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仲軒
我的第一個老師是唐維祿，最後一個老師是薛顛，便以此題目概括我習武的大致經歷。
我母親的太爺是王錫鵬，官居總兵，於鴉片戰爭時期陣亡，
浙江定海有紀念他的"三忠堂"。王照(王小行)是我姥爺的弟弟，我叫他"二姥爺"，
官居三品，他後來發明了"國音字母"(中文拼音的前身)，
據說某些地區的海外華人仍在使用。
我的父系在明朝遷到寧河西關，初祖叫李榮，當時寧河還沒有建縣。
舊時以"堂"來稱呼人家，我家是"務本堂"，民間說寧河幾大戶的俏皮話是"酸談、臭杜、
腥於、嘎子廉，外帶常不要臉和老實李"，我家就是"老實李"。
清末時，天津的教官(市教育局局長)叫李作(字雲章)是我家大爺，我父親是李遜之，
考上天津法政學堂後，自己剪了辮子，被認為是革命黨，因而肄業。
他有大學生架子，高不成低不就，整日喝酒，他的朋友說他中了"酒劫"，
他的詩文好，但沒能成就。
唐維祿是寧河的大武師，他的師傅是李存義，綽號"單刀李"。刀刃叫天，刀背叫地，
刀鍔叫君，刀把叫親，因為刀是張揚的形狀，所以刀鞘叫師，接受老師管束之意，
刀頭三寸的地方才叫刀，人使刀一般用天地，大劈大砍，而李存義的刀法用刀尖。
唐師是個農民，早年練燕青拳，到天津找李存義拜師，李存義不收，
唐維祿就說："那我給您打長工吧。"留在國術館作了雜役，呆了八九年，
結果李存義發現正式學員沒練出來他卻練出來了，就將唐維祿列為弟子，
說："我的東西你有了，不用再跟著我，可以活你自己去了。"
我仰慕唐師，就把家裏的老鼻煙壺、玉碟找出一包，給了唐維祿的大弟子袁斌，
他拿著鼻煙壺喜歡得不得了，在大街上溜達時說：
"瞧，老李家把箱子底的東西都給我了。"是袁斌將我引薦給唐師的。
唐師有個徒弟叫丁志濤，被稱為"津東大俠"。天津東邊兩個村子爭水，即將演變成武鬥，
丁志濤去了。動手的人過來，他一發勁打得人直愣愣站住，幾秒鐘都抬不了腳，
這是形意的劈拳勁，一掌兜下去，能把人"釘"在地上。他"釘"了十幾個人，
就制止了這場武鬥，也因此成名。丁志濤有三個妹妹，後來我娶了他妹妹丁志蘭為妻。
寧河附近的潘莊有李存義師兄張子蘭的傳人，叫張鴻慶。
唐師讓我多去拜訪這位同門師叔，並對張鴻慶說："我徒弟去找你，你多鼓勵。"
張鴻慶腦子非常聰明，令我有受益。他精於賭術，一次作弊時被人捉住了手，
說他手裏有牌，他說："你去拿刀，我手裏有牌，就把手剁了。"
刀拿來，他一張手，牌就沒了－－可想而知他的手有多快，手快腦子就快。
我行二，大哥是李轅(字捷軒)，隨唐師習武後，寧河人管我叫"二先生"。
有一個人叫李允田，練"單刀拐子"，對我師弟周錫坤說："二先生有什麼本事，
見面我就把他敲了。"周錫坤就跟他動起手來，用橫拳把他甩出去了。
李允田回去約了東黃莊一個姓侯的人來報復，周錫坤聽到消息就避開了。
他倆四處找周錫坤時，有人告訴我說："周錫坤打李允田是因你而起，
他們找不著周錫坤就該找你了。"我當時正和父親鬧矛盾，心情非常惡劣，從家裏搬出來，
住在母親家的祠堂裏，我說："我正彆扭呢，誰找麻煩，我就揍他。"
那兩人最終也沒來找我，周錫坤回來後，也沒再找他。
寧河附近唐師有個師兄弟叫張景富，綽號"果子張"，
我們一班唐師的徒弟都喜歡呆在他家，他為人隨和，也願意指點我們。
一天我帶了一個朋友去果子張家，正趕上午飯，就在果子張家吃了飯。
我跟這位朋友說過，按照武林規矩，只要來訪的是武林朋友，
要管吃管住，臨走還要送路費。
沒想到這朋友後來自己跑到果子張家吃飯去了，一去多次，還帶了別人。
果子張有點不高興了，我就去找那朋友，不要他再去，
他說："你不是說練武術的，來人就管飯嗎？"他是借著聽錯了去吃飯。
當時寧河發大水，鬧了饑荒，紅槍會趁機招會眾，參加就管飯。
唐師的徒弟廉若增亦因饑餓參加了紅槍會，他的爺爺和我奶奶是親姐弟。
唐師、丁志濤都對紅槍會反感，說："不能信那個，一信就倒楣。"
我勸過廉若增："義和團也說刀槍不入，結果槍也入了刀也入了，過多少年了，
紅槍會還玩這套，你怎麼能信呢？"他說："我就是去吃飯。"
紅槍會頭目楊三是治安軍督辦齊燮元的表弟，他知道我收藏刀槍，
就讓我捐給紅槍會，我認為他們是騙人去送死，所以把刀槍藏在神龕上面，
對他說："我放在四十裏外了。"
楊三說："快給我取去。"我說："現在發大水，過不去。"他又沖我吆喝，
當時是我心情很不好的一段時期，一下就發了火，說："二先生說在四十裏外，
是給你面子下臺，現在告訴你，就在這神龕上頭，離你五步遠，你敢拿就拿。"
－－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自稱是二先生。楊三沒拿，轉身走了。後來別人告訴我，
有人問楊三："楊三爺怎麼吃這癟，一個毛孩子都弄不動？"
楊三說："他六叔李牧之十九歲就當了同知（比知府低一級），現在的官比我表哥大。"
紅槍會和日本人開了仗，幾乎全部陣亡，河裏都是死屍，寧河話叫"河漂子"。
只有一個人生還，叫李銳的十四歲小孩，也是為吃飯進的紅槍會，
算起來還是我本家的弟弟。日本人拿機關槍對著他，他嚇得直擺手，
那日本兵也擺擺手，意思讓他快走，他就從死屍堆裏走出來了。
可能還有一個。紅槍會的服裝是一身黑，一個生還者躲進我住的祠堂，求我救他。
當時日本人開著快艇在河道轉，見到人就掃機關槍。日本人要上岸搜查，祠堂臨街，
是躲不過。我說："你呆在這必死，翻牆吧，一直向北翻，北邊河面上沒日本人，
過了河就安全了。"我教給他作"水褲"，將棉褲脫下來，吹足氣，紮上褲腳就成了氣囊，
浮著過河。也許他活下來了。
因我與父親鬧矛盾，唐師說他有個徒弟叫郭振聲，住在海邊，讓我去散散心，
給我一塊藥作見面憑證，是李存義傳下的"五行丹"。我拿著藥到了渤海邊的大神堂村，
然而郭振聲不在。他是此地的"請願警"，戶籍、治安都是他一個人，
當時有一家大戶被匪徒綁票，索要兩千大洋，郭振聲讓朋友湊了十八塊大洋，
留了九塊給母親，一個人去捉匪徒了。
他在黑魚籽村的旅館裏空手奪槍，捉住了兩個劫匪。其中一個竟然是大土匪頭子劉黑七，
不遠就是他的老巢，郭振聲知道憑自己一個人，沒法將他押走，就把槍還給了劉黑七，
說："綁票我得帶走，你要不仗義，就給我一槍。"
劉黑七連忙說："那我成什麼了？"拉著郭振聲講："你知道我以前什麼人嗎？"
原來這劉黑七以前是天津有名的大飯莊"登瀛樓"的少東家，因為打死了客人，
才逃到海邊作了土匪。他向郭振聲保證，只要他活著，大神堂村再不會受土匪騷擾，
還要給郭振聲三十塊大洋，郭振聲為不掃他面子，拿了兩塊。
郭振聲帶著人票回來，整村人慶祝，我就跟著大吃大喝。
那時我已經在大神堂村住了十多天，我把藥一拿出來，郭振聲就認了我這師弟，
給了我五塊大洋。我從大神堂村回來後，唐師就帶我去了北京找他的師兄尚雲祥。
尚雲祥年輕時求李存義指點，練了趟拳，李存義就笑了："你練的是挨打的拳呀。"
一比試，李存義沒用手，一個跨步就把尚雲祥跨倒了。尚雲祥要拜師，
李存義說："學，很容易，一會就學會了，能練下去就難了，你能練下去嗎？"
尚雲祥說："能。"李存義只傳了劈、崩二法。隔了十一二年，李存義再來北京，
一試尚雲祥功夫，感到很意外，說："你練得純。"
對別人說："我撿了個寶。"從此正式教尚雲祥。
唐師與尚師交情深，每年到了季節，唐師都從寧河來京給尚師送螃蟹。
尚師屬馬，家住觀音庵，以前是住尼姑的地方，當時已沒尼姑了，住了幾家人，
尚師家是東廂房三間，院子很小。
尚師早年是作帽子的，晚年生活來源的一部分是徒弟單廣欽的資助，
單廣欽作水果、糕點生意，送錢時常說："作我這生意的，現錢多。"
單廣欽比我大三十歲。尚師開始不收我，唐師好話說盡。
我的姥爺叫王燮，是掌門長子，在清末任左營遊擊，官居五品，
先守北京東直門後守永定門，八國聯軍進北京時因抵抗被殺害，他在北京市民中有聲譽。
唐師把這情況也講了，尚師說："噢，王大人的外孫子。"
尚師對我好奇，但他從來不問我家裏的事。清末民國的人，由於社會貧窮，
大部分是文盲，尚師只是粗通文化，但他很有修養。我進入尚門後，師兄們跟我說，
在北京一座大廟(忘記名字)院子裏有尚師年輕時踩裂的一片磚，因為廟沒錢換磚，
這麼多年還在，要帶我去看看。尚師說："去了也就是瞅個稀罕，有什麼意思？"
沒讓我去。
天津沒有尚師的徒弟。我開始住在北京學拳，後來住回天津，早晨出發，
中午到了北京，吃完午飯後去尚師家，所以我跟尚師習武的近兩年時間裏，
大部分是在中午學的。尚師一天到晚總是那麼精神，
沒有一絲疲勞或是稍微神志懈怠的時候。對於這一點，越跟他相處越覺得神奇。
孫祿堂的《八卦拳學》上寫道："－－近於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之境矣。
近日深得斯理者，吾友尚雲祥。其庶幾乎。"我們這一支的師祖是劉奇蘭，
他師弟是郭雲深。孫祿堂是郭雲深的傳人，他曾施展腿功，驚嚇了民國總理段祺瑞，
被多家報紙報導，有盛名。
我想找國術館館長薛顛比武，被唐師、尚師制止了。
後來唐師給我說："別比了，你跟他學吧。"聽了薛顛的事蹟，我對這個人很佩服，
覺得能跟他學東西也很好，唐師對尚師說："我讓他去見見薛顛？"尚師也同意了。
去見薛顛前，唐師怕薛顛不教我，說："見了薛顛，你就給他磕一個頭。"
在武林規矩裏磕三個頭已經是大禮了，而磕一個頭比磕三個頭還大，
因為三個頭是用腦門磕的，這一個頭是用腦頂磕的，
"殺人不過頭點地"的"頭點地"指的就是這個，要磕得帶響，是武林裏最重的的禮節。
我見了薛顛，一個頭磕下去，薛顛就教我了。薛顛非常愛面子，他高瘦，骨架大眼睛大，
一雙龍眼盼顧生神。他第一次手把手教了"蛇行"、"燕形"、"雞形"。
他是結合著古傳歌訣"八打"教的，蛇行是肩打，雞形是頭打，燕形是足打，
不是李存義傳的，是他從山西學來的。其中的蛇行歌訣是"後手只在胯下藏"，
後手要兜到臀後胯下，開始時，只有這樣才能練出肩打的勁。
簡略一談，希望有讀者能體會。
薛顛管龍形叫"大形"，武林裏講薛顛"能把自己練沒了"，指的是他的猴形。
他身法快，比武時照面一晃，就看不住他了，眼裏有他，但確定不了他的角度。
這次一連教了幾天，我離去時，他送給我一本他寫的書，名《象形術》，
其中的晃法巧妙，他跟我作試手，一晃就倒。回來後，尚師問："薛顛教了你什麼？"
我都一一說了。
第二次見薛顛是在1946年的天津，我在他那裏練了一天武，他看了後沒指點，
說："走，跟我吃飯去。"吃飯時對我說："我的東西你有了。"
－－這是我和薛顛的最後一面，薛顛沒有得善終，我對此十分難過。
我二十四歲時父親死了，我卻不能回家。二十五歲時，
天津財政局局長李鵬圖叫我到財政局工作，也不給我安排事情作，
只讓我陪他去看戲、吃飯，我一看這情況，等於給作了保鏢。
他也叫我"二先生"，其實他是我按照李家各房大排名算的三叔，他知道我練武。
我以前是個少爺，練武後穿著就不講究了。一天到捐物處去辦事，我戴個美國鴨舌帽，
上下身都是灰布，上身還破了個洞，漏著棉花。當時天津的捐警名聲不好，
幹什麼都是白拿白占。捐物處門口是個斜坡，我蹬著自行車直接上去了，到崗亭，
一個捐警一腳揣在我的自行車上，我摔倒後，他跑上來抽了我一個耳光，
還罵："打你個ＸＸ，誰叫你上來的。"
我起來後，說："你會打人，我也會打人。"拎住他抽了四個耳光，他就叫喚開了。
捐物處有四十個捐警，平時總有二十個人在，一下都出來了。我考慮這場架怎麼打，
我現在是財政局人員，如果打重了，財政局和捐物處都不好收場。
形意拳有個練身法的訓練叫"轉七星"，我跟他們轉七星，手上像狗熊掰棒子似的，
抓了帽子就往腋下一別。
我想："我能摘帽子，也能摘腦袋－－只要他們想到這點，就會住手。"
但他們想不到，掉了帽子還追我。捐警小隊長，他拎著槍下來，看那架勢要崩了我，
但他認出了我，就把那幫捐警轟跑了，對我說："您沒在我們這打人，您給面子了。"
我摘了十幾頂帽子，隨抓隨掉，還剩下四個，就把這四個帽子遞給了他。
捐物處處長叫齊體元，李鵬圖給他打了電話，說："二先生沒打壞你們一個人，
這是給你齊五爺維住了體面，你也得給二先生個體面吧？"
齊體元說："行，二先生還給我們四個帽子，我們就開除四個捐警吧。"
捐警外快多，被開除的四個人非常恨我。
這件事出在我身上，我覺得不自在，李鵬圖也看出我不願作保鏢。我喜歡武術，
但我作不來武師，我開始絕口不提我練武了，
後來到天津北站當了"牙行稅(海運)"卡長，離開了財政局大樓，更是沒人知道我練武。
只是在我大約37歲時，有一件武林糾紛找上了我。燕青拳名家張克功年老後，
從東豐台遷到了盧台，收了幾個小徒弟，他是唐師的朋友。
當地的大拳師是傅昌榮的傳人王乃發，他的徒弟把張克功的匾給偷跑了。
唐師去世的時候，囑咐我照顧他的老朋友們，我就找王乃發要匾。
王乃發說："摘匾的事我不知道，但摘了匾再送回去，我也下不來台呀。"
我說："要不這樣－－"我就給王乃發鞠了一躬，把匾取走了。
解放前夕，我來北京找到了會計師的工作，那時尚師已逝世，
當年舊景只能令人徒生感傷，無心與同門相敘，從此徹底與武林斷了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