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錄]余秋雨，你為何不懺悔？（余杰）

作者adein (南望吳興路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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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轉錄]余秋雨，你為何不懺悔？（余杰）

時間Fri May 5 22:58:08 2000

※ [本文轉錄自 CollegeForum 看板] 作者: poe (潛德幽光) 看板: CollegeForum 標題: 余秋雨，你為何不懺悔？（余杰）時間: Thu May 4 09:42:57 2000 Poe:本文刊登於《中國之春》197期（2000.3），唐山可以買到。余杰是北大中文系研究生，頗有才氣。我1998年七月至大陸旅遊，於陝西結識一位記者兼作家，他即要我注意這位文壇新銳。余杰號稱「中國大陸的第一個李敖，北大的第二個王小波」，至今已出版數本質量均佳的著作，我手邊有《火與冰》、《鐵屋中的吶喊》兩本。中國知識分子余秋雨，你為何不懺悔？余杰 80年代的思想解放浪潮落潮以後，整個90年代淪為一個徹底平庸和徹底蒼白的年代。在這種平庸和蒼白中，余秋雨以一本《文化苦旅》登上文壇，一時間洛陽紙貴，人人爭讀余秋雨。緊接著，《文明的碎片》、《山居筆記》、《霜冷長河》相繼問世，余秋雨所倡導的“文化散文”被人們口目相傳，而余秋雨本人也儼然成為傳媒爭奪的驕子和時代文化的代言人。他滔滔不絕地談論中國文化在當前的狀況以及在下個世紀的走向，扮演著無所不知的預言家的角色。他似乎成了一駕將把中國文化拉向復興的馬車。他完全有理由這樣做，因為最喜歡他作品的年輕人們早已經對他的過去一無所知了──他們至多知道他是研究戲曲的專家、知道他為了“自由而棄 “官”（上海戲劇學院院長）不做。所以，余秋雨盡可以“放眼未來”，歡歡喜喜地踏上香港鳳凰衛視的“千禧年之旅”。然而，任何人的歷史都是無法抹殺的，正如余秋雨先生深入中國的歷史長河進行一次輝煌的“苦旅”，我也想深入到余秋雨本人所參與過的歷史進程中，跟余秋雨先生進行一次真誠而艱難的靈魂對話和精神駁難。這對我本人、對余秋雨先生、甚至對所有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都是必要的、無法迴避的。所以，儘管余秋雨先生在許多場合宣稱，誰批評他，就是想自己出名；誰批評他，就是盜版書的書商僱請的“槍手”；但是我還是願意承受這一“惡名”，來展開一場嚴肅而沉重的討論。對我來說，“余秋雨現象”僅僅是一個個案，它背後所蘊含的人文意義，早已經超越了余秋雨這一具象的生命個體，而具有了一種普遍的“共性”。我希望通過對這一個案的分析，透視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靈魂的缺席於獨立意識的淪喪，並尋找出一條精神重生之路。歷史拷問及靈魂拷問在余秋雨的一系列“文化大散文”中，始終貫徹著一個鮮明的主題：對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問。一個民族的歷史，是這個民族共同的精神財富，是這個民族的民族特性中正面因素和負面因素糾結而成的“沉澱物”。歷史是走向未來的階梯，忘卻了歷史，也就喪失了通往未來的立足點。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余秋雨在90年代初這一特定的時刻，把“歷史”作為自己思考的核心材料，對歷史進行一場艱辛的“反芻”，無疑是一種相當明智的選擇。 90年代文化思想的平庸和蒼白，掩蓋不了社會現實巨大變革的可能性。半個多世紀以前，波蘭作家顯克微支敏銳地感受到自己民族面臨著一次十字路口選擇的機遇和危機，因此他寫下了一部偉大的作品《你往何處去？》。這部巨著不涉及當下的現實，而是把對歷史的重新闡釋作為重建新文明的第一步。他提出的問題對整個波蘭民族來說是極其嚴峻的——“你往何處去？”其實，當今的中國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幾乎所有關注中國命運的知識分子都在思索中國將往何處去的問題。余秋雨比大部分人先走了一步，他深知，如果沒有對歷史進行一場全新的拷問，將無法回答這個巨大的難題。他雖然沒有寫出像顯克微支《你往何處去？》這樣的作品來，但是他在《文化苦旅》等散文集中所作的思考，顯然是竭盡全力的，這一態度也讓人產生了某種程度的感動並對作者產生某種程度的敬意。因此，學者張伯存先生評價說：“在求索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上，在反思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和歷史命運上，余秋雨是一個拷問者，他有著拷問者的焦灼、痛苦和憤激。”（張伯存《余秋雨董橋合論》，《當代文壇》1998年第2期。）既然是“苦旅”，那麼在余秋雨的筆下，反復出現了許多悲劇事件與悲劇人物。在悲劇人物當中，尤以讀書人為其關注的重心。余秋雨在拷問歷史和歷史上的人物時，的確顯示出“下筆力透紙背”的功夫。然而，正是在第一面表現得太突出了，另一面就顯得失衡了——1949年以後的歷史在何方？作者自己在何方？我在余秋雨的散文中，很少讀到他對1949年以來的歷史的反思，很少感受到他有直面自身心靈世界的時刻。兩個巨大的“空洞”導致了我對余秋雨散文的懷疑。余秋雨在文字中扮演的是一個萬能的“神”的角色，對他人指指點點，而自己絕不與讀者“同呼吸共命運”。一面重，一面輕，結果自然是天平失衡。真正的拷問者，自己也應當同是受拷問者。由於“受拷問者”身份的缺席，使得余秋雨散文本來能夠達到的思想力度嚴重被削弱了。歷史出現了斷裂，人格出現了斷裂。對此，張伯存先生指出：“余秋雨太在乎自己的社會形象，他高貴的文化人心態不能不成為他傳播文化時的一絲心理障礙，同時也疏遠了他與作者之間的距離。”（張伯存《余秋雨董橋合論》，《當代文壇》1998年第2期。）張伯存先生說余秋雨“太在乎自己的社會形象”，這種說法是真實的，但他進一步的分析則顯得遮遮掩掩，似乎存在著“為尊者諱”的心態。從邏輯上說，因“高貴”而“疏遠”的說法是不成立的：高貴的形象並不是通過對自身的遮掩來確立的。尤其在文學領域，偉大的作家們往往都具備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真誠”——真誠地向作者袒露自己的心靈，包括自己心靈中的善和惡。俄羅斯大文豪們，如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無不是將自己的罪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對自身惡行的暴露中，完成對自我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從而走向靈魂淨化和舒生之路。讓讀者認識到自己不是聖人、不是完美的人、不是他們想象中的人，這不僅不會損害他們的高貴，反倒成就了他們的高貴。所以，我認為，在余秋雨的作品中，自我靈魂的缺席，並非簡單的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社會形象，而還存在著更加深刻的原因。就連郁達夫也勇敢地袒露自己被慾望所淹沒的風月生涯，那麼余秋雨究竟要掩飾什麼呢？難道他還存在著比這更難以直面的往事嗎？同樣是歷史的拷問者，與余秋雨相比，魯迅先生不僅把手術刀對准別人，也對准自己——更多地對准自己。魯迅在一篇談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中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將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們，有時也委實太置之於萬難忍受的，沒有活路的，不堪設想的境地，使他們什麼事都做不出來。用了精神的苦行刑，送他們到那犯罪、痴呆、酗酒、發狂，自殺的路上去。有時候，竟至於似乎無目的，祇是為了手造的犧牲者的苦惱，而使他受苦，在駭人的卑污狀態上，表現出人們的心來。這確是一個‘殘酷的天才’，人的靈魂的偉大的拷問者。”魯迅先生自己也是這樣開始與走完艱難的文學道路的。他論事論人固然是苛刻的，但對自己更加苛刻。魯迅在思考中國的苦難時，把自己放置到苦難之中。奧古斯丁可說，沒有過去、現在和未來這樣的區分，祇有過去的現在、現在的現在和未來的現在之分。過去和未來是現在意識對時間的折疊。因此，魯迅深深地紮根於現在之中，正視自己內心惡的“基因”或者“誘因”，並抑制它在“現在”發作。他一生最大的敵人不是外部的小人們，而是內在於他的那條“大毒蛇”。他一生都在進行著深刻的抵抗，即“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的對罪惡的抵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魯迅們，都在一點一滴地擠出自己骨髓裡的毒素，向著健康的人性一步一步地邁進。為什麼標榜“拷問歷史”的余秋雨先生拒絕這樣做呢？為什麼余秋雨會讓自己的歷史和自己的靈魂缺席呢？這是一個偶然的原因嗎？ “文革餘孽” 近年來，許多“文革餘孽”又開始重新登台亮相。沉寂了20年，他們依然還是不甘於寂寞，還是有那麼多想說的話──假如他們要為當年的惡行懺悔，我舉雙手歡迎；然而，這群飽經滄桑的傢伙們，不僅沒有絲毫的懺悔之意，反而百般為自己辯解、開脫並不惜篡改歷史真相，企圖蒙騙後生小子。這批文革餘孽當中，有原來中央文革的核心成員戚本禹、王力等人，他們如同蛟龍重現江湖，大談自己當年如何如何與領袖親近，自己又為人民做了多少好事云云；也有江青欽點的作家浩然，他再次宣稱《金光大道》是最了不起的作品，是最真實地反映那個時代的作品，而他本人是對文革中的表現是“問心無愧”的；也有“梁效”成員周一良教授，他口口聲聲地說“異竟是書生”，自己是受騙上當的，雖然寫了些批判文章，卻談不上幹過什麼壞事……真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我不是說要剝奪他們說話的權利，但我認為必須對他們歪曲歷史、掩飾罪惡、開脫自我的無恥行為保持十分的警惕並進行堅決的揭露。比這些人更聰明的另一個人，是在文革中也有過精彩表演的余秋雨先生。他乾脆就 “雄赳赳氣昂昂”地向世紀之交跨過去，把過去的一切全都拋到腦後，管他是對還是錯。他的這一策略，使他與文革之間的聯繫越來越淡漠，最後彷彿真的跟文革一點關係都沒有了。我曾經與許多跟我同齡的、或者比我更年輕的朋友交流，他們絲毫不知道余秋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聽了我的介紹後如同天方夜譚，驚訝得半天合不攏嘴。可見，余秋雨的這一策略取得了極大的成功。遺忘是人類保護自我的一種心理機制。這本來無可厚非。但是，“拒絕遺忘”是更高層次的精神要求。余秋雨先在《三十年的重量》一文中，對自己中學時代的一篇獲獎作文念念不忘，這是人之常情。然而，讓我疑惑的是，為什麼他能夠記得中學時代的作品，而完全忘記了青年時代所寫的一系列御用的大批判文章呢？當年，余秋雨所效力的《學習與批判》雜誌，由張春橋、姚文元所控制的“上海寫作組”直接管理。這個寫作組威震南方，與北京的“北京大學大批判組”和“清華大學大批判組”三足鼎立，一時間，呼風喚雨，指鹿為馬，無所不為。上海的御用寫作班子以“石一歌”為筆名發表大批判文章，所謂“石一歌”者，意思是11個人。（當然，由於前前後後人事方面的變動，“石一歌”的人數並非嚴格意義上的11 個人。）這個筆名與北京的“梁效”有異曲同工之妙。（“梁效”者，“兩校”也，即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余秋雨少年文章，名動公卿，當然也引起了有關方面的注意。於是，兩個巴掌一拍即合，他成為“石一歌”中最年輕的、“立場堅定” 、“有一定理論水平、斗爭經驗、分析能力和寫作技巧的、有培養前途的革命青年 ”。據若干余秋雨當年的同事透露說，他在寫作組中的態度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的。因為他的出色表現和突出成績，他深受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青睞。如果不是毛澤東的去世和文革的結束，余秋雨也許會走上一條類似於姚文元的飛黃騰達之路──他寫作大批判文章的才華並不比姚文元低，假如被領袖看上，定然青雲直上九千尺。我重提這段往事，並不是故意與余秋雨先生過不去，或者抖出他人的隱私來給今天的人們好看。當年參與文革寫作組，不管是出於什麼樣的原因，我想，作為一個入世不深的青年知識分子，多多少少都是可以原諒的──在那個既“封建”又“法西斯”的時代，人的選擇很多都是身不由己的。在“生存”還是“毀滅”的兩難之間，絕大多數人都會不由自主地選擇“生存”──即使是屈辱的、違心的、苟且的生存。設身處地地替那個時代的人們想想，確實是“選擇之難，難於上青天”。假如讓我生活在那個時代，當專政機器用裝滿子彈的槍口對准我的腦袋，逼我寫文章的時候，我會不會寫呢？坦率的說，我很可能、而且有極大的可能會寫。所以，我認為，過分地在道德上對逆境中的人的選擇苛求，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然而，當事情過去以後，自己應當怎樣面對自己的歷史呢？是懺悔、是反思，還是遮掩、偽飾？我認為，對過去的事情持一種什麼樣的態度，比事情本身更加重要。令我遺憾的是，余秋雨先生斷然選擇了遮掩和偽飾。他在《千年庭院》一文中，似乎不經意地寫道：“於是終於有一批學生脫穎而出，沖破文明的制約，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種已經留存不多的頑童潑勁，快速培植、張揚，裝扮成金剛怒目。硬說他們是具有政治含義的『造反派』其實是很過份的。昨天還和我們坐在一個課堂裡，知道什麼上層政治鬥爭呢？無非是念叨幾句報紙上的討論，再加一點道聽途說的政治傳聞罷了，乍一看吆五喝六，實際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動性。”這種表面的不經意，實際上是經過了周密的醞釀、思索和策劃。這是明顯地為紅衛兵開脫，並進而混淆文革的本質，將文革歸罪於上層少數人的政治鬥爭。所以，順流而下，像他這樣的參與者也不過是受騙上當罷了，無需承擔任何罪責。於是，在談到自己的時候，余秋雨則更加明目張膽了：“反過來，處於他們對立面的“保守派”學生也未必有太多的政治意識，多數只是在一場突如其來的顛盪中不太願意或不太習慣改變自己原先的生命狀態而已。我當時也忝列“保守派”行列，回想起來，一方面是對“造反派”同學的種種強硬行動看著不順眼，一方面又暗暗覺得自己太窩囊，優柔寡斷，趕不上潮流。” 這段文字讓我無比震驚。這就是那個在《霜冷長河》中高談闊論關於善良、關於友情、關於名譽的余秋雨嗎？紅衛兵真像他所說的那樣無辜嗎？真的僅僅是“頑童” 嗎？我在老鬼的《血色黃昏》、《血與鐵》中讀到過許多血腥的場面，全是紅衛兵的傑作。如果說那是小說，當不得真，那麼我們來看看真實的史料吧：研究文革的學者王友琴女士曾經寫過一系列關於文革中學生打老師的文章，列舉了無數殘酷的事實──在中小學裡，有往老師的額頭上釘圖釘的，有讓老師吃糞便、煤球的，有一把一把地拔老師的頭髮的，還有將老師打死後扔進開水鍋裡去煮的……我相信，對於這一切，親身經歷過文革的余秋雨先生應該比我知道得清楚。但他為甚麼要拼命掩飾呢？他為紅衛兵辯護，歸根結底還是想為自己開脫。他竭力將自己打扮成一個無辜的“保守派”，然後心安理得地面對“新時代”，但是，有時導致的結果是越遮蓋越張揚，污點往往越描越黑。尾巴在他沒有意識到的時候露了出來。對此，張育杭先生疑惑不解地追問說：“按照並不複雜的經驗提示邏輯思路，早在文革初期就已經對‘造反’之類‘心灰意懶’，‘趕不上潮流’的余先生，何以到了文革後期竟然突變為‘筆鋒犀利’且十分活躍的‘大批判’寫作者和‘潮流’中人呢？ ”（張育杭《靈魂拷問鏈條的一個重要缺環》，《四川文學》1999年第10期。）巧言令色的余秋雨先生如何回答呢？我與張育杭先生一樣，都在翹首以盼。《胡適傳》：個案分析從70年代起，余秋雨成為上海文革的一盞明燈。他的走紅並非始於90年代初的《文化苦旅》，早在70年代初他就是“理論界”的風雲人物。當時，他寫作了數十篇“ 膾炙人口”的大批判文章，這批文章的讀者一定比今天讀《文化苦旅》、《山居筆記》的人還要多。其中，最著名的有《走出“彼得堡”》、《讀一篇新發現的魯迅佚文》、《胡適傳》等等。（這些文章均明確署名“余秋雨著”或“余秋雨等著” ，至於其它未署名的、也是由余秋雨撰寫的文章還有很多。考證出這些文章確實係余秋雨所寫並不困難，因為即使余秋雨本人不承認，但很多當事人都還健在。）《讀一篇新發現的魯迅佚文》是典型的石一歌的風格，即把魯迅先生利用來作為他們打人的棒子，恣意曲解魯迅的作品和思想。這篇文章談的是魯迅的雜文《慶祝滬寧克復的那一邊》，余秋雨歪曲魯迅所說的“永遠進擊”，對敵人不能講“大度、寬容、慈悲、仁厚”，而直接移用到當時的“反擊右傾翻案風”上，強調“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堅持打擊“復辟狂”──也就是鄧小平所走的道路。這是魯迅先生去世後30多年發生的對魯迅思想最無恥的“強姦”行徑之一。今天那些為余秋雨先生優美的文筆傾倒的中學生和大學生們，那些圍著他簽名的和一絲不苟地記錄著他的講演的青年們，有誰會想到他們尊敬的、溫文爾雅的余秋雨，也會寫出以上那樣惡劣得不能再惡劣的文字來呢？余秋雨所寫的《胡適傳》收入《歷史人物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5月出版? ）一書中。該書為文革後期名噪一時的《學習與批判》叢書之一，張春橋和姚文元相當看重這套叢書。《胡適傳》作為一個典型的個案，很值得研究。自從毛澤東50 年代發起批判胡適運動以後，胡適在大陸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而余秋雨的這篇《胡適傳》顯然是“應制之作”，語氣霸道，文風惡劣，以主子的喜好為自己的喜好，以主子的厭惡為自己的厭惡，完全喪失了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余秋雨在《胡適傳》中，對胡適百般辱罵，潑盡污水。例如寫胡適剛剛留學美國， “對美國的一切，尤其那建築在勞動人民白骨堆上的資本主義‘物質文明’，他實在是崇拜得五體投地。看到街上摩托車多，他就站在街頭讚不絕口，看到資本家帶來了老婆孩子到郊區遊玩，他欣慕不已，甚至在宴會上看到晚禮服，他也要擊節讚賞一番。這樣，他踏上這塊土地不多久，就興高采烈地得出一個結論：“在這個地方，似乎無一事一物不能由人類智力做得成的。”接著他以一貫的“歪讀”的方式，通過對胡適的一首詩的解讀得出如下結論：“把中國‘嫁’給帝國主義，也就是 ‘賣’給美帝國主義，已成了當時胡適的理想。為此，他不惜以“群侍”自比，辛勤奔波呼號了”。胡適還有一首“見月思故鄉”的《百字令》。結尾是：“憑欄自言，故鄉真在何處？”余秋雨先生很有讀出弦外之音的本領，他分析說：“（這’ 就是說：故鄉究竟在哪兒，在美國還是中國，他有點搞不清楚了。胡適差點就說出了‘我不是中國人”這句話。” 讀到這裡，我簡直瞠目結舌了。假如余秋雨生在雍正時代他一定是雍正皇帝的寵臣，他來幫助雍正皇帝搞文字獄，不知道要多搞死多少文人。滿清王朝根據“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兩句詩而興起的文字獄，比起余秋雨的想象力來，實在是“小巫見大巫”。我想，皇帝會放手讓最聰明的文人去迫害其他文人的，而余秋雨先生也會幹得游刃有餘。可惜啊可惜，這麼一個天才卻生錯了時代，在我們這個時代，他不得不寫寫《文化苦旅》這樣的小文章來混飯吃，更大的天賦──治國安邦平天下的天賦──沒有得到充份的發揮。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是白話文運動的先行者之一。這是歷史上鐵板釘釘的記載。那麼，如何解釋胡適在“五四”運動中的作用呢？僅僅是淡化是不夠的，還要徹底抹殺。余秋雨是大批判文章的大手筆，當然善於信口雌黃、黑白顛倒。他寫道：“要宣傳崇洋媚外的買辦思想和買辦文化，“之乎者也’的文言文顯然不太‘實用’、不太‘方便’的。一九一六年二、三月間，胡適的‘思想上起了一貫根本的覺悟’：他決心提倡白話文。”比起秦檜當年給岳飛安“莫須有”的罪名來，余秋雨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倍──你胡適雖然也是在推動白話文運動，但你是出於邪惡的目的來推動的。所以，我們照樣要全盤否定你。說你白，你就白；說你黑，你就黑。這樣的奇思妙想，非天才不能有也。宋高宗要是知道有這樣的天才，一定會感嘆說，沒有跟余秋雨生活在同一個時代，否則一定要“大用”他。余秋雨在概述胡適在1921年的活動時說：“他似乎已經不是一個‘提倡白話文’的 ‘學者’、‘教授’，而成了一個炙手可熱的政客。為了替帝國主義服務、替北洋軍閥打‘強心針’，他幾乎不加任何遮蓋了，甚麼樣露骨的論調都能發表，甚麼樣反動的口號都能夠提出，甚麼樣的腐朽的力量都能夠勾結！”三個排比，氣勢磅礡，體現了典型的文革文章的風格。真個是“殺人不見血”。《胡適傳》是余秋雨文革大批判文章的一個典型。當然，它還不算余秋雨最惡劣的文章。文學史家王堯先生通過對這篇傳記的分析，得出余秋雨“大文化散文”的雛形早在那時就開始了孕育，真是一針見血。上海文人與“才子加流氓魯迅先生生前尖銳批評過上海的無行文人。他畫龍點睛地概括說，這類人屬於“才子”加“流氓”。所謂“才子”就是說他們的確才氣很高，詩詞歌賦樣樣拿得起、放得下；所謂“流氓”，按照魯迅先生的說法，“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而他的變化沒有一定的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稱為流氓。” 上海是出“流氓加才子”式的人物的地方，這個城市最具有“中國特色”，同時也是中國最像西方的城市。魯迅說，這個地方雲集了一批“西崽”和“洋場惡少”。魯迅很不喜歡這個城市，但當時他沒有別的地方可去，只好在上海與“才子加流氓 ”式的人物們戰鬥著。魯迅當年痛斥過的漢奸文人、《文壇登龍術》的作者、今年已經活到一百歲的章克標，現在又開始在上海蠢蠢欲動。這名“老壽星”屢屢在報刊上接受採訪，大談百歲老人如何睿智地看待一個世紀的風煙云云。在談到魯迅先生的時候，他“委屈” 的表示，魯迅當年“誤解”了他，可惜先生死得早，不然會有“和解”的機會云云。而且，章克標居然還登出徵婚廣告，徵求老伴。魯迅先生不在了，要是地下有知，一定又會寫出精彩的文章來。這個活寶，是海派文人的典型代表。魯迅先生後繼無人，而章克標卻後繼有人，余秋雨先生不啻是章克標精神的傳人。他兼具了“才子氣”與“流氓氣”，並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說“才子氣”，魯迅曾經談到古代許多著名的才子，如唐伯虎之流的才子，實際上不過是戲曲中的“二丑”的角色而已。具體到余秋雨，他從《文化苦旅》到《霜冷長河》，談歷史，談人生，談藝術，談自己美麗的妻子馬蘭，真是無所不談，才氣縱橫，就像周星馳在電影中的誇張說法──如同黃河之水，滔滔不絕。王東成先生說，他從余秋雨的散文中“能夠嗅到自稱江南第一才子的桃花庵主唐寅的影子和氣味來”，這一評價極為準確。（王東成《江南才子的文化幽思》）說“流氓氣”，錢理群先生在分析魯迅所說的“流氓”的概念的時候指，本來一個人的理論不斷變化，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是一個嚴肅的學者、思想者，即使發生轉變，他也有思想發展的一個脈絡、一個道理。而對流氓來說就不存在，他的變化是沒有線索可尋的。你簡直弄不清楚他為什麼今天這麼講，明天又那麼講。但他有一個東西不變，就是維持自己的私利。所以這種人，魯迅統稱之為“流氓”。（錢理群《說“演戲”》，見《話說周氏兄弟》，山東畫報出版社1999年出版。）具體到余秋雨身上，他在文革中會看準時機向專制主義者們獻媚，充當“官”的幫凶、幫忙和幫閑；而在90年代的懷舊熱、國學熱中，他又橫空出世，從幽暗的巷子裡殺將出來，再次成為時代的寵兒、傳媒的焦點、青年的導師和中國文化的代言人。在這個時代，他則充當了“商”的幫閑，而且幹得得心應手。最火爆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剛剛參加鳳凰衛視的“千禧年之旅”，鳳凰衛視總裁劉長樂說，余秋雨對此“ 興奮得不得了”，急著要展開他第二個“文化苦旅”。本來這一活動是著名記者唐師曾策劃的，但余秋雨居然大言不慚地將創意據為己有。在余秋雨的主持下，“文化”與商業達成了最佳的聯姻。在各地的巡迴講演中，余秋雨裝出一副寬容的態度來，胸襟廣闊地談論身邊的一切，卻不涉及自己。他對文章、對皇權時代的暴力很寬容，卻不寬容針對自己的批評；他歌頌皇帝們，歌頌跟自己類似的才子們，卻對自己身邊老百姓的苦難持冷酷的態度。我想起波普的一段話：“知識分子尤其容易犯的那些罪惡：傲慢、近乎教條主義的自以為是、理智的虛榮。所有這些都是小的罪惡──不像殘酷那樣的大罪惡。”（波普《寬容與知識分子的責任》，見《通過知識獲得解放》，中國美術出版社1996年出版。）余秋雨輕描淡寫地回顧文革，就是一種罕見的殘酷。所以，以上波普所說的所有罪惡他都具備了。魯迅先生說，對付流氓的最好辦法就是拿他過去說的話和他現在所說的話作對比，他最怕你比這個。所以流氓要追求一種“忘記術”，或者叫做“抹殺舊賬”。這正是余秋雨不回憶、不懺悔的根本原因。魯迅說，中國人要抹殺舊賬，辦法太多了，比如出過一回洋，到國外去一圈，回來，沒事了；生一場病，游幾天山水，開一次會，宣言一下，或者再睡一夜覺，或者自打幾個嘴巴。或者滴幾滴眼淚，照樣就變成另外一個人；如果還覺得這樣太麻煩，就白一白眼睛，反問道：這就是我的賬嗎？我是這麼說的嗎？你歪曲我吧？有的時候連眼晴白也不白，因為白眼睛也挺麻煩的。聯繫余秋雨對自己的過去的敘述，簡直有“孿生兄弟”一樣的效果。他在《山居筆記》中說，自己在文革中因為生了病，到鄉下療養去了，所以有幸逃過浩劫；他在岳麓書院演講的時候則對學者的提問不置一詞。或者滴水不漏，或者反戈一擊，總之，運用種種手段來讓自己從歷史中脫釣──就像魔術師一樣，即使被重重捆綁著扔到海底，也能夠奇跡般地逃生。余秋雨這樣絕不懺悔的人成為中國當代最有“文化”的人，這是中國知識界的悲哀，也是全體中國人的悲哀。正如錢理群先生在論述魯迅深惡痛絕的流氓文人時所說的那樣：“對於他們來說，理論、信仰、語言等等，都是隨手拈來，拋來拋去，他自己則穿行於這種混亂的制度和混亂的語言當中。當一個社會發生混亂的時候，舊的秩序破了，新的秩序沒有建立起來，在這樣一個轉型期，就會出現這些穿行其中的流氓。他們把語言的游戲性發揮到極點。也可以說，語言的游戲走到了末路。流氓的出現是一個“末路現象”。這幾年的中國正是這樣一個流氓橫行、沉渣泛起的時代。我們有泡沫文化，這正是意味著時代要發生變化了。”（錢理群《論“演戲 ”》，見《話說周氏兄弟》，山東畫報出版社1999年出版。）懺悔：一個缺失的人文傳統余秋雨的不懺悔，不是他一個人的毛病，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患了這個疾病。余秋雨僅僅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一個個案而已。我“揭露”余秋雨，不是跟他這一個人找茬，而是希望通過對他的剖析透視中國的文化的傳統和現實。直到今天，在中國，懺悔一直是一個缺失的人文傳統。不管是文革的親歷者，還是文革後出生的人，都面臨著“文革之後怎麼辦？”的問題，就像所有德國人都面臨著“奧斯維辛之後怎麼辦？”的問題一樣。駭人聽聞的罪惡已經發生，它是何以發生的？它會不會再發生？它是否已經將毒素注射到我們的血液中了？然而，缺失懺悔傳統的中國，很容易輕輕放過這些問題。洪子誠先生在談論中國當代作家的懺悔意識時，作了三個層面的分析：第一，在一個重大的，尤其是帶有“災難性”的影響到廣大民眾生活命運的歷史事件之後，個人在這一歷史事件中的“責任”問題是客觀存在，不管你是“強者”也罷，是受害的“弱者”也罷，都不能說是與自己無關而脫離與“歷史”的關係。第二，人們對於這種“責任”的承擔與反省，卻可以採取不同的態度。有的勇敢地面對“真實 ”，有的則以各種方法迴避（“健忘”就是其中一種）。面對“真實”者可能是出自外部的壓力，也可能是來自個人良知的驅使、鞭策。第三，最使人感到不安和遺憾的是這樣的情況的出現：最該“愧怍”者因“健忘”等原因而心安理得，不必怎樣愧怍者有可能受良心折磨而畏縮遲疑，而繼續在“生存競爭”中落伍。”（洪子誠《作家姿態與自我意識》，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余秋雨先生正是這樣的一種“心安理得者”，正是因為這種“心安理得”使得他“放下包袱，開動機器”，在“新時代”的競爭中獲得了可以同當年的競爭相媲美、甚至超越了當年的成功。而巴金先生採取的另一種態度，一種主動懺悔的態度。巴金確立了這樣的原則：從解剖自己開始。反省，首先要進行對自我的審判。本來他是受害者，但毫不掩飾地暴露自己精神上的缺陷：“那些年我就是在謊言中過日子，聽假話，起初把假話當作真理，後來逐漸認出了虛假；起初為了『改造』自己，後來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話當真話說，後來真話當假話說。”（巴金《隨想錄》）與巴金先生的良知和勇氣相比，余秋雨卑瑣的人格昭然若揭。本來他在當時充當的是打手和幫凶的角色，他比巴金先生更應當懺悔和反思，但是他卻輕易讓自己過關，當年他是戴著白手套 “殺人”的（被他所寫作的大批判文章直接或者間接害死的善良的人，究竟有多少呢？），今天他只需要輕輕鬆鬆地把沾滿鮮血的白手套摘下來就算與歷史“拜拜” 了。對於文革，余秋雨當然算不上罪魁禍首，還有許許多多比他負有更大責任的政治人物至今仍然逍遙法外。知識分子在整個文革中，處於受迫害的一極，即使是像余秋雨這樣的“紅人”，也不過是被利用者罷了。對於歷史，我們應當盡量抱寬容的態度，正如波普所說：“寬容是認識到我們人的可錯性的必然結果：人孰無過，我們一直在犯錯誤。因此讓我們互相諒解對方的愚行。這是天賦人權的第一個原則。” （波普《寬容與知識分子的責任》，見《通過知識獲得解放》，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但是，這種寬容是建立在自我懺悔的基礎上，對於那些犯有罪行卻死不懺悔的人，我們不能一味地寬容──縱容了惡的力量，也就傷害了善的力量。在西方，近半個世紀來已經發展出一整套“奧斯維辛以後的神學”來。這種神學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永遠不忘奧斯維辛遇難者的慘叫……奧斯維辛是，並且永遠是一場對我們認為神聖這一切所犯下的暴行。”然而，在中國這個缺乏宗教傳統因而也就缺乏懺悔意識的國家裡，除了巴金先生以外，很少人直面文革的慘劇。正像任不寐先生所指出的那樣，善於遺忘的民族必然寡廉鮮恥。德國宗教學者默茨認為：“破壞回憶是極權統治者的典型措施。對人的奴役，是從奪取其回憶開始的。… …受難回憶總是重新面對政治權力的現代犬儒主義者。”（默茨《歷史與社會中的信仰》，三聯書店，1996年出版。）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余秋雨的遺忘和不懺悔，再一次充當了專制主義的幫兇，再一次對歷史犯下了重大罪行。這一次犯下的罪行，甚至比當年參加文革寫作班子的罪行還要嚴重。他由於自身對責任承擔的恐懼和道德的缺陷、理性的軟弱，陷入了毀滅記憶的瘋狂之中，從而成為一具行屍走肉，我不禁想起了肖斯塔科維奇的一段話：“沒有回憶的人不過是一具屍首。這麼多的人在我眼前走過去了，這些行屍走肉，他們記得的僅僅是官方許可他們記得的事件 ──而且僅僅以官方的方式。”（肖維塔科維奇《見證》，花城出版社1998年出版。）一個不懺悔的人，一個缺乏起碼的良知的人，一個履歷充滿骯髒的記錄的人，一個在遺忘中再次犯罪的人，卻奇跡般地成為新一代青年的“偶像”，成為這個時代最有“文化”的學者，成為年輕人的“人生導師”──他在文章中教育大家要有理想、有良心、要做善良的人、真誠的人。他的文章是優美的、流暢的、有感染力的。葝@以正劇的方式登場了──這才是時代最大的悲劇。任不寐先生在論述懺悔意識時，特別強調自我的懺悔。懺悔意識不僅用批判理性批判分析他人，更多的是用批判理性反省自己。在這樣的意義上，魯迅先生是中華民族最具有懺悔精神的人之一。任不寐認為：“只有當我們意識到罪惡同樣內在於我們自己的靈魂中時，我們才能從根本上迴避和抗拒罪惡；只有我們意識到我們面對罪惡的懦弱是如何可恥時，我們才會表現出抵抗罪惡的道德勇氣；只有我們意識到自己也可能犯同樣的罪惡或至少萌動同樣邪惡的慾念時，我們才能最有說服力最公平地拯救罪人（無論是通過法治還是宗教）和開展理性的批評。”（任不寐《向自由懺悔》）假如所有的中國人都不懺悔，那麼中國的自由和正義只存在於“過去”和“將來” 。假如我們都像余秋雨先生那樣失去了對苦難的記憶、對罪惡的記憶、對責任的記憶，那麼我們所期盼的幸福和祥和的生活便永遠沒有保障。假如我們的歷史還是像積澱了仇恨、愚昧和迷狂並且反復釋放的《二十六史》，那麼我們的將來也必然是其中某個章節的重演而已。這就是我“不放過”余秋雨先生的根本原因。 -- Q: If you find so much that is unworthy of reverence in Taiwan, then why do you live here? A: Why do men go to zoos?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twbbs.org) ◆ From: poe.m7.ntu.edu.tw -- 南望吳興路四千, 幾時回去霄溪邊？名與利,付之夭, 笑把漁竿上釣船！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twbbs.org) ◆ From: m62095.m6.ntu.edu.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