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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偷轉自96級學長姐之精華區) 作者: Amicelli (阿華田牛奶好喝) 看板: NDHU-dc96 標題: 龍應台<不會鬧事的ㄧ代>-分享給大家 時間: Tue Apr 26 17:25:45 2005 龍應台 - 不會鬧事的一代 今年5月27日的《紐約客》雜志有這樣一篇文章: 我的母親生在柏林,僥幸逃過猶太人的大屠殺。今年母親節,我請她去看場電影。 這部影片非常賣座,故事好像與非洲的黑人有關。排隊買票的行列很長。 有一個年輕白人在行列間來往發散傳單,勸大家不要買票,因為這部片子是南非制作的。 排隊的人大概都想的和我一樣:“看不看由我自己決定,不用你來告訴我。” 所以沒人理他。 入場之后,燈黑了電影正要開始,前座的兩個年輕女孩突然站起來面對觀眾, 大聲地演講,解釋這部影片如何地蔑視南非黑人的慘境,希望大家抵制。 觀眾中噓聲四起,有人不耐煩地大叫:“這里是美國﹔你要抗議到外面去!” 也有生氣的聲音喊著:“我們付了五塊錢電影票,讓我們自己決定愛看不看!” 偶爾有個微弱的聲音說:“聽聽她們說什么也好!”但是群眾的喊聲愈來愈大: “出去!出去!出去!” 坐在我身邊的母親顯得很難過,她轉身對我說:“這兩個年輕女孩竟然愿意花十塊錢 買票進入一個人人喊打的地方來──或許她們真有點道理也說不定。” 在大家的鼓掌聲中,戲院的工作人員很粗暴地把那兩個女生架走了。燈又黑下來, 但是沒几分鐘,一個年輕人,帶著濃厚的英國腔,站起來說:“這是一部充滿種族歧視 的影片──”憤怒的觀眾打斷了他的話,有人在叫警察,但這個青年毫無懼色, 繼續大聲說:“你們不讓我把話說完,我是不會走的!”群眾喊著:“滾蛋!滾蛋!” 好不客易,來了兩個警察,笑容滿面地把那家伙給請了出去。 觀眾情緒還沒有完全穩定下來,一個廿來歲、一臉胡子的小伙子在后排突然站了起來 ,說:“不不,我跟他們不是一道的﹔我跟你們一樣買了票純粹來看戲的。我只是想到, 或許對于這樣一個影響千萬人一生的問題,我們應該有個堅定的道德立場, 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剛剛這几個人這樣對被迫害的猶太人執著 的話,我的祖父也許可以活到今天,不至于死在德國的煤氣房里。”然后我就聽到一個 我發覺我六十四歲的老母親站了起來,面對著整個戲院﹔她全身在顫抖。 這一則不起眼的小故事可以招引出許多值得爭議的問題來。譬如說, 這几個為道德感所驅使的年輕人有沒有權利阻止別人看這部“種族歧視”的電影? 如果我也在戲院里,我會是憤怒的群眾之一,叫他們“滾蛋”主要的原因是, 他們沒有權利主宰我的思想──這個電影究竟如何要由我自己看過了再作決定。其次, 如果這一撮以“道德感”為理由的小團體能打斷我的電影,那么,一個宗教團體、 政治黨派、商業集團等等,都可以肆意地來強迫推銷它的理想,那個人還有什么自由自主 可言? 南非的是非善惡也是個棘手的問題。它的種族隔離政策現在是千夫所指,萬人唾棄。 南非的白人簡直是廿世紀的污點。事情的另外一面卻是:南非若由黑人自決自主, 恐怕歧視與屠殺會比現況更為劇烈──看看烏干達!看看整個非洲大陸! 他們不算少數﹔哥倫比亞大學在南非有金錢的投資,哥大的學生也曾經熱烈地示威過, 反對學校當局“善惡不分”的和稀泥作風。而在戲院里“搗亂”的這些年輕人, 事實上是一次一次地花五塊錢買票──對學生而言,五塊錢不是個小數目﹔ 進到戲院去讓群眾噓罵,然后一次一次地被踢出來。這些人中,當然難免會有少數是為了 幼稚的英雄主義或純粹嬉鬧,但大部分的,是為了一個道德立場,擇善固執的理想。 在一個人決定到戲院去“鬧事”之前,他必須先具有三個條件。第一,他關心這個世界﹔ 因為關心,所以才會去注意南非黑人的困境。第二,他能作價值判斷。 對南非種族問題的報導紛紜不一,他得自己決定站在黑白那一邊。第三, 他有充分的道德勇氣,充分到促使他付諸行動的地步。于是,他走到戲院去買票﹔ 五塊錢,他很可以拿去溜冰或吃掉。 我們的年輕人呢?或者,縮小一點范圍,我們的大學生呢?有多或者,縮小一點范圍, 我們的大學生呢?有多多少人具備這三個品質? 就我有限的觀察,非常、非常的少。以對社會的關心而言,我們的學生在大學的四面圍 面圍牆里自給自足地活著,不常把頭伸出來。几個月前,當十四位省議員集體辭職時,我曾 經對几百位學生作過測驗,要他們寫下議員辭職的原因,結果正如預料,有少數給了支離破 而模糊的答案,顯然是瀏覽報紙后的殘余印象。百分之八十卻很率直地回答:“不知道!” 為什么不知道?當然是因為缺乏興趣,不關心。坊間雜志選出來的大學校園 “美女”,被人問到社會問題時,嬌滴滴地說:“好可怕喲!”吐吐舌頭。 這樣“可愛”又“純潔”的大學女生為數不少,而且討人喜歡。 我們的學生不僅只對台灣本身的社會、政治問題印象模糊,對台灣以外的國際情況 就更陌生了。伊索匹亞的飢荒、烏干達的政變、南美的游擊戰、 天主教廷對墮胎與離婚的立場、菲律賓的軍隊暴行等等,都不存在,都沒有意義。 當然就不必去思索誰是誰非,因為無從思索起。沒有關心,也就無所謂道德勇氣 和道德行動。非洲的幼兒可以死光,南美的軍隊可以強暴婦女,因為事不關己。 海山的煤礦可以一崩再崩,桃園的古跡可以拆了又拆,內湖的垃圾山可以僥了再燒, 事不關己。大學四年之中,只有兩件值得關心的事:一是把朋友交好, 以后有結婚的對象,一是把功課讀好,將來有滿意的出路。對社會的關心, 對是非的判斷能力,擇善固執的勇氣,都不在大學的圍牆以內。 換句話說,我們的年輕人天真、單純、聽話﹔他們絕對不會到戲院里去“鬧事”。 為什么大學生的關心面那樣狹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環境不鼓勵, 甚至于試圖阻礙,他對書本以外的興趣。大概很少有父母沒說過這句話: “你只要把書讀好,其他什么都不要管!”大學以前這樣說,為了應付聯考。 進了大學之后這樣說,為了應付留考、托福、高考、研究所人考等。“只要把書讀好, 用來敲開一層一層考試的門。研讀哲學、歷史、文學、經濟等等, 都不是為了增加人生的智慧與了解,而是為了取得謀生的技術。因為這種技術 與人生無關,所以可以“什么都不要管”。 可是這個金玉良言實在是經不起考驗的。在“其他什么都不要管”的前提下, 書,根本就不可能讀得好。譬如讀經濟,一個學生可以用課本里的各種定義與學理 來解釋“通貨膨脹”,可是要他分析為什么公務員的薪水要加百分之八他卻目瞪口呆, 我們能說他書讀好了嗎?譬如讀文學,他可以熟讀歐威爾的《一九八四》, 洋洋洒洒地寫篇論文討論制度與個人的關系,但是要他對江南案件提出看法, 他卻一片空白,我們能說他把書讀通了嗎? 這個大千世界可以說是各個學科的實驗室。學生在黑字白紙之間所學到的理論 與例証,都還是抽象模糊的,只有在把知識帶到人生的實驗室里去觀照驗証之後, 等于是把學問與人生割離,也等于要學游泳的人在岸上靠圖解學游泳,卻不沾水, 或學解剖的人在暗室里看幻燈片學解剖,卻不動刀子。 ※ ※ ※ 我們的學生不會“鬧事”,因為“鬧事”的人要先有自己的主張──不是報紙社論, 不是老師的看法,同學的意見,而是自己的主張。對我們單純、天真的學生而言, 獨立作價值判斷卻是件非常困難的事。為什么? 高三那年,開始上三民主義。有個沉悶的下午,我在課本中看到一句話: “三民主義是最適合中國人的主義。” 就這么一句斬釘截鐵的結論。我以為自己漏掉了編者解釋引証的部分, 把課本前前后后翻過,卻找不到任何闡釋。十七歲的我坐在書前,感覺到深深的挫折: 要達到這樣一個結論,課本編者應該一步一步來,先解釋中國人是怎么樣的一個民族, “三民主義是最適合中國人的主義”這個結論。可是編者顯然覺得這些辯証的過程 毫無必要。 第二天,在課堂上我請求老師解釋“為什么”。 老師很驚訝地望了我一眼,好脾氣地一笑,回答:“課本這么寫,你背起來就是。 聯考不會問你為什么。” 在我早期的求知過程中,這個小小的經驗是個很大的挫折。基本上,課本編者與授課ꘊ 者並不認為學生有自己作判斷、下結論的能力,所以才會有這種你別問為什么,記住我的答 案就行”的態度。他們因此所剝奪于我的,是我求知的權利與獨立判斷的能力。 現在的教育方式和過去沒有太大的改變,我們的教育者仍舊習慣于供給“結論”, 仍舊不習慣供給學生“方法”,讓他們自己去找結論。最能夠反映這種現象的 “忠勇為愛國之本”、“一分耕耘、一分收獲”、“滿招損、謙受益”之類的金玉良言。 所謂金玉良言說穿了,也就是死了的人交代下來的“結論”。出這種約定俗成的題目 可以塑造學生的思想,使他更緊密地成為傳統的一分子,有它教育的意義。 但是這種思想傳遞根本上就不容許獨創,不容許學生下自己的結論。 如果教育者真正的興趣不在于學生對傳統的妥協與認同,而在于他獨立判斷的能力, 那么同樣的題目就應該以疑問的方式出現:“一分耕耘確能導致一分收獲嗎?” ‘你是否同意學問為濟世之本?”或者以挑戰的方式:“試辯論‘忠勇為愛國之本’ 一說。” 只有這樣不“既定結論”的思想訓練才能真正刺激學生睜著自己的眼睛 去觀察身邊紛擾復雜的世界,用自己的頭腦去理出頭緒來。 當我們的教育者習慣性地把作好的結論拋下,學生也就懶惰地把結論照章收下﹔ ※ ※ ※ 在我們的環境里,一個能關心、能判斷的學生,卻也不太可能有任何道德行動。 一般教育者對學生行動采取壓抑與抵制的態度,目的在求校園的穩定。 有一個專科學生被同學指控偷竊,教官在原告的帶領之下也確實在該生書包中 找到贓物,但是在沒有聽過被告辯解之前,就令這名學生退學。 几個大膽的同學出來主持正義,要求學校給被告一個自我辯護的機會。 事情結果如何不論,學校當局對這些挺身而出的學生卻有個斬釘截鐵的態度: “去讀你的書,不要多管閑事。誰鬧事,誰就記過。” 奇怪,為什么我們的公民倫理課一再地教導學生要見義勇為,要當仁不讓, 要擇善固執,學生一旦實踐了這些美麗的道德理想,我們卻恐慌地去壓制他? 學生對學校措施有所不滿而投書、開會、抗議的時候,不正是最好的公民教育機會, 為什么我們反而以記過處分作為鎮壓的手段?為了表面的安靜穩定而扼殺年輕人的正義感 ,代價是否太高了一點? 敢于表達意見、敢于行動的學生在一次兩次的申誡記過之后,當然也學會了 保護自己﹔他發覺,這個社會根本不希望他有道德勇氣或正義感。 ※ ※ ※ 我們的大學生是不會“鬧事”的一群。在考試、舞會、郊遊的世界中, 沒有什么值得“鬧事”的題材。在是非善惡都已經由父母師長孔子孟子下了結論的世界中 ,沒有什么難題值得重新省思、費心判斷。在明哲保身、少做少錯的環境中, 更沒有什么“鬧事”的余地。我們的大學生天真、單純、安分、聽話。 可是,如果“鬧事”也可以解釋為“以行動來改變現狀”的話, 我們這不會鬧事的一代就值得令人憂慮了。四年一過,他就成為社會中堅── 路邊水管爆破了,不是我的事。公營機構虧了多少納稅人的錢?不知道。 核電廠會不會貽害萬年?不知道。上司舞弊應不應告發?不知道。台灣往哪里去?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一個滿足現狀的民族不可能進步,但是要對現狀不滿,一個人必須先有所關心, 用心觀察,觀察之后作判斷,判斷之后付諸行動。關心可以是感性的, 只是對于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的一份愛,但是空有感情無濟于事, 它必須有冷靜的理性的支持──判斷與行動需要堅強的理性。 台灣的現狀不能令人滿意,但是已經有許多人在關心、判斷之后開始了行動。 最好的例子是消費者基金會的推動者,他們已經“鬧”了不少事。 台灣需要鬧的事情還很多很多。以婦女問題來說,我們現有的婦女組織還停留在獻花、 慰問、穿漂亮的衣服開慈善晚會與孤兒擁抱的階段。在同樣的社會版里, 十三歲的女兒被養父強暴而懷孕、三十歲的妻子被丈夫打斷肋骨── 我們天真可愛的校園美女覺得將來沒事可關心、可“鬧”嗎? 又是一個學期的開始,讓我們想想從哪里做起吧! 原載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中國時報﹒人間》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134.208.40.144
zhizhizhi:借轉 134.208.37.194 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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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kiss309:推薦這篇文章:D 11/09 23:19
SunWenShih:說的一點都沒有錯 11/09 23:26
SIN9690665:這篇文好 11/10 00:41
SunWenShih:裡面有點錯誤,原文在 http://0rz.com/vy7t 11/10 02:27
pony1044:跟龍女士有強烈的同感 11/10 04:33
pony1044:我們社會需要像龍女士這樣的鬧事者與蔣勳這樣的美學家 11/10 05:28
searenata:龍應台。 11/16 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