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cplin (天若有情天亦老)》之銘言：
: 人在怎樣的程度上是自由的？
: 假設我生在第三世界的國家，我就很可能是那些瘦骨如柴、頂著
: 大肚子的小孩之中的一個；假如我生在文革時期的大陸，我可能
: 就會成為紅衛兵，還要批鬥自己的父母；假如我是希特勒執政時
: 期的猶太人，我很可能會被送入毒氣室裡；假如我是八年抗戰時
: 期出生在南京的小孩，我很可能會被日本人丟向天空，然後用槍
: 尖接住....
: 在這些情況下，我的「自由」在哪裡？
: 假如我生在一個父母失和的家庭，每天眼睛睜開就看到父母吵架
: 、甚至打架，假若我整天接觸的不過是一群水平低下的人，我能
: 期待自己學到什麼「知識」和「道德」？假如我生在一個貧困的
: 家庭中，必須在工地中度過我的童年，在「期待受教育」這點上
: ，我的「自由」又在哪裡？沒錯，貧困的生活中也會出「偉人」
: ，但在這麼幸福的生活中，我都無法成為「偉人」了，我相信在
: 惡劣的環境中更沒有辦法。
就最嚴格 地定義的話，每個人都是完完全全沒有自由的，每個人都是自己先天的生理
心理因素，家庭、教育政治社會物質文化…的總合而已。但如果自由是指一個人可以依
理性和內在的道德思考來行事的話，那就有多和少的差別，當初自由這個概念在自由
主義者的心目中，原本就只是當時佔少數的中層階級以上所有，下層階級是不被認為
夠格有自由的，事實上的情況也正是如此，到現在這種想法已被摒棄，但其反映的事實
仍然存在於目前幾乎任何一個社會之中。照博的說法的確頗能反映這種不平等現像。
不過，自由和平等，雖然常常擺在一起說，二者是有很大的衝突的，自由除了要不受外界
的限制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習得自由的能力，向誰學呢？如同前面啟正慶元說的，我
不贊成向大眾學習，而是要和真正有智慧，真正有創造力的精英權威(這權威並不拘地位
高低)學習，這權威一定只能是少數人。
: 法律是「社會契約」，也就是說在大多數的人認同的理性（「這
: 樣一些限制對我們大家都好」）下形成的。
這我覺得是一種迷思吧，當初提出社會契約說法的先哲們像洛克、盧梭，都並不
贊成真正的大多數，而是他們認為擁有「自由」(換言之有「能力」辨別好壞)之
人的大多數
但就個人來說，我本
: 人並沒有參與法律的制訂（現今法律的修訂也早已成為一項專業
: 事業），法律對我而言是「外在於我的」。
那麼，假如我的衝動
: 一直要求我去作違背法律的事，我要怎麼辦呢？是認同於我的本
: 性，還是認同一項外在的東西呢？沒錯，法律伴隨著「懲罰」，
: 但若我不怕「懲罰」，是否意味著我就有權去作壞事呢？當然沒
: 有。在康德看來，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並不是自由，恰恰是動物性
: 的表現；人能夠不遵從動物性，服從「自我立法」的道德律令，
: 才是真正的「自由」，才是人類理性的勝利。這就是說，「外在
: 於我」的（廣義的）法律必須內化為我們「內在的」道德律令。
: 亦即不是「我怕懲罰，所以我遵守法律」，而是「因為這樣不對
: （比如說我們不忍看到別人的痛苦，等等）」。
法律的制定，基本上有兩種作用，一就是以懲罰達到赫阻的功效，二
是訂立出明確的規範以使人遵行。而後者最重要的關鍵正如照博所說
法律內化為道德，而也許將守法本身視為道德，但是就目前來而這個作用
能達成嗎？試論西方國家，以英國為代表來說，的貴族們和國王爭了許久
(最後達成大)中產階級花了近一世紀(至少從清教徒革命到光榮革命)，中下
階層拼了整個十九世紀，才得到他們「自由地遵守自己制定法律」的權利，
而不再被視為只能用鞭子控制的生物，他們對法治不僅是尊敬，並且以之為
傲。守法本身就是最重要的道德之一，這樣法律的第二種作用才真能彰顯。
反之，中國的法律，不管我們怎麼覺得不應該，它從兩千年前到現在就是以
第一種作用為主，近代的改變和對西方的學習，只是把原本訴諸於道德倫理的一
些問題，轉以法律的方式解決，我想在尚有不少人仍未能「以守法本身為自身
的道德規範」之前，法律赫阻的目的仍是需要的。
: 即使現代法律（刑法）規定的是一些基本的事，認為儘管大家天
: 性不同，要遵守都是很簡單的事，但我以為社會實際上的不公平
: 已經讓現實情況偏離了這理想。比如說貧富的差距、家庭教育水
: 準的差距、教員水準的差距、現今的立法修法又要受到黑金或黨
: 團利益的牽制、司法審判未必公正....等等等等很多原因。我以
: 為，在我們的社會還不能保證每個人都受到平等的教育機會（學
: 校的、社會的），讓他們有機會培養起內心的道德理性之前，法
: 律的行使就是要以某些人的不幸作代價的。
: 何況，天性的問題真的這麼容易解決嗎？假設兩個性慾同樣強烈
: 的人，一個人是籃球明星，他可以利用他的魅力上過「上萬個」
: 女人，死後還得到頌揚；但若另一個人沒有這種條件，不就只能
: 默默地受著情慾的煎熬嗎？他要服從於社會的或內心的道德律令
: 時，不是就要比那個籃球明星困難得多嗎？那麼，尼采的質疑「
: 為什麼你該受苦？」不是會正當地、強烈地浮現在他的心中嗎？
: 對他個人來說，「公義」又在哪裡呢？這是「個體性」和「社會
: 性」的深刻衝突：是自己的存在重要呢？還是社會關係重要呢？
: 為別人著想就委屈了自己，為自己著想就辜負了他人，這個衝突
: 又要如何化解呢？可不可能化解呢？
這些問題都很值得深思。以下討論兼及前幾篇文章，都回在這表也許不好
但這樣我可以表達得較完整。
想想人為什麼會犯罪，一是心理上的異常，即現代醫學定義的精神
疾病，目前對這種罪略似乎較有一定的共視。
二是在不同的環境及先天的情況下，人有了持續或暫時的與「一般大眾」在「一般情況」
下不同的價值(也包括天生的欲望)規範，例如自小參加幫派的人，或古代所謂的俠，
視義氣重於不殺人(事實上清末革命黨也是因為不同價值，殺人)
那面對整個社會，他自然有不少的痛苦在，而社會大眾對法律的一般期望，
就是藉著「珍視自己生命及人身自由」的價值，壓過他們因本身珍視
價值而犯法，這就簡稱赫阻，但假如這人視其價值更高，他們可能
「慷概赴義」「捨身成“仁“」，即使在受刑之前，他們也不會後悔，
對他來說，也許他成就了他的「個體性」。對這樣的人，應該怎麼辦呢？
希望用幾個月、幾年改變他前半生養成的「錯誤」價值觀嗎？還是殺雞
警 猴呢 ？他自己又錯在那裡呢？是環境和天生造成的啊！
又有些人，事前不覺得會被抓，或沒想清楚那一種價值高，或作了才覺得後果嚴重，
因此 會後悔，同樣是犯了錯，他們就真的比死不肯認錯的人好嗎？他們能
後悔，是不是表示他們比不能認錯的人有更大的自由能力來選擇自己要做
什麼呢？罪責是不是更大呢？
我想討論責任在誰，並不能解決問題，但也許在我們指責一個人之前
，如照博所說更加瞭解一個人的背景歷史，是更厚道，更適當且更有意義的(就像如先了解
中國歷史再批評中國人沒法治概念會更好些)，至於原諒與否本來就是每個人有
「自由」吧！(一昧跟著媒體或大眾的話，也就失去這種自由了)
那問題要怎麼解決呢？我覺得一方面藉著增進瞭解社會，來找尋
問題的所在，如照博所 說的，用政治教育社會等方式達原解決，這的確是最根本的方
但它絕對不是十年二十年的事，但也一定要開始做。但我覺得如果是討論法律(尤其是
刑法)內容的問題，其最重要的仍在解決當前的問題，而不是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情形
，因此減少犯罪是最為重要，法律一方面要合乎大家能接受的範圍，一方面必須達成
大家所期望的赫阻作用，所以我覺得，假如可以證明許多會犯罪的人會因死刑而打消
念頭，我是很贊成它的。(但這也非長久之計，應隨時代的改變而改變)
因為有悔意而減刑，就目前看來，我覺得大多只是作為宣示法律和道德二位一體的
方式，至於要達到真正的什麼公理
l一種宣示法律基於道德的方法而已，至於真正的公理，正義什麼的，只是一個
高貴理想的夢--不過正是這個夢的存在，現代的法律制度才能有效推展，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