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是中興，他的地理軍事與經濟與北宋有很大的不同。
經濟而言，重心早在五代已轉移至南方，因此有蘇湖熟，天下足之語。
總之是太湖區域相當的繁榮，不但因為水利農具與灌溉的改善，還盛產麻茶絲竹等各類農產
，物產與食物都相當的充足豐富。工藝的生產也是第一，加上水路運輸，促進貿易與城市發
展，因此南宋是退守到了最強的經濟基地，也因如此金人兩次攻太湖區域都告失敗。
然而更重要的政治地理的轉移，太湖區域是以東南靠海做根本，控制整個南宋的疆域，這種
靠海立國是史上絕無僅有的，對於南宋政治上的措施有若干影響。
為何不立都南京？高宗有被追擊的經驗，加上當時江航技術的發達，金人大可找人帶他們渡
過長江追擊高宗，加上高宗曾有避在海上的經驗，而又無把握守住南京，於是決定定都杭州
。
杭州的優勢在於，有海上的退路，從海上往陸上看是南宋的中心，又有太湖流域的富庶在支
撐，還有浙東山區的屏障，在當時實為上上之選。
整個地理區域來看，除了杭州等基本帶之外，尚有外層的輔助地區，各有作用。
靠北的淮河地區，經濟雖不發達，卻因地勢起伏與河流交錯，不利騎兵作戰，更在南北朝時
的淝水之戰就已證實北人無力南攻，而此地又有遊擊義勇，運河的交通網又早已破壞，不利
金人作戰進攻，成為一個前衛地區與緩衝點。
襄陽一帶，最大的軍事作用是策應，一方面可以和淮河區域形成犄角之勢，從側面牽制北方
的攻勢，又可以西連陜西四川的外衛地區，因此襄陽又稱為聯衛地區，同時掩護後方大片領
土。
陜川邊衛區，一面有路通襄陽，一面是四川的前衛，最重要的還是四川盆地本身。
四川沒遭受過大亂，但在南宋以背海立國的情況下，反倒成了離中心最遠之地，因此需要格
外控制，變為一個特殊行政區，從國防部分，早期用張浚保住陜南區，後來用四川本地大將
吳玠兄弟長期鎮守，後人叛變，因此中央控制不得不更嚴密，其下略，總之，南宋對四川籍
的官吏是採歧視提防的態度。
而當蒙古攻打南宋時，不從淮河區進攻，先打襄陽聯衛地區，第一次失敗後改採大弧形迂迴
戰略，一面進攻四川聯衛地區，一面從背後雲南突入湖北湖南的內陸區，這些地區動搖也就
宣告襄陽後方的動搖，然後蒙古在攻襄陽，圍城五年後襄陽投降，長江水師俱降，蒙古一路
順勢攻到南宋的江浙福建基本區，剩下廣東，只有滅亡一途。
這次戰爭雖一開始是由北而南，到打到靠近長江一帶卻改為由西往東，實與南宋背海立都有
關，因為蒙古是由長江上遊往海岸線打的。
政治地理上，南宋的領導層多為江浙福建基本區的人，高宗的母親是浙江人，從孝宗起南宋
皇帝都是在杭州和紹興兩地長大。
太湖周圍和紹興一帶也是南宋官僚文化最高的區域，然這些個官僚文化高的區域，人物的作
風往往不同於其他地區，簡單來說是較善於思慮，而此地區的政治風氣領導了人物性格，這
一區的政治風氣正是反對大規模與極端的改革。
南宋如何中興？統治中國需靠士大夫合作與支持，需有忠君與正統，此外高宗還藉尊元祐太
后來達到政治號召力，勢力薄弱時需要兼收並蓄，雖尊崇舊黨代表象徵的元祐太后，卻也不
排斥原來蔡京等黨人，並藉兼收並蓄的原則拉攏北方士大夫前來效忠，而不至於投身劉豫。
而要中興，理財也是必要的，南宋經濟之發達，不愁重稅收不到效果，高宗即相當重視理財
，而重稅主要是從商稅下手，才不至於逼農民造反，靠著重稅維繫大量官僚群，一方面也可
避免士人造反，施小惠以防大亂。
透過召安的手段消弭內亂，又增強自身國防武力。然而仍有處理方法，一是將他們分散各地
，二是釜底抽薪，這些措施成功化解了地方武裝集團。
然後三位大將的勢力畢竟過大，朝廷起初容許他們割地自據，並能抽稅，原因是中央兵力僅
三萬，而岳飛等人都是手掌五萬大軍，而且其隊伍都與朝廷無直接關連，無法掌控。
高宗採用升官奪兵權的方式，也藉機貫徹自己和議的政策，然而卻只有岳飛反對，遭殺。
然而相較之下張浚卻抓準時機要求經濟利益，能夠佔有稅收或貿易的相關權位，也說明了財
政力量對於軍事統一的重要性，高宗能用經濟利益誘使張浚放棄軍權。
然而南宋的和議，原因之一是高宗個人的矛盾，另一則是他看穿了宋軍力不足，無力反攻，
然而金也無力攻下宋，也有和談意願。
因此綜合而言有五個要素才構成了南宋半壁江山的穩定。
有兼收並蓄，大多數士大夫的擁護，有充份的稅收財源，有辦法將盜賊編入軍隊，再從大將
手中奪回軍權。
同時讓敵國知道要攻下的不易，才算穩固，其實南宋不是中興，而是穩定而已。
結論：南宋的政治有很強的黏著力，以及高度的團結與一致對外，這種極度的穩定。
而且南宋的軍事絕對不算弱，否則無法與蒙古對抗四十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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