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在台灣

李道明　作

　　一九九０年代中葉後，紀錄片在台灣突然變成一門顯學。這是個令人興奮但也有點
莫名其妙的發展。本來拍紀錄片（尤其是以影片拍攝紀錄片）的人口在台灣是屈指可數，
這可由一九九０年以前每年金馬獎、金穗獎紀錄片類報名的情況看出。但是在九０年代，
紀錄片在台灣卻蓬勃發展起來，這應該是直接受惠於一九八七年政府解除戒嚴的行動。
在解嚴之前，台灣人眼中所謂的紀錄片指的大多是新聞片、宣導片或教育資訊性的影片，
是由政府或國民黨所控制的幾所電影製片廠負責製作的。另一些紀錄片則是由民間製作，
在電視上播映的，通常是關於民俗文化或鄉土風情。
這些紀錄片普遍缺少一種社會關懷或自主意識，因此除了以較浪漫或懷舊的態度來
處理鏡頭中的人事物之外，看不出真實台灣人生活中的悲歡哀喜或社會中的不公不義。
這當然是由於戒嚴體制帶來人心的桎梏，使得紀錄片製作者不敢輕易觸碰政治或
社會敏感的議題。大家都在「安全」的題目裡表達自己的一點不犯禁的意見。
政治解嚴祛除了人心的恐懼。除了反對黨與政治異議人士勇敢走上街頭遊行示威外，
從老兵要求返鄉（大陸）、客家人及原住民爭取少數族群的權利、工人運動、農民運動、
反公害求償、反核、環保運動、無住屋者運動、女權運動，甚至同性戀者與性工作者，
也都在過去十年間紛紛走上街頭…。社會力的解放初期使得台灣社會顯得秩序混亂
但活力十足。一些人紛紛懷念威權統治時期的井然秩序。但台灣的自由化趨勢是無法
再走回頭路了。這些混亂與活力、矛盾與衝突，都被紀錄片的鏡頭一一捕捉。
台灣紀錄片在八０年代中期以後開始獨立發展（獨立紀錄片工作者開始出現），
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小型電子攝錄影機的普及化。一九八六年發生在桃園機場的軍警
鎮壓反對黨政治示威事件，即是因為一群年輕的紀錄片工作者（綠色小組）利用
家用電子攝錄一體機，拍攝大量現場實況，並立即剪輯成錄影帶，大量拷貝廣為流通，
使得政府所控制的電視媒體無法以官方說法一手遮天。這種地下電子媒體不但因此
成為政治異議人士發聲的管道，也開始成為弱勢者利用的工具。在電子攝影機操作簡易、
價格低廉、流通方便的有利條件下，對紀錄片製作有興趣的人愈來愈多。
一個令人意外的發展是，九０年代中期以後，中央政府負責文化事務的文建會開始
支持紀錄片的訓練與推廣，這可能與政府推動社區營造的政策有關。由全景映像工作室
負責的「地方紀錄攝影工作人才訓練計畫」自一九九五年開始，至今培育了數十位
紀錄片工作者。一九九六年一月文建會在台北舉辦了「文化資產紀錄片觀摩研習營」，
邀請國際優秀的文化性紀錄片工作者來台，與本地電視紀錄片工作者交流製作紀錄片之
經驗。第二年起，文建會進一步將國內與國外的紀錄片透過「文化資產紀錄片巡迴觀摩
研討會」（由王慰慈主持）的活動，連續三年將紀錄片觀賞推廣至全台
各地。一九九九年文建會更進一步推動在美國巡迴放映台灣紀錄片的活動。
其他一些政府單位與民間單位在九０年代也開始以資金支持紀錄片製作，
並設立各種影展與獎項鼓勵優良紀錄片。這其中最主要的包括：電影基金會的
短片輔導金（現已終止）、新聞局的紀錄長片輔導金、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紀錄片
製作補助、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自一九九七年起的年度紀錄短片贊助等。在影展方面，
除金馬獎、金穗獎外，尚有文建會的「地方文化紀錄影帶獎」（前身為金帶獎）、
台北電影獎、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等，提供大小不等的獎金與獎座。一九九六年，
台灣第一所電影研究所台
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正式設立，訓練紀錄片製作專業人才。
一九九八年公共電視台正式開播，提供獨立紀錄片工作者資金來源（部份）與
播出的管道。有了人才培育的場所、拍攝資金來源、放映與播出管道（觀眾）、
獎勵的場域，甚至國外的推廣，台灣紀錄片就在這樣的環境下蓬勃發展，開花結果。
而今台灣的紀錄片在題材上五花八門，不再侷限在社會或嚴肅議題上，更發展出以個人
或家人、朋友為拍攝對象的個人紀錄片。在美學方面，傳統議論式的表現方式只在
電視上較常出現，獨立紀錄片則普遍採用參與觀察，甚至自我反映的方式來呈現自己
與被拍攝對象的互動
關係。另一種假紀錄片的模式也偶而可見到。最近幾年更出現一種趨勢，
由以往被拍攝的弱勢族群拿起電子攝影機拍攝自己族群。除了公共電視台
自籌備會時期，於一九九六年開始訓練了一群原住民新聞記者來拍攝原住民
各族的新聞與記錄專題外，一些部落青年也開始記錄自己的部落，而一群失聰人
也在受訓後開始拍攝關於自己族群的紀錄片。整體而言，九０年代的台灣紀錄片
不但蓬勃，並且百花齊放。透過這些紀錄片不但可以拼貼出今日台灣在政治、
社會、文化、經濟各方面的圖像，也反映出台灣的活力、自由，以及各種不同
的聲音與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