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錄][轉錄]華勒斯坦世新的演講稿(中文)

作者adein (南望吳興路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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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Fri Oct 5 12:48:35 2001

※ [本文轉錄自 CollegeForum 看板] 作者: poe (credo ut intelligam) 看板: CollegeForum 標題: [轉錄]華勒斯坦世新的演講稿(中文) 時間: Wed Oct 3 18:22:19 2001 ※ [本文轉錄自 NTULabor 看板] 作者: Longtimenosi (正事) 看板: NTULabor 標題: 華勒斯坦世新的演講稿(中文) 時間: Wed Oct 3 01:21:26 2001 "Globalization or The Age of Transition? A Long-Term View of the Trajectory of the World-System" 全球化或轉變的年代？：世界體系軌跡的長期觀點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因曼紐‧華勒斯坦　　1990年代，全球化論述氾濫成災。幾乎每個人都告訴我們，現在我們有史以來首度活在全球化的年代裡。全球化改變了每件事物：國家主權衰微；眾人抵擋市場法則的能力已然消失；我們文化自主的可能性幾已淪喪；還有我們的一切身分認同，都不再穩固不變。全球化所假設的這種狀態，有人歡欣鼓舞，也有人哀悼悲嘆。　　這種論述其實嚴重誤判了當前現實，這是有權有勢群體強加給我們的騙局，或者更糟，這是我們加諸己身的迷惑，通常還帶點自暴自棄。這種論述導致我們忽視眼前的真實議題，誤解了我們置身其中的歷史危機。我們確實站在轉變的時刻上，但這並非一個有清楚規則，建置完成的新近全球化世界。我們其實位居轉變的年代，但這轉變不僅是少數落後國家要迎頭趕上全球化的精神，而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要轉變為不同的面貌。這種未來絕非不可避免，也不是沒有其他出路，但將在這場後果極度不確定的轉變中被決定。我們提到全球化時通常所指涉的過程，其實一點也不新鮮，已經存在了大約五百年。我們今日必須要做的抉擇，並非是否要順從這些過程，而是這些過程崩潰時該怎麼辦，而它們正在瓦解中。讀過這麼多解釋後，我們會以為「全球化」是1990年代才出現的東西，也許是蘇聯瓦解時才出現，也許再早個幾年。不過，如果想要分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19 90年代卻不是個重要的時間標記。我們反而要在其他兩個時間框架下看待當前情勢，才能得到最豐碩的成果，其一是1945年迄今，其二是約莫1450年迄今。 1945年迄今的時期，大約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一個典型孔德拉提夫循環，總是包含了兩個部分：首先是A階段，或是上升或經濟擴張時期，從1945至1967/1973年，其次是B 階段，或是下滑或經濟緊縮時期，從1967/1973年迄今，而且很可能還會持續好幾年。相反地，1450年迄今的時期，則顯示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生命週期，有其萌芽時期、正常發展時期，以及現在進入的終極危機時期。為了理解當前情勢，我們有必要區分出這兩種社會時間，及其各別的經驗證據。在許多方面，我們目前身處的孔德拉提夫循環，是這兩種社會時間裡，比較容易理解的那個，因為它類似先前一切已有多方研究的孔德拉提夫循環。當前孔德拉提夫循環的A階段，法國人巧妙地稱為「輝煌三十」，正逢美國霸權在世界體系裡臻於頂峰，並且發生於美國在1945年後建立的世界秩序架構裡。如我們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是唯一產業完好，領土未曾遭受戰爭嚴重破壞的工業強權。當然，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一直在提昇工業效能。長期的經濟發展，配合了世界生產的其他主要地區經濟結構的實質崩毀，讓美國在生產力上領先了一大截，至少是暫時領先，讓美國產品輕易地支配了世界市場。這也造成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史上最大的價值與實質生產擴張，在世界社會體系裡，同時造就了巨大的財富與社會緊張。 1945年，美國面臨兩大問題。美國需要相對穩定的世界秩序，以便藉其經濟優勢謀利。如果美國期待它興盛的生產事業有主顧的話，也需要在世界其餘部分重建有效需求。1945至1955年間，美國無須費力便可以解決這些問題。世界秩序的問題分兩個部分解決。一方面，建立了一套國際制度，主要是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以及世界銀行，而美國在政治上都能加以控制，這提供了秩序的形式架構。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在19 45年以後的世界裡，與另一個唯一軍事強權蘇聯，談妥了安排，即我們後來以代名稱之為「雅爾達」的安排。雅爾達是個協定，在十年的期間裡陸續完成了細節，基本上有三個條款。首先，世界實際上區分為美國地盤（大部分世界）與蘇聯地盤（其餘部分），分隔線是二次大戰結束時雙方軍隊所在的位置，兩方都同意在這些疆界內維持軍備。其次，蘇聯地盤如果願意的話，可以追求集體的重商主義政策，亦即與美國地盤之間的貿易往來降到最低，直到它強化了自己的生產機器，但相對地，便不能期待美國對蘇聯地盤的經濟重建有所貢獻。第三，兩方都可以隨意--其實是受到鼓勵--拋出強烈而相互敵視的措辭，其主要功能似乎在於鞏固美國和蘇聯對各自地盤的政治控制。柏林圍堵與韓戰兩者在停戰時，都再度確認了原來的分隔線，是這項全球協定的最後蓋頂石。替美國的生產創造足夠的有效世界需求，這個問題的解決則透過西歐的馬歇爾計劃，以及對日本的同等經濟援助，後者於韓戰爆發後格外明顯，並以該場戰爭作為藉口。美國利用冷戰的緊張來鞏固這些經濟連結與軍事鈕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加上美日安保條約--確保這些地區在國際場合的一切重要議題上，會忠誠追隨美國的政治領導。誠然，不是每個人都對這項安排滿意。畢竟有人被排除在雅爾達協約的利益之外，包括整個第三世界，西方世界裡比較沒得到好處的團體，以及蘇聯在東歐與中歐的衛星國家，它們承受了頸箍，但不會表示歡迎。那些遭排除者會多少有些規律地爆發，有時候力道十足：1945年至1948年的中國、越南、阿爾及利亞、1956年的匈牙利、古巴、南非。這些相繼的爆發造成美國世界秩序的問題，當然也對蘇聯造成問題。但它們有如打在強大拳擊手胃部的幾拳，可以承受得住，也確實抵擋了下來。有個很大的例外是越戰，開始讓美國在財政與人命方面流血，也導致美國國家士氣的衰頹。但是美國受到的最大打擊，最難以承受的一拳，乃是西歐與日本欣欣向榮的經濟復甦。到了1960年代，這些國家和美國之間的生產力差距，多少已經消除了。西歐和日本恢復了對國內市場的控制，並開始與美國產品在第三世界市場上有效地競爭。它們甚至開始在美國國內市場上保有競爭力。美國經濟優勢的自然而然，到了1960年代晚期，大致上已經消逝了。西歐和日本生產恢復與擴張所導致的世界產量增加，引致了世界市場上的過剩，以及許多主要工業部門，諸如鋼鐵、汽車和電子，利潤率急遽下降。這所導致的世界經濟下滑，由兩個主要事件彰顯出來：美國不得不拋棄黃金本位，以及1968年的世界革命。第一項的原因是，為確保美國霸權所付出的政治軍事代價，加以世界市場上競爭力的降低，結果變得相當昂貴，榨乾了美國的財政剩餘。美國必須在政治上奮戰以便維持在A階段曾經輕鬆擁有的經濟優勢，並且開始拉緊它的貨幣腰帶。 1968年世界革命的發動，源自被排除在美國霸權組織完善的秩序之外的所有人的不滿。19 68年暴動的細節在世界體系的各處有所不同，但這些暴動確實四處發生：除了通常受到注意的，西歐與日本明顯的1968年事件，我還納入了始於1966年的中國文化大革命，以及19 68年捷克轉向「有人道面孔的社會主義」，還有墨西哥、塞內加爾、突尼西亞、印度及許多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各式各樣的事件。無論這些事件的當地情境多麼不同，全都有反覆出現的雙重主題。第一個是反對美國霸權，以及蘇聯與該霸權的共謀（中國所謂的超級強權之間的雅爾達協定）。第二是各種老左派（共產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國族解放運動）的幻滅。後者的幻滅是這些運動成功後，未曾料及的後果。所有這些運動在十九世紀晚期都採取了相同的兩階段鬥爭策略--首先征服國家權力，然後轉變社會。事實上，在美國霸權的時期，很弔詭地（或許也不是那麼弔詭），老左派的運動幾乎在各處都掌了權：如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從易北河到鴨綠江）；如泛歐世界（西歐、北美、大洋洲）的社會民主政黨（或類似組織）；以及第三世界的國族解放運動（或是拉丁美洲類似的民粹主義運動）。它們掌了權，卻無法達成原本預想的第二階段，亦即社會的轉變，或者，1968年的革命分子相信沒有轉變。掌權的運動被認為未能完成其歷史承諾。就在這個時點上，世界經濟進入了長期的停滯。世界經濟停滯的重要量度，乃是相對於先前A階段的水準，生產所能獲得的利潤顯著下降。這造成一系列清楚的後果。握有資本的人將他們首要的追尋利潤場所，從生產領域轉向金融領域。其次，全球的失業明顯增加。第三，生產基地明顯從高工資地區移轉到低工資地區（過去曾被稱為「工廠落跑」現象）。大約1970年，這三項後果遍及了全世界。投機活動不斷地升高，對極少數人而言，這當然獲利甚豐，至少在泡沫破滅以前是如此。北美、西歐，甚至是日本有相當大量的生產，移轉到世界體系的其餘部分，並因此宣稱這些地方有了「工業化」和發展。另外一種描述發生何事的方式，是指出這些半邊陲國家接收了現已無利可圖的工業。而各處的失業都升高，南半球大部分國家確實如此，但北半球也不例外。當然，失業率不會在每個國家都一樣。根本不會一樣！其實，這個時期所有國家政府的主要活動，都是企圖將失業負擔移轉到其他國家，但這種移轉只可能暫時有效。　　　　讓我們快速回顧一下，整齣劇本如何搬演。 1970年代最搶眼的經濟事件，現在幾乎已被遺忘，但當時吸引了全世界的報紙頭條，那就是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調漲油價。突然之間，主要產油國實際上創造了個強大的卡特爾（譯按，聯合壟斷），大幅提昇了世界市場上的油價。起初，有人推崇叫好，認為這是第三世界國家對抗北方主要國家的明智政治行動。但馬上可以察覺到，有些事情不尋常。石油輸出國家組織的這項決定，是所謂的激進國家如利比亞和阿爾及利亞的長期主張，卻由於美國在中東的兩個親密盟友，沙烏地阿拉伯和國王治下的伊朗突然熱烈支持，方才成為可能。多奇怪！油價抬升馬上見效。它提高了幾乎一切其他產品的價格，只是漲幅不一。它導致許多商品減產，這對於生產過剩頗有助益。仰賴出口原料獲利的國家，在收入來源萎縮的同時，卻見到進口價格的上揚，因而遭遇了嚴重的國際收支平衡困難。售油所得的增加首先進了產油國家，當然也進了所謂的七姊妹口袋，那是石油產業的龐大跨國集團。產油國突然擁有了貨幣盈餘。有些錢的去向是產油國增加了開銷，大部分是來自北方的進口，有助於恢復對北方國家的需求。但有部分錢進了銀行帳戶，大多是在美國和德國。銀行增加的資金必須貸給某人。這些銀行向苦於國際收支平衡困難、嚴重失業及內部騷亂的窮國財政部長，強力叫賣貸款。這些國家大量借款，卻發現難以償付，並且一直累積到債務償付無法承受的程度。正是在這個時候，日本的競爭優勢突然綻放，雖然西歐的表現也不差，但美國卻遭受所謂的停滯型通膨煎熬。　　這時候，美國試圖維持對西歐和日本的政治掌控，建立了混合性的諮商架構：三邊協商，七大工業國（G-7，有人說這是季斯卡的想法，他認為這可以限制美國的力量，但適得其反）。美國對越戰慘敗的政治回應，是有一陣子在第三世界採取「低姿態」，在像是安哥拉、尼加拉瓜、伊朗和柬埔寨等地，作風比較彈性。但並非每個人都準備降低要求來回應這種彈性。柯梅尼領導下的伊朗新革命政權，拒絕遵守國際遊戲規則，抨擊美國為頭號惡魔（蘇聯是二號惡魔），並拘禁了美國外交人員。自由主義核心論和凱因斯經濟學突然不再流行。佘契爾夫人發動了所謂的新自由主義，這當然其實是1848年以來前所未見，來勢洶洶的保守主義，並企圖翻轉福利國家的重分配，讓資源流入上層階級，而非下層階級。如果1970年代結束時來了一記猛打，1980年代也不落人後。窮國的貸款失去了控制，債務危機隨之展開。這並非如一般所論起於1982年，當時墨西哥宣佈無法償債，而是始於 1980年波蘭的葛瑞克政府決定擠壓勞工階級，以便償付債務，這項動作遭遇了格但斯克團結工聯崛起的壯闊抵抗。波蘭的事件敲響了蘇聯的中東歐衛星系統（雅爾達協約的制輪楔）的喪鐘，雖然還要花上十年才會完全崩潰。在此同時，蘇聯也犯下了入侵阿富汗的重大策略錯誤，讓自己如同美國在越南一樣流血，卻缺乏社會復原力讓蘇聯能躲過惡果而存活。 1980年代可以用幾個字眼來總結。第一個是「債務危機」，不僅拖垮了大半個拉丁美洲（更別提非洲了），還有中歐和東歐。債務危機顯示了中歐和東歐的經濟現實，基本上與第三世界並無多大差異。第二個是東亞的「雁行陣」--日本橫越世界經濟的驚人飛馳，隨後還拖著一大串，首先是四小龍（南韓、台灣、香港和新加坡），接著終於輪到東南亞和中國大陸。第三個是雷根政權的「軍事凱因斯主義」，藉由龐大的政府借款，主要來自日本，從而克服了衰退和高失業，藉口是鞏固軍事結構，而其最嚴重的單一後果，則是創造了難以置信的美國國債。第四個是美國「垃圾債券」股票交易的熱潮，這基本上意味著大公司大量借貸，以便創造短期投機利潤，卻犧牲了生產機器，隨後引發了所謂的「縮編」，這又意味迫使中等收入階層淪入經濟體的低薪資工作。 1980年代，整個世界經濟體質孱弱，除了東亞以外，雖然這並未阻止金融投機者獲取暴利。一段時間之後，連帶著有某個中上階層，即所謂的雅痞崛起，引發了全球奢侈品市場和房地產的膨脹壓力。但是大部分世界卻由於通貨崩潰而苦於收入損失與緊縮。踵繼這些全球困局，蘇聯分崩離析。或者說，戈巴契夫孤注一擲，為免崩潰而把壓艙物拋出了舷外。他單方面裁軍，迫使美國照辦。他拋棄了阿富汗，實際上也拋開了中歐和東歐。他還嘗試謹慎地改革內部政治體系。戈巴契夫之所以下台，導源於他嚴重低估了蘇聯內部國族主義崛起的力量，尤其是俄羅斯的國族主義。雅爾達協約的抗拉強度沒能撐下去，不僅因為蘇聯耗弱，也由於美國衰微。美國和戈巴契夫都不希望這些安排破局。但是世界經濟的長期停滯破壞了安排。而矮胖子一跌倒就扶不起來了。 1970年起，世界經濟經歷了三次債務循環，全都是為了要維持世界體系的消費力：貸給第三世界與社會主義國家的油元貸款；美國政府的借款；以及大公司的借款。每次都人為地抬高某些領域的價格，超越了市場價值。每次都導致嚴重的償債困難，而以各式各樣的假破產處理。最後，1990年日本房地產泡沫破裂，大幅降低了帳面價值。世界經濟裡生產性經濟力量的最後堡壘遭受攻擊。這是1990年代的故事了。美國的政治地位現在遭致嚴重侵襲，並非縱使蘇聯崩潰也不能免，而正是因為蘇聯瓦解才淪落至此。沙丹海珊決意利用後雅爾達的現實，入侵科威特，直接在軍事上挑戰美國。他之所以能夠這麼幹，是因為蘇聯不再能約束他。他這麼做是因為短期而言，這能夠解決伊拉克的債務（債權幾乎都在科威特），並增加石油收入。他這麼做也是希望就中期而言，利用這次入侵為基礎，將阿拉伯世界置於他主導的軍事聯盟底下，他認為這是直接在軍事上挑戰北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必要步驟。對海珊來說有兩種可能：美國會撒手不管，或者會插手。若是前者，他的勝利立即實現。但他所仰仗的是，即使是第二種情形，長期來看他還是能夠得利。目前為止，歷史尚未證明他的算計錯誤。美國當然動員了必要的軍力，將伊拉克驅離科威特，其後並將伊拉克置於嚴格的國際限制底下。但美國付出的代價很高。這場戰爭證明了美國無法在財力上負擔這種行動。美國的全部軍費由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日本和德國承擔。這也顯示無法從伊拉克內部除去海珊，因為美國不願派遣軍隊進入伊拉克領土。美國這兩項財務與軍事上的限制，都受到美國輿論支使，他們準備歡慶國家勝利，只要不花錢又不費人命。這是為何海珊能夠存活至今，而且限制伊拉克維持大規模毀滅武器的努力沒有成效的基本解釋。 1990年代，西歐在邁向統合的路上邁出重要的一步，創造了歐元，達成了脫離與美國的緊密政治關聯的必要金融支撐。這無疑在未來十年會導向設置真正的歐洲軍隊，因而與美國在軍事上分離。巴爾幹地區的分裂，清楚顯示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作為一股政治力量，效能非常有限，這進一步讓美國與西歐的關係更為緊繃。在這一切變局裡，還有所謂的亞洲危機。在國際貨幣基金災難性的介入後，東南亞國家與四小龍的金融崩潰，使經濟與政治後果都益形惡化。針對這次崩潰，我們基本上應該注意的是經濟緊縮在我們所知的俄羅斯和巴西之後，終於打擊了東亞與其衍生地區。世界屏息以待，等著它打擊美國，我們接著便會進入這個孔德拉提夫衰退的最後子階段。在這之後，我們最終會見到新的孔德拉提夫A階段嗎？沒錯，當然會，不過那會是個像十七和十九世紀的世紀衰退裡的A階段，而不是像十六、十八和廿世紀的世紀膨脹。但我們也應該會看到一些不同的事情。我們現在必須離開孔德拉提夫循環，轉而關注現代世界體系作為一個歷史體系的長期發展。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和任何體系一樣，可以藉由每次脫軌過程之後恢復均衡的機制來長期維持。均衡絕對不會立即恢復，而是要偏離常規到一定程度以後，而且永遠不會完全恢復。由於要偏離了一定距離之後，才會發動對抗性的運動，結果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和任何其他體系一樣，有各種類型的循環節奏。我們剛討論了其中所發展的主要循環之一，即孔德拉提夫循環。但這不是唯一的一種。均衡永遠不會回到原點，因為對抗性運動需要稍微改變體系的潛在參數。因此，均衡總是動態的均衡，因而體系會有世紀性的趨勢。正是循環節奏與世紀趨勢的結合，界定了「正常」運作中的體系。然而，世紀趨勢無法永遠持續，因為它們會逼近漸近線。一旦發生這種事，循環節奏就無法將體系帶回均衡，這時體系就有了麻煩。體系便進入了終極危機，以及歧路，亦即體系發現自己面臨兩條（或更多）邁向新結構的替選道路，會有新均衡、新循環節奏，以及新的世紀趨勢。但是體系會採取兩條路徑的哪一條，亦即能夠建立哪一種新體系，本然地無法事先決定，因為那是不受系統限定的無窮特定選擇的函數。這正是目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生的事。要了解這點，我們必須觀察正在逼近漸近線的主要世紀趨勢。每一種都對資本積累構成了限制。但由於無盡的資本積累乃是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歷史體系的定義特質，三重的壓力傾向於讓體系的主要動力無法運行，從而創造了結構性的危機。第一種世紀趨勢是實質工資水準佔生產成本的百分比（就整個世界經濟的平均值來計算）。顯然實質工資水準越低，利潤水準就越高，反之亦然。什麼決定了實質工資水準呢？答案很顯然是世界經濟既定地區與部門裡，勞動力與其雇主之間的力量關係。這種力量關係主要是這兩個群體在我們所謂的階級鬥爭裡政治勢力的函數。若某人提到市場作為決定工資水準的限制因素，那是個騙局，因為勞動的市場價值乃是世界經濟的各個地區裡，多重力量關係的函數。這些各式各樣的政治勢力，又是既定勞動力形成某種政治組織的效能，以及雇主重新設定其營運位址的實際出路的函數。而這些因素都會不斷改變。我們可以說的是，經過一段時間以後，任何既定的地理或部門地域裡，勞動力會試圖創造某種形式的工會組織和行動，以便更有效地協商談判，不論是直接面對雇主，或是間接透過他們對相關政治機構的影響力。雖然這種政治勢力在特定地域裡，無疑會遭受資本家集團的政治反擊而撤退，但是現代世界體系的整個歷史裡，政治機構的長期「民主化」，確實讓勞工階級的政治勢力曲線，在世界體系的幾乎所有國家裡，就長期而言都在上升。全球資本家得以限制這種政治壓力的主要機制，乃是將特定生產部門移轉到世界經濟裡，低平均工資的其他地區。這在政治上是個困難的做法，也取決於將技術水準納入最終利潤的計算。因此，這傾向於主要是在孔德拉提夫B階段裡進行，前文已有提及。即使如此，這在現代世界體系的歷史發展裡，曾經反覆操作過。但是為什麼這些部門移轉過去的地區，是工資較低的區域？如果說，這是「歷史性」工資水準的後果，那等於沒有解答。這段歷史從何而來？真正低工資勞動的主要來源，總是來自鄉村地區的新移民，他們通常是第一次進入工資勞動市場。他們願意接受就世界水準而言的較低工資，理由有二。他們獲得的淨收入，事實上高過原先在鄉間活動的淨收入。而且他們在社會上沒有根柢，因此在政治上混亂無章，無法捍衛自己的利益。兩種解釋都會隨時間而失效，比如說約莫三十年後，這種勞工確實會開始施加類似世界經濟其他區域的勞工對工資水準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家的主要選擇便是進一步轉移區位。我們知道，這種處理階級鬥爭的模式，取決於世界體系裡總是有新的地區可以移轉區位，而這又取決於有尚未進入工資勞動市場的大塊鄉村部門存在。但後者的減少正是個世紀趨勢。世界的脫離鄉村是個快速上升的曲線。這種現象已經綿延了超過500年，但在1945年以後最為劇烈。很可能可以預見，在未來廿五年裡，鄉村大體上會消失。一旦整個世界體系都脫離了鄉村，資本家唯一的選擇，便是在他們目前的區位上進行階級鬥爭。這時情勢便不利於他們。即使不僅在整個世界體系，在較富裕的國家裡一樣有實質所得的日漸兩極化，但是較低階層的政治與市場熟練度也在增長。就算是在有大量人口在技術上失業，而從非正式部門取得收入的那些地方，置身世界體系裡的城郊與貧民區的勞工，他們實際上可以選擇的出路，還是在於能夠要求合理的工資水準，以便進入正式的工資經濟。這一切的總結果是對利潤水準造成嚴酷壓力，而且會日漸加重。第二個令資本家煩惱的世紀趨勢則相當不同。這與工資勞動的成本無關，而涉及了投入原料的成本。投入成本牽涉了什麼呢？這不僅是從其他公司購買的價格，還有加工處理的成本。雖然購買成本通常是由最終會從中獲利的公司完全承擔，但是處理原料的成本，經常會由他人負擔。舉例來說，如果處理原料時，產生有毒或零碎的廢棄物，有部分成本要用於拋棄廢棄物，或是以安全方式處理有毒廢棄物。公司當然希望把清理成本降到最低。其中一種廣為使用的方法，就是在最低限度地除毒後，將廢棄物丟到廠址以外，例如將化學毒素傾入河流。經濟學家稱之為「成本外部化」。當然，這不是清理成本的終點。繼續用這例子，如果毒素倒入河中，就會毒害河流，最後（也許過了幾十年）會損害人類或其他物質（縱使代價難以計算，也非常真實）。或許會有清除毒素的社會決定，在這種情況下，負責清除的組織，通常是國家，就要負擔成本。另外一種降低成本的方式，是利用原料，卻不予以再生（亦即不為此付錢），這對有機物質而言特別會造成問題。這種成本外部化顯著降低了特定生產者的原料成本，並提昇了利潤差額。這裡的問題類似於以移轉區位來解決工資成本的問題。只要還有尚未利用的地區能夠傾倒廢棄物，就可以運作下去。但是最終會沒有溪流可以污染，沒有樹木可以砍伐，或者至少是若繼續傾倒，便會對生物圈的健全造成嚴重的立即危害。在如此做了五百年後，這正是我們當今的處境，也因此，我們今日會有在全世界快速茁壯的生態運動。怎麼辦？世界各國政府可以實行大規模清理運動，以及大規模的有機再生運動。問題在於有效執行的成本非常高昂，因此，必須透過某種稅收而由「某人」支付。只有兩種「某人」：要麼就是被認定為廢棄物罪犯的公司，要麼就是我們其他人。如果是前者，那對於利潤差額的壓力就會非常大。如果是後者，稅負就會大幅加重，那是我們正面臨的問題。再者，如果目前的操作方式不變，那麼清理和有機再生就沒什麼用處，因為那形同要清掃歐金王的牛廄（譯按，希臘神話裡Elis國王Augeas的牛廄三十年未掃，很髒）。因此，合理的推論是要求一切成本完全內部化。然而，這會對個別公司的利潤造成更多壓力。我看不出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架構下，這個社會難局能有什麼可行的解決之道，所以，我認為這是壓迫資本積累的第二個結構性壓力。第三個壓力在於賦稅領域。賦稅當然是為了撥付社會服務，因此被接受為合理的生產成本，只要不過高。那麼，什麼決定了賦稅水準？當然，有對於保安的持續需求（軍事、警力）。如我們所知，這部分由於保安手段的相對成本、軍事行動的範圍，以及對警察行動的需要增加，而在過去幾個世紀裡穩定提昇。第二個穩定增加的是世界公務官僚的規模，其功能首先在於徵稅的需要，其次在於執行國家漸次擴增的功能。主要擴增的功能是供應某些群眾需求。這並非可以選擇不做的花費。這些供應的成長向來是確保相對政治穩定的主要手段，以便回應較低階層對實質收入逐漸兩極化的日益不滿，而這是世界體系的恆常特性。政府的社會福利努力，乃是用來馴服「危險階級」的給付，亦即將階級鬥爭侷限在有限範圍。我們稱對這些群眾需求的回應為「民主化」，這也是非常真實的世紀趨勢。這種群眾需求有三種主要類型：教育制度、醫療設施，以及個人一生的收入保障（特別是失業保險和老人的社會安全）。在這種需求裡，要注意到兩件事。首先，它們在世界體系裡的越來越多地區達成，今日幾乎已成普遍。其次，需求水準在每個世紀裡穩定提高，而且沒有可預見的清楚界線。這（必然）意味著幾乎每個國家的稅率都會提昇，頂多偶見些許調降。但是這種重分配的稅賦當然會在某一點上，達到嚴重干預積累資本可能性的程度。因此，當今對於察知到的「國家財政危機」的反應，就資本家而言，便是要求降低賦稅，並且以個人稅負也大幅提昇為基礎，試圖贏取群眾支持。反諷的是，雖然群眾經常支持限制賦稅，卻沒有任何群眾支持刪減福利供應（不論是教育或醫療或收入保障）。事實上，在爭執高賦稅的同時，群眾對於政府服務的需求正在增長。所以，在此我們也有個限制資本積累的結構性壓力。現在，我們有了三種限制資本家積累資本能力的結構性壓力，那是世紀趨勢的結果，不斷往上推高。這種危機不是成長危機，而是資本積累的危機，由於另一種不同現象而更加複雜，亦即國家結構的喪失正當性。國家是資本家積累資本能力的關鍵要素。國家讓擬似壟斷成為可能，而那是顯著利潤水準的唯一來源。國家透過壓制與安撫，馴服了「危險階級」。國家是意識形態的主要根源，勸服大量人口相對地有耐性。保持耐性的主要論據，乃是改革勢不可免。事情會好轉，即使不是馬上，也對子孫有好處。更繁榮，更平等的世界已經進入眼界。這些當然是官方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十九世紀以來支配了地緣文化。但這也是一切反體系運動的主題，不僅是那些宣稱自身最具革命性的運動。這些運動在佔據國家權力之後，特別強調這個主題。他們對自己的勞工階級說，他們正在「發展」經濟，而這些勞工階級必須有耐心，經濟成長的果實終究會改善他們的生活情境。他們宣揚的耐心，不僅涉及生活水準，也涉及政治平等的闕如。　　只要這些反體系運動（不論是共產黨、社會民主主義，或是國族解放運動）處於動員뤊鴽不平等、黷武、獨裁、法西斯、殖民，或甚至只是保守的政權的階段，這個主題便噤聲不語，不會干涉反體系運動確保廣泛群眾支持的能力。然而，一旦這些運動掌了權，誠如1 45至1970年期間（我們提過的孔德拉提夫A階段）遍及全世界的情況，它們就要接受檢驗。而在全世界，它們都做得不好。後「革命」政權的紀錄是，它們無法顯著降低全球或甚至是內部的兩極化程度，也未能建立認真的內部政治平等。它們確實達成了許多改革，但是它們所承諾的要遠多於改革。由於世界體系還是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核心地帶之外的政權在結構上就無法「趕上」富裕國家。這不是單純的學術分析課題。這些現實的結果是對於反體系運動的深刻幻滅。如果它們還能得到支持，那是在最壞情況下，它們作為改革團體，或許比偏右翼的選擇來得好些，但肯定不會是新社會的先驅。主要後果是對國家結構的廣泛幻滅。世界的群眾曾經期待國家擔任轉變的作用者，但現在卻轉而對國家推動轉變，甚至是維持社會秩序的能力，產生根本的懷疑。全球反國家主義的興起，有兩個立即後果。其一是社會恐懼昇高，各處的群眾都從國家那裡取回保障自身安全的角色。但這當然會引發惡性循環。他們越是這麼做，混亂的暴力就越多，混亂暴力越多，國家就越無法控制情勢，就有越多人不信靠國家，這又進一步削弱了國家限制循環的能力。我們在世界體系的不同國度裡，以不同的步調進入這種惡性循環，但幾乎各處的步調都是越來越快。第二種後果影響了資本家。若別提馴服「危險階級」的能力，喪失正當性的國家發現自身日益難以執行保障資本家所需之擬似壟斷的功能。因此，資本家在面臨三種擠壓全球利潤率，因而影響積累資本能力的結構性壓力的同時，發覺國家不像以前那樣有能力幫他們解決這些難局。因此，我們可以說，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現在進入了終極危機，這個危機可以延續長達五十年。我們所面臨的真正問題在於：在這次危機裡，在從當前的世界體系朝向其他歷史體系或諸體系轉變的過程裡，會發生什麼事。在分析上，關鍵問題是我首先描述的孔德拉提夫循環，與我現在討論的系統性危機之間的關係。在政治上，問題在於體系轉變期間，什麼樣的社會行動有其可能又可期待。孔德拉提夫循環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正常」運作的一部份。這種所謂的正常運作，不會因為體系進入了系統性危機而停止。擔負資本主義體系行為的各種機制依然存在。當目前的B階段耗盡之際，我們無疑應該有個新的A階段。然而，系統性危機嚴重介入了這條軌跡。這有點像是嘗試開著一輛發動機完好，但車體和輪胎已經損壞的汽車下坡。汽車確實會往前開，但肯定不會依照先前的預期走直線，也不保證煞車能夠同樣有效運作。情況會怎樣，變得很難事先評估。替發動機添上更多汽油，可能會有非預期的結果。車子可能會毀了。熊彼得在很久以前便讓我們習於一種觀念，即資本主義不會因其失敗而崩潰，而會因為成功而崩毀。我們在此嘗試指出，這項成功（在世界經濟裡對抗衰退的模式，極大化資本積累的模式）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如何造成了束縛它們意圖確保的資本積累的結構性限制。這是熊彼得假說的經驗證據。繼續故障汽車的類比，一位聰明的司機無疑會在這種難局下相當緩慢地駕駛。但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裡沒有聰明司機。沒有個人或群體有權力單獨下必要的決定。這些決定由大量行動者所為，各自操作，並且有其自身的立即利益，這樣的事實幾乎確定了汽車不會慢下來。它很可能會越開越快。因此，我們可以預期的是魯莽而不顧後果。隨著世界經濟進入新的擴張階段，會強化引導它進入終極危機的那些條件。從技術角度看，波動會越來越猛烈，或者更為「混亂」，而且軌跡移動的方向越發不確定，因為路徑會以越來越快的速度，產生越來越多曲折。在此同時，我們可以期待集體與個人的安全程度下降，也許令人頭暈眼花，因為國家結構失去越來越多正當性。這無疑會增加世界體系裡的日常暴力。這對大部分人而言十分駭人，也確實會是如此。政治方面，這種情勢會是個大混亂，因為我們發展來理解現代世界體系的標準政治分析，似乎不再適用，或是過時了。這不見得是真的。但是這些分析主要適用於既有世界體系持續中的過程，而非轉變的現實。這就是為什麼明白區分這兩者是如此重要，而且必得釐清這個雙重現實會如何展現。就持續進行的現實而論，政治行動幾乎不可能對它有多大影響。回到故障汽車下坡的類比，我們可能很正確地感到有點無助，我們能夠做的頂多只是嘗試降低對我們的立即傷害。但是從整個轉變的角度來看，事情正好相反。正因為結果無法預料，正因為波動如此猛烈，最細微的政治行動也有可能產生極大後果。我很願意認定在這個時候，正是歷史上自由意志真正能夠發揮的時刻。我們可以將這種長期轉變設想為兩大陣營之間的劇烈政治鬥爭：一方是所有那些希望維持既有不平等體系優勢的人，即使它們形式各異，或許差異極大；另一陣營則是所有那些想要見到顯然更民主、更平等的新歷史體系創生的人。然而，我們無法期待第一個陣營的成員，會以我過去描述他們的面貌出現。他們會堅稱自己是現代化推手、新民主鬥士、自由捍衛者，以及進步人士。他們甚至會提倡革命。關鍵不在於措辭，而在於所提議的實質現實。政治鬥爭的結局，部分會是誰能夠動員誰的結果，但有很大部分也取決於誰能夠針對發生了什麼，以及什麼是我們集體面對的真正歷史出路，提出比較好的分析。也就是說，這是個我們必須統合知識、想像與實踐的時刻。否則，我們膽敢說，此後一個世紀，無論如何變化，還是一個樣子。我堅持，結局本然地不會確定，也正因為如此，才有人類介入與創意的餘地。（王志弘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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