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我的小組，提供一些參考資料給大家。
1. 巴哈的音樂跟宗教和數字的關係:
http://life.fhl.net/Music/01.htm
2. 在我的論文第一章裡有些歷史回顧，
是講古典音樂的歷史典故和特殊秉性。
po在這裡供大家參考和幹譙。
我在小組時也可以不用講太多 ^^;
一，理性化的西方文明
到底西方音樂的本質與特殊性為何? 又是在何種的歷史土壤中發展起來的?
我們可借鑒陳介玄(1989)對韋伯(Max Weber, 1958)《音樂的理性與社會基礎》一
書的詮釋，將音樂置於整個西方文明的理性化進程來看。首先，韋伯揭示了西方
音樂的樂理、樂器的內在理路，包括，音樂的記譜法的演化保證了複音音樂、調
性的確立使得和絃的緊張關係成為音樂的永恆動力、平均律許可了半音使用和轉
調自由、鍵盤樂器促成普遍統一的樂音規格…在種種「理性化」的成就下，音樂
活動得以擺脫傳統的或非音樂性的(如巫術、政治或道德的)限制，邁向自由豐富
的可能性。
而這些成就是由特定的社會制度和承攜者(carrier)所孕育的。例如新教教會作
為風琴和會眾音樂的搖籃、工匠基爾特完成樂器的標準化、音樂大師(virtuoso)
的脫離教會束縛的自由美學實驗、理論家對樂理的系統化重構等。而中產階級的
興起則帶動音樂的普遍化和制度化，音樂成為全面性的社會事業。
在此鋪陳下，西方音樂的核心特質得以呈現。它不是一個平凡孤立的文化或
消費現象，而關聯於西方文明的整體，與宗教、經濟、法律、科學等重大事務，
一同濡沐於理性化的歷史命運。它鑲嵌在宗教、社會與階級的變遷中，不斷演進，
發展出一套除魅的、系統的、普遍的、知識化的理論與實踐體系，自由馳騁於內
在法則的探索而不受外界限制。這是在其他文明中所未見的。
韋伯的論述是較一般性的、著眼於文明的層次；在此架構下，西方音樂的獨
特性是根植於西方文明的獨特性。了解這個大方向後，要進一步探索，古典音樂
作為西方音樂的一個特殊環節，其具體的精神內涵與社會條件為何。下面以幾段
歷史研究為例，說明，古典音樂場域中的特定行動者，在什麼歷史場景裡上演了
什麼戲碼、創造了何種音樂文化；而這其中，美學品味、階級關係、國際情勢等
要素又是如何交織的。
二，維也納的菁英品味
今天的古典音樂文化所要求的，專注嚴肅的聆聽方式與對音樂內容的細緻理解
－即前文所說的「聆聽的充分模式」，並非自古就有的，而是在18、19世紀之交，
在社會變遷、階級鬥爭與藝術場域「自主化」等趨勢下所匯流而成的。
在18世紀法國的音樂文化裡(William Weber，1980)，菁英與大眾的區隔並不
明顯，主流的音樂品味是崇尚自然、雅俗共賞的。而在同時期的英國(W. Weber,
1992)，上層階級為應付商業化所帶來的奢侈、時尚、虛飾等「失向」
(disorientation)狀態，試圖藉由文化來鞏固階級與統治地位。他們貶抑當代的
流行樂，標舉一套古代大師(普賽爾、韓德爾等)的作品，維護精深嚴肅的品味；
並舉行「古樂音樂會」(Antient Concert) －齊聚中上階層的聚會，統治者藉以
宣稱其道德性與正當性。這個道德意識形態並一直延續到19世紀。
總之在18世紀末，法國尚未有明顯的雅俗之分；英國上層則崇尚死人的古樂，
未建立永續創造的精緻音樂文化；相較下，維也納的例子最接近當今所認知的「古
典音樂」。Tia DeNora在《貝多芬與天才的建構》(1995)一書中介紹了維也納在
此時開始萌芽的菁英品味。原本維也納各階層也偏好輕鬆愉悅、簡單易懂的風
格，沒有嚴格的音樂廳禮儀；音樂是社交活動的媒介，辦音樂會是貴族秀異的途
徑。隨著中間階級的發達，秀異功能不再，貴族轉而在私人沙龍或貴族劇院中進
行自己的音樂活動，與大眾隔離。
當時幾位高級貴族從北德引進一種特殊的音樂品味，崇尚嚴肅、複雜、精深
(learnedness)、偉大(greatness)，信仰大師與經典(canon)；強調天才的創造性、自
發性、個人情感的表現；偏愛交響曲與室內樂(所謂「純粹音樂」)而非詠嘆調或
炫技曲。他們指摘坊間音樂(乃至觀眾)膚淺墮落、不需經驗與知識；讚揚大師傳
統(如巴哈、韓德爾、莫札特等)，重視對音樂的熟悉(familiarity)與研習，以及肅
靜專注的音樂廳禮儀。這些「社會貴族」藉此自我定義為「品味貴族」，區隔於
中下階層，強化自身的社會認同與正當性(Chs.2, 3)。貝多芬在年輕時便有幸獲得
維也納貴族的保護、贊助與經紀 ，在上述的美學氣氛下，得以忽視「庸俗」的
大眾時尚，發揮他個人傑出的創作技巧與想像力，寫作非市場、非功能取向、純
藝術考量而艱難的音樂(Chs.4~6)。這個現象便關聯到藝術場域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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