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6.10, Thursday, 19:08.
「偽君子」與「真小人」的共謀
文:林繼文( e-mail:forum@new7.com.tw,新新聞901期推薦文章)
民主,是一種把不確定性制度化的程序。因此,台灣的民主化必然伴隨著民意調
查的發達,才能告訴大家「我們到底走到哪裡了」。過去十多年來,許多民調呈
現出台灣在一些重要政治議題上的變遷,諸如政黨認同、國族認同等。但有一項
民調,不論執行者是誰或抽樣方式為何,結果都很類似,而且前後變化不大:對
於我國立法院信任程度不高或非常低的受訪者比例,至少都有六到七成。有人把
此種現象歸咎於執政當局要規避政治責任,所以醜化國會使然。其實,台灣人民
對國會的失望早已存在數十年,而當時是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時代。這種不信任,
應該另有原因。
此種不滿,當然累積出某種要求改革的社會壓力。不過,單有壓力是不夠的。國
會改革,勢必面臨幾個大難題。第一,輿論界常常呼籲立法委員要恪守專業倫理
,不要走偏鋒。但這種道德訴求是沒有用的,因為不作秀的根本選不上。第二,
國會改革往往涉及制度選擇,但一般人對制度細節根本不感興趣。就以對立法行
為有鉅大影響的選舉制度而言,恐怕很少有人能說出台灣當前選舉民意代表的制
度叫做「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至於要改成什麼制度,有好奇心的人就
更少了。所以,國會改革被窄化成「席次減半」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席次
減半」正是一件沒有道理的事。如果你說席次應該減少「五分之三」或「百分之
三十六」,人家一定問為什麼。但「減半」卻像個神奇的數字,自動堵住大家的
腦袋和嘴巴。
◎先喊改革者獲利最大
最大的困難,在於國會改革的改革者和被改革者是同一群人。如果立法者受惠於
既有的制度而勝選,他們怎麼會有改革的動力?如果上call-in、罵官員或衝街
頭就可以名利雙收,誰管你法案立的好不好,行政效率差不差?更何況,這種現
象普遍存於各黨,所以沒有哪個黨有資格說人家不改革。
事實上,政治學裡有一項關於「反改革」的有趣理論。假設各黨的本意都是不想
改革,但又不希望被社會扣上「反改革」的帽子。換言之,對各黨最好的結果是
「改革不成、社會不罵」,次佳結果是「改革不成、社會不滿」,次差的情形是
「改革成功,社會不罵」,最差的後果是「改革通過,社會不滿」。請問,聰明
的你會採取什麼樣的行動策略?當然是搶先講出:「我要改革!」如此一來,會
對後表態的政黨形成壓力。如果他們也說要改革,可能改革真的會成功,大家都
得到次差的結果。這時,如果後發者心一橫,說出「暫緩改革,從長計議」,讓
改革流產,就會讓自己得到次佳的結果。但此時收益最高的,卻是先說要改革的
政黨。由此看來,「反改革」其實是「偽君子」與「真小人」的共謀。這正是日
前破局的修憲委員會的寫照。朝野陣營當然都可以指責對方阻礙國會改革,也都
宣稱自己必會推動改革。事實上,雙方都該感謝無黨聯盟要求暫緩修憲的提議。
反正,無黨聯盟也沒有什麼政黨形象可以犧牲。
不過,這個故事並不代表改革都是難以完成的。如果政黨的偏好是把改革當成第
一順位,情況就有所不同了。從「制度工程學」的角度來看,這些政黨並非天生
具有理想性,而是因為某些特殊的現實因素,使其更偏好它種制度。畢竟,改革
不過就是「改換制度」的別名而已,而政黨對不同制度的態度,還是以利益為考
量。
◎日韓國會改革的經驗
實例近在眼前。台灣的「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源自日本,而該國採取此
一制度也有長達數十年的歷史。早在一九五○到七○年代,鳩山一郎和田中角榮
就曾想把日本的國會選制改成傾向單一選區的制度。原因只是想藉此排擠小黨參
政空間,好讓自民黨取得修憲所需的多數席次。但因黨內同志反彈,「改革」遂
告難產。日本選制改革的另一次高峰,是在八○年代末期,因為一連串金權醜聞
,讓自民黨又把選制改革和政治革新連在一起,重提小選區之議。然而,由貪污
最嚴重的自民黨建構這種論述,日本民眾並不買單。一九九三年自民黨第一次失
去政權,幾個由自民黨分裂出去的新政黨組成聯合政府,才在九四年初引入「並
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
另一個例子是南韓。該國很早就實施全國代表和區域代表並用的混合制,在一九
八○到八八年間,區域代表是採用「雙席單記非讓渡投票制」,也就是每個選區
選出兩名代表。南韓的選舉制度改革發生在反威權統治高潮期的八○年代中期。
長久以來,南韓的執政黨利用不當的選區劃分和不公平的全國代表席次分配取得
優勢地位,所以反威權和制度改革成為一體兩面。幾經波折,南韓朝野政黨在一
九八八年決定將國會選制改為「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並重新劃分選區。
反貪污和反威權,似乎是日本和南韓能夠完成國會改革的重要關鍵。市民社會的
壓力當然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卻非改革成功的充分條件。觀諸選制改革前後的
日、韓黨派結構,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兩國都有相當程度的參選人,可以
在單一選區制下獲致更大的利益。以日本而言,所謂的革新政黨(如日本新黨、
新進黨等),攻佔自民黨基礎最弱的都會區,憑藉候選人的高知名度,紛紛名列
前茅。反之,退居非都會區的自民黨,也有眾多表現搶眼者。這使日本國會中有
許多議員覺得,小選舉區對其可能更有利。南韓的情況更明顯。該國向來有強烈
的地域政治色彩,如果未實行「雙席制」,不具地方實力者就當選無望。尤其是
執政的民主正義黨,更要靠獲取各地的第二位席次來確保其多數黨地位。所以,
將雙席制改為單一選區,其實反映的是現實政治利益,也更強化南韓的地域政治
色彩。
◎黨團協商是偽君子的共識
然而,這種條件尚未發生在台灣。台灣的選舉雖然已逐漸呈現出南北差異,但對
民進黨和國民黨而言,其候選人仍廣佈於所有的選區。親民黨和台聯黨的選票雖
然有較強的地域集中性,但兩黨規模較小,如果實施單一選區制,將難以打敗國
民黨和民進黨的參選人。再者,台灣的平均應選名額將近六席,都會區更高達十
席以上,使都會區出身的代表對於小選區制有很深的疑慮。相形之下,改革前的
日本不論何種選區,規模大多都是四席,問題單純的多。最重要的是,台灣有國
族認同的爭議,要把選區縮小,只怕兩端的政黨都不願意。當然,我國立法院的
黨團協商制,也是改革的阻礙之一。日本和南韓的國會改革,都是透過多數決達
成的。如果小黨或黨團可以隨時要求暫停議事進行協商,改革只怕還有得等。台
灣的黨團協商制,讓大黨可以更大聲地喊出「我要改革」,因為到了緊要關頭總
是會有人出來要求協商,讓改革不了了之。這是一種鼓勵「偽君子」的共識決制
。
人民選出國會議員,是希望他們好好監督行政部門。如果人們卻又不信任這些代
議者,當然會形成對整個政府的信任危機。國會改革,正是台灣民主化最大的挫
敗來源之一。台灣社會的共識不多,其中一項就是國會改革。但像國會改革這樣
,一再被封殺於本壘之前的案例也著實不多。或許,台灣的人民可以考慮最後一
條路,就是發動公民投票,要求對國會改革議題進行創制。這或許也是一條漫漫
長路,但民意調查已透露其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民意代表也願意贊助一臂之力,
讓自己的問政行為更荒腔走板,公投之路也許會更短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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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禪不必山水滅,
滅卻心頭火自涼。
(快川紹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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