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文化人群像
須文蔚 研究網路詩 樹立里程碑
記者王蘭芬／報導
須文蔚以跨媒體、整合資源的方式在網路上推廣文學。記者游輝弘／攝影
大多數的網路文化人採單打獨鬥或是一小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努力的方式，試
圖在網路上利用先進科技做出不同以往的文化藝術創作。但詩人須文蔚卻是一個
很能擅用各方資源、更有效推廣文化藝術的特別網路文化人。
須文蔚認為，在推廣網路文學的過程中，跨媒體及資源整合是非常重要的事，他不覺得網路是一個可以自給自足的網路媒介。
一九六六年出生的須文蔚畢業於東吳大學法律系，現在是政大新聞研究所的博士
候選人。大學時須文蔚即在台灣詩壇嶄露頭角，曾多次得獎，也出版了詩集。但
是念博士班時開始接觸網路後，須文蔚立刻發現，「網路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東
西」，他也很快將文藝創作的經驗與網路結合，並且有系統研究整理國內外網路
藝術創作的生態與現象。
一九九八年他完成了一篇名為「網路詩創作的破與立」的研究報告，在台灣網路
文化的論壇上，立下重要的里程碑。
「網路詩的破與立」一文中，須文蔚以「網路詩的破：新文類的誕生」、「網路
詩的類型」、「網路詩的立：華語網路詩創作舉隅」分項，闡述國內外各種令人
驚奇的網路詩發展，介紹對於台灣文化界而言還不甚熟悉的「具象詩」、「多向
詩」、「互動詩」、「多媒體詩」等。放在須文蔚個人網頁（come.to/wwsu）中
的這一篇研究論文中還詳細列出了參考書目及網路詩的舉例。
須文蔚的個人網站相當精彩豐富，除了詳細連結了國內外重要網路詩創作網站外
，還有許多須文蔚對於台灣網路文學的觀察評論。而也由於須文蔚一直主張的「
放棄著作權」觀念，他也將自己已出版成冊的詩集「旅次」內容全部上網。
「這樣說或許很多人會罵我，但是我認為如果大家在網路上能放棄著作權，文學
會流傳得更廣。」須文蔚說。
三年前須文蔚秉持網路將把詩的創作帶入新時代的想法，向文建會提出建議，並
獲得補助，與詩人杜十三、侯吉諒共同創立了「詩路──台灣現代詩網路聯盟」
網站（www.poem.com.tw）。在這個網站中，所有與詩有關的議題都能夠深且廣地
討論，並且在須文蔚的主持下，詩路成為堪稱台灣網路詩的入口網站。很受詩人
歡迎的還有詩路的「每日一詩」電子報，將網站中收集到的好詩，每天一封地寄
到訂閱者的e-mail信箱中。
須文蔚認為：「一天讀一首詩，負擔不大，一年下來讀了三百多首詩，也有一本
詩集的量了。」
學法律與新聞，加上又是寫詩的好手，須文蔚的跨領域勇於嘗試新事物的個性，
不僅發揮在他的創作中，也落實在生活中。
現在他除了寫詩、建立研究文學網站外，還在輔仁大學大傳系教書。九二一大地
震之後，他因著專才，成為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的執行秘書及發言人。當然他
還是不會忘記網路的功能，正著手建立全盟的網站（921.sinica.edu.tw）及電子
報。另外，他還為「全方位藝術家聯盟」架設網站。
「其實災後最重要的是資訊的收集、傳遞工作，透過網路將能做得更有效率。」
須文蔚說。
須文蔚曾說：「文學等了一世紀之後，終於找到一個影響力巨大的新媒介──網
路。」他說許多人講文學已死，他覺得過去一段時間其實文學是被傳統的機制掐
死了，但現在有了網路，不論是www領域中的多媒體創作還是bbs中的純文字創作
，都為文學帶來新生的希望。
而須文蔚最希望的是，大家都能以寬廣的心和勇於學新東西的態度來面對新時代
的來臨，讓文化藝術在網路中真正蓬勃生長起來。
【2000/03/27/民生報 】
楊子專欄
「李遠哲效應」引發的問題
總統大選發生「李遠哲效應」，各方的反應不一，從而引發了一個問題：「知識
分子與政治究竟應該如何設定其間的關係？」有人為李遠哲的挺身而出叫好，但
也有人認為，李遠哲可以倡導某種政治理念，卻不宜涉入政治實務。
這是對知識分子參與政治的很重要也很嚴肅的價值判斷。
知識分子向來面臨兩大挑戰；一是對外在壓力的抗衡力，一是對外在誘惑的抗拒
力。許多知識分子在外在壓力下屈服了，也有許多知識分子在名利權勢的誘惑下
投降了。
一般說來，在民主政治體制下，知識分子的抗壓力常大於抗誘惑力。因為外在誘
惑力包含傳統的「學而優則仕」的價值觀，更包含資本主義利潤制度的價值觀。
在民主政治體制下，知識分子可以依藉法治來抗衡外在的壓力，而「仕」的誘惑
，則不祇是權力，而且提供了一個「利」的大空間。中國的「仕」，原就有很濃
厚的升官發財觀念，在資本制社會裡，這觀念更是與時俱新。很多知識分子雖然
仍是諱言「利」，卻也明白生活在資本制社會，權勢與利益是互為表裡的。
我是主張知識分子避免做官的。因為，知識分子做了官，便有官場上的制度與文
化的雙重壓力，常叫你無法處身局外，特立獨行。李遠哲大力提議教育改革，仍
無法受用於官場的格局，可見知識分子的政治理念，與政治的實現，往往有很大
的距離。知識分子進入官場，極容易失去政治理念的最高價值；若不是降格以求
，便是放棄理念。
政治理念的最高價值有兩層內涵，一是對政治現實的批判，一是對政治現實設定
改革的境界。知識分子做了官，便喪失了知識分子的批判權力，也極易為現狀所
囚，放棄了改革的理想，甚或同流合汙。
知識分子之不應做官，更由於知識分子之同流，無異為政治現實作了知識分子的
背書；或者被利用為維護政治利益的工具，成了政治利益合理化的見證人。
然則，什麼是知識分子與政治之間應該維持的關係呢？我認為──
第一，知識分子要永恆的擔負對政治的批判使命。
政治現實在理論上受到內部牽制制度的約束，也受到民意的監督。但事實上內部
牽制制度常受政治利益的規範，而民意的伸張，通過代議制度時依然無法避免政
治利益（政黨利益與代議士利益）的剝奪。所以，真正有效監督政治運作的「輿
論」，不能不寄望於知識分子批判精神的發揮。所謂「社會清流」，應該就是不
做官的知識分子。政治理想的最後防線，是由能夠抗衡壓力、抗拒誘惑的知識分
子族群築成的。
第二，知識分子要永恆的作為國家社會事務的導向者。
這樣的導向，消極的要為社會大眾對國家社會事務解惑，促成共識；積極的要為
社會大眾確立國家社會進步發展的願景。無論消極積極，都有賴知識分子在參與
國家社會事務中保持獨立超然的地位，以及不受懷疑的理念貞操。
也許有人說，國家社會需要我的時候，我義無反顧。這句話的真諦應該是國家社
會的革新，需要知識分子不離棄為批判者，為導向者使命的義無反顧。
我並不反對李遠哲先生做什麼，乃是希望像李遠哲先生這樣受人尊敬的知識分子
，為知識分子與政治間的關係，做一個真正禁得起考驗的榜樣。
【2000/03/27/聯合報 】
待會 , r會收到一封信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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