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其他兩位比起來 我好像寫超過好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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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題目：
再論台灣日領時期同化政策之影響──以社會階層作為切入觀點
楔子：
在閱讀矢內原忠雄之《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與黃英哲所著之《「去日本化」「再
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之後，比較兩者對於日領時期台灣教育文化狀況
的描述，心中頗有疑惑。
根據矢內原的描述，日本政府在統治台灣的台灣的前30年中，事實上並未真正的從根
基部分全面且徹底地採取同化政策的立場。大體上而言，在教育資源的分配上，日本政府
更多著重於提升技術性、實用性的高等教育，而非影響文化思想的基礎初級教育與語言教
育。根據他所提供的數據，主要目的在於同化的「國語教育」在1920年之普及率僅為台灣
人口的2.86%。
另一方面，一般被認為影響台灣文化甚劇的「皇民化運動」，我認為其影響範圍與深
度依然有可以質疑的地方。此一政策從1936年方開始實行，至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結束
，先後恰好共歷經僅十年。在這最後10年的統治期間內，日本政府才開始採取積極的同化
手段。這個以戰爭作為理由實行的政策，日本政府直到1942年開始陸續在臺灣實施志願兵
制與徵兵制。而事實上無論是志願兵或是義務兵，絕大多數僅是從事軍伕之工作，並未直
接使用武器作戰。
我們似乎可以看到，日本政府即使已經統治台灣達五十年，實行積極的「皇民化運動
」同化運動，但卻依然無法徹底地將日本母國的文化與精神徹底地移植至台灣殖民地。即
使是在最後急需兵源的狀況下，日本政府依然未將台灣兵真正地視為代表日本人的一份子
。
然而在黃英哲的著作裡，我們卻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論述：大部分的台灣人幾乎都日
本化了，而且在同化政策之下，開始認同日本；新一代的年輕人大部分都學了日文，有些
簡直不會說台語。此外，在國民政府看來，台灣人的生活方式與文化也都受日本影響甚劇
，甚至連「奴化」性格這樣的論述也在所多見。縱然其中不免夾雜意識型態的偏見與政治
宣傳語言的過渡渲染，然而，先後兩個政府對於台灣人的文化以及語言狀況判斷，似乎存
在著相當程度的落差？
我們要如何解釋這種認知的不對襯狀況？日本政府所執行的同化政策，其影響的範圍與深
度應當並非是均勻的。然而究竟是怎樣的不均勻呢？
概念試析：
假定所謂的日本化與日本語的使用有密切的關係。則我們可以得知，在1945年時，年
輕一代的台灣人，日語越熟練，日本化程度最深。而在同一個時間點，年記越大的台灣人
則恰好反之。
然而這樣的說法忽略了語言的學習（尤其是非母語），勢必牽涉到其他如社會、經濟
、政治等條件。就以往社會科學的經驗看來，社經地位越高者，越有學習語言的各種條件
（尤其是經濟方面）。而相反地來說，為了維持其社經地位的優勢，學習日語可以方便他
們和握有政治權威的日本人溝通。某些程度上來說，因此我們可以猜想與日本人互動的頻
率增加，更會加深其日本化程度。是故，我認為另一個可能會影響台灣人日本化程度的因
素是社經地位：社經地位越高者，日語越熟練，日本化程度也會越高。
另一方面，社經地位越低的台灣人，日語將會越不熟練，日本化越低。由於其客觀經濟條
件的不允許，基本的求學對於他們來說依然是奢侈品。而事實上以他們的職業（農、工）
以及日常生活的需求看來，並不沒有必要大量的使用日文。是故，他們的日語能力必然不
高，間接的也影響到與日本人接觸的頻率與強度、以及日本化的深度。
研究方向：
綜合以上觀點，我們可以知道資料的蒐集方向相當明確：
首先我們必須蒐集日領時期50年來「國語教育」的普及狀態與受教育年數的資料。根據這
些資料，我們可以瞭解台灣非常粗略上的日本化與文化程度。同時，我們也應當從質的方
面了解，究竟日領時代，學校教育的內容為何？其改變的歷程又是怎樣？就學率、輟學率
高嗎？因為什麼樣的原因輟學？什麼樣的人才能夠上學校？原先社經地位較高的台灣人對
於這樣的教育是否有反抗的現象？
進一步地，我們可以根據職業分類表，蒐集關於當時台灣中上職業者，如商業經營者、公
教人員、等的學歷概況。如果可能的話，試圖尋找學歷與職業的交叉分配表格，確定當時
台灣人學歷與就業之間的關係。
緊接著，我們可以搜尋「皇民化運動」期間，日本政府推行「國語運動」、「更改日
本名」與各種推廣團體活動的紀錄資料。對比在運動期間表現優異獲得獎賞的人，是否與
先前的中上職業階層有重疊的狀況。若不是，則都是哪些人表現優異？另一方面，是否社
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台灣人出現在紀錄中的機會較低？
預期結果：
如果變項之間的關係如同假設，則我們可以合理的解猜想，為什麼日本政府對於台灣
的日本化不具信心：因為教育在台灣仍是奢侈品，絕大部分中下階層的台灣人民無法負擔
得起，在日文不通的情況下，日本化程度自然就低。在面對需要大量兵源，且需同時具有
強大國族意識凝聚的戰爭情況時，自然無法將僅有少數日本化較深的台灣人送往前線。
另一方面，這樣的階級觀點也可能可以解釋，為什麼國民政府為什麼會認為「台灣人
日化很深」：因為在一開始國民政府因為接收業務而接觸到的警察、公務人員、地方仕紳
等台灣人，絕大部分都屬於台灣的中上精英階層，屬於日本化高的階層，通日語，同時教
育水準較高，生活較為穩定。在這方面，國民政府似乎錯估情勢，急促地實行了去日本化
的政策。而影響最大者，首當其衝的自然是位居中上階層的地方士紳與學者們。加上日後
228事件對於此一階層的打擊，理論上，這些地方士紳們應當對於國民政府多少是抱有懷
疑感的。是故，我個人也相當好奇日後這些地方士紳被政府「吸納」作為其選舉機制的政
權合理化道具這樣的說法的正確性──權力不是絕對，應當有反抗性存在兩者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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