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一詞是由Bakhtin提出，主要是在描寫由於文化轉型
或變遷所產生之文化反思的現實態度。學者夏春祥問：『傳播是不是一門學科？』
為何會提出此一疑問，是因為傳播與其他學門的差異性不夠明顯，再者，學界與
實務界的對立面與障礙關鍵性地影響了傳播此一領域的發展，夏春祥提到，實務應
是理論深化的重要來源，同時，如何與自己的社會生活對話，而不是一味地追隨西
方學術理論基礎。一個好的研究，是要表達對不同眾聲的分析、整合與統合，而非
指出眾聲喧嘩即可。如今的傳播學門，已出現『同行卻隔山』的狀態，反而與異領
域對話容易，這即是因為傳播接支其他學門而來之原因。
學者鍾蔚文強調研究旨趣之想像與熱情的重要性，因為『無我』的研究，是不具有
認知主體『我』的空洞研究，『我』應是主動活躍的。因此，研究不能過於拘泥於形式，
也不能只臨摹前人的格式，而抹滅掉研究中最可貴的元素『想像』。
『傳播學如何成為一個獨立的學門（discipline）？』由於傳播學門內欠缺一個類似
凝聚性概念，可以提供對於人類生活的解釋形式（modes of explanation），也無法
提供適當的認知概念和有效的回應方式。同時，傳播學門的社會影響力也較薄弱。因此，
Deetz建議傳播學者，必須不再將『傳播』視為一個研究主題（subject matter）
而是一個觀點（perspective），去研究『心理的、社會的以及經濟的現象如何在人類
的溝通行為中成型』。傳播觀點最主要的特徵在於同時強調訊息的建構特質
（constitutive processes）以及集體行動的共決（或協調）特質（codetermination
and coordination）。同時，人類所有互動行為是可以外於特定的歷史脈絡和文化脈絡
的，因此，行動意義不是絕對的，而是會因時間地點而改變。學者黃鈴媚在文章中提到，
傳播學者欲有效落實『互動觀點』之研究，研究者的角色不再是旁觀者，而應該是參與者
，真實是由研究者與研究對象所共創的。
傳統傳播研究取自於西方，受到中心國家思想的影響，造成『訓練無能症』，因此，透過
對於自身社會文化的覺察及反思，進行本土化的研究，打破理論與實務的障礙，視『實務
』為日常生活，讓『實務』成為理論深化的重要來源。例如，美國根據其歷史情境的變遷
產生的典範轉移，形成新學說，台灣加以引進，是必須依據自身國家的社會文化狀況加以
調整及轉用的。因為新科技和社會不斷地變遷，造成傳播學術版圖的重組，不斷進行典範
的支配、競逐、吸納及再配置，因此，當我們在探究大眾傳播理論的發展時，應該要深入
去瞭解理論背後的典範變遷，而非著重在理論的表象。而『眾聲喧嘩』即代表著典範之間
的平等對話，產生出多元且開闊的學術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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