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年代的地方空間塑造－夏鑄九
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正計劃以邀請國際競圖的方式，尋求建築師與地景建築師，為
總統府前的廣場提出高明的都市設計構想。這是遠比蓋一棟建築物難得多的高難度的工
作，為什麼？
這個基地的困難不在於其基地範圍大，容納機能性的活動較多，它的特徵是政治敏感性
高。這裡是台灣政治的權力中心，不但是台北市，而且是整個台灣的國家政治權力展現
的象徵舞台。在近年國家權力重構的過程中，這裡自是鏡頭與光線的集中處。這地方是
台灣政治史的具體化，曾經是日本殖民政府統治台灣發號司令的中心，只有韓國的漢城
景福宮的命運差堪比擬。
在後殖民的年代，空間遺產一如政治，為強人的威權所繼承，總統府是官僚城市裡國家
的最高位階的代表。而總督府的正面，有如一個身著軍服高帽，掛滿肩章、勳章的殖民
軍人，鎮壓台灣。他是台北盆地最高的建築物，是天皇權力在台灣的具體實現，朝向日
出之東。兩條林蔭大道往東延伸，是簡化了的「鵝掌」 ，也是歐洲城市巴洛克權力軸線
的東方移植版本。
與總督府國家父權的最高表現相對應的，則是在景福門（東門）外低矮的赤十字會館，
由於會長是日本皇太后，以接納形成配對。前些年國民黨中央黨部（即原赤十字會總部
建築物）拆除新建大樓時，不自覺地再現了房地產資本的價值觀與貪婪，新建築物的高
度竟然高過了總統府，也難怪那些深信風水的人總覺得壞了風水，會付出沈重的代價。
卡達格蘭大道上空間對抗的劍拔弩張，豈不正是五二Ｏ後政黨之間惡鬥的象徵表現？
或許這種空間的緊張狀態，真需要一位局外人，以專業的獨到的眼光加以化解，以自然
元素與開放空間，慢慢盡去空間的情緒與社會的乖張。公共空間本來就是政治嘛！這是
國際競圖取得創新構思的好處；但是，真正的困難在於執行，無知者稍一挑動，情緒立
即失控，城市的公共空間就淪為政客的比武場了。這正是外國專業者所難理解及無法掌
握地方。全球化了的台灣需要繳學費的地方還很多。
這樣的國際建築師，負責設計的案件，將是全球化的台灣常見事物。像教育部委由麥可
‧格瑞夫（Michael Graves）設計台東的原住民博物館；彼得‧艾思曼（Peter Eisenman
）負責新竹的數位博物館設計；約翰‧波特曼(John Portman)則是高鐵新竹六家車站都市
設計的負責人。同一時間新加坡的資深建築師林少偉（William Lim）也乘過台之便，
發表了有關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的「叛逆建築師與規劃師」的演講…等等。
前述個案尋求國際高手負責並不見得是壞事，借助國外先進經驗解決困難是應有的做法
，不是封閉式的鎖國心態就可以應付一切。但是，問題的前提是委託者要知道
自己要什麼，能擬出「提案須知」（RFP, request for proposal）
。知道國際高手能力何在？並知道對方的長短處。譬如說，若是某位業主願意不計花費
，找一位建築師設計小住宅，且不以好用為度，又期望設計後建築師能提供一份嚴肅而
有法國哲學腔調的主張（至於別人是否真懂得不在考量之列）的建築師，則全世界非艾
思曼莫屬。若是要蓋一間博物館能使一個台灣的地方城市一舉成名，天下觀光客洶湧而
至，帶動地方產業復甦，則應費盡功夫找到法蘭克‧蓋雷(Frank Gary)才是上策。不然，
如格瑞夫者，不管在哪裡，無論是奧瑞岡的波特蘭還是台東，都要小心災難降臨。
商業性個案，跨國公司比較拿手；技術性個案，也確實是國外比較有經驗。但是，並不
是所有案件，找跨國公司或美國大師就可以解決。有時候，組成一個國內外專家的團隊
，才能長短處相結合，台灣本地的專業者，也可以經由學習的互動過程中提升技術。
規模太大的個案，國外的競爭優勢與政治壓力都使得多國公司佔盡優勢；然而，大工程
經常是大災難的先行詞，彼得‧霍爾（Peter Hall）言猶在耳，多國公司在他們自己國內
一樣難以勝任。全球化的過程中，同樣的，亞洲建築師也因經濟發展而具備了過去所沒
有的流動能力。尤其，一些進步的亞洲建築師們也覺得，透過既有的亞洲城際網絡
（intercity networking） ，經由亞洲專業者與社團間的連結，可在某個城市裡，某個
週末，聚在一起，以亞洲經驗，交流互動，解決問題，取得成果。關鍵是有沒有機會重
新發問，有沒有能力提出創新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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