肉，少了那塊肉，永遠無法好好生活。艾美莉雅說：「只要我活著，即使是要邁入棺材的剎那，我都不會原諒他們，因為我到死都不能知道我兒子到底怎麼了。」
對於這些婦女而言，最重要的是找到親人，然後公義才得以彰顯，讓有罪的得到懲罰。她們不是為了報復，她們也不想要報復，而是為了讓這種事不再發生。她們堅信，如果沒有記憶，一個國家就沒有靈魂，要牢記著軍隊和民眾曾經有過的對抗，以免歷史重演。她們要更進一步，藉著歷史的記憶，創造歷史：「如果我所說的能有什麼作用，就是給人們力量和希望，讓人們瞭解到人與人間應有的關係，世界上沒有人應該受苦。無論是在智利、南美或南非，人類的苦難和生命應該受到尊重。」
「希望的絲縷」的影帶接近尾聲，而我的心情仍舊澎湃。隨著片尾的歌曲，想起了幾年前的午後，在聖地牙哥工作坊遇見的Arpillertas，也思索著，她們的勇氣與毅力，能否帶給我們一些指引…
「我問
我永不厭倦於探索
他們怎麼了？
他們有一天會回來嗎？
我在家裡等著
在家裡的餐桌旁
以微弱的心
我永遠追問
他們有一天會回來嗎？
死、生都一樣
他們下令、他們喜歡下令
我不下令、我也不乞求
我只要求真相
我會在天上、在人間尋覓
絕不厭倦
終此一生
我會一直尋覓
終此一生
我要知道
他們在哪裡？」
(附記：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主辦的「亞太婦女的吶喊」於一九九八年四月五日至十二日舉行，透過紀錄片、座談會、基層婦女工藝品，以及組織工作坊，一方面介紹來自菲律賓、智利等第三世界婦女處境及婦女運動之經驗，並反省台灣基層婦女處境及婦女組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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