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力一詞是由Hans Selye（1907-1982）所創，他觀察到有很多不同的
干擾方式可以引起生物有機體常見的生理反應。這個觀點在當時並不普遍，
因為那時的醫學研究著重在專科（specificity），
也就是找出引起特殊病理反應的特定病原體。
而Selye發現有非常多不同的刺激似乎都能引起類似的改變。
從動物的研究結果上，他發現面對干擾事物有「一般適應系統」的存在。
他所謂「一般」是因為透過不同刺激卻有類似反應；
所謂「適應」是因為他相信生理的改變是因為生物有機體嘗試去回應壓力源；
而「系統」是因為這些反應有著良好的安排調節，
包括各器官系統，並依循特定的階段。
Selye認為腎上腺皮質系統（adrenocortical system）是對壓力刺激主要的反應者。
他發現任何系統的新事物或干擾都會關係到腎上腺皮質活動量的增加，
起初是短暫的，但如果壓力源持續存在，各種病狀上的改變就會顯現。
就像所有的創始者一樣，Selye覺得不應該過分簡化。
不是所有生物有機體的一般適應系統都會反應所有的干擾事物。
無論如何，他的觀點仍是這個領域重大的發現。
由於他豐富的學識，「壓力」這個詞開始不斷被廣泛的使用。
壓力研究領域的另一個創始人是Walter Cannon（1871-1945）。
雖然他的主要貢獻在於胃腸科及放射線，
但他一直都對情緒生理學（the physiology of emotion）及自主神經系統很有興趣。
Cannon很有系統的用另一個重要的方式做對壓力反應的研究，那就是交感神經系統。
Cannon以他對胃病及心血管疾病的研究而聞名；他著重於對壓力源更立即、更短期的反應。
這些都是關於壓力這個概念早期的事蹟。
幾世紀以來，醫生和病人將不幸生活事件與疾病之間的關係連結了起來。
舉例來說，在法律上長期以來都有一些傷害案件，
宣判壓力事件間接引起的情緒會導致流產。
情緒和心臟猝死之間的關聯在聖經中、人類學教科書、及臨床經驗中都很著名。
這些關聯不斷在醫學史上的重大發現中被觀察到。
17世紀的William Harvey和19世紀的William Osler都常常間接提到不幸生活事件與
發病的關係。當代許多文化認為疾病是因為環境與需求無法取得平衡所引起，
也是無法應對各種壓力的象徵。
這些證明也很難沒有爭議。只簡短看病，且從高度專科觀點來看病人的醫生，
很難了解病人生活中的細微變化；所以很多專科醫生否認這種相關也不令人訝異。
另一方面，研究者也批評多數對於壓力與疾病的研究都過度簡化。
一個有礙這個領域發展的主要概念性問題是對「導致（cause）」和「觸發（trigger）」
疾病的疑惑。多數關於短期壓力源與生理變化的人類研究結果，
難以證明壓力源會「導致」疾病的主張。
像是心肌梗塞等疾病通常是長期的冠狀動脈疾病所累積，所以誰能說壓力引起心肌梗塞？
不過還是有很多假設提供了壓力與疾病相關的有力證明。
這個爭議強調壓力源誘發的是個人原本就潛伏或半臨床（subclinical）的疾病。
這樣的例子在精神生理學（psychophysiology）及精神身體學（psychosomatic）
研究中都有證明。在生理學的例子中證實，壓力源足以造成個體的血壓、
胃腸蠕動、及荷爾蒙的改變。
這樣的研究更擴大到病人團體，明顯證據顯示壓力源是生理疾病症狀的觸發事件。
也有案例討論到情緒衝突出現在較敏感脆弱的個體上時，會引發危害生命的心律不整。
其他關鍵的概念性問題都在於敏感脆弱與韌性復原力對於壓力與應對方式的關係。
參照這段悠久的醫學傳統，研究者一開始注重的是危害重大的壓力源，
將之視為致命的病原體一樣，認為它會散佈到整個個體並損害到各層面的生活經驗。
所以最初的壓力研究在檢視被迫承受壓力的生理反應結果。
資料中的變化激勵研究者又去研究人類如何解釋壓力挑戰的細節。
最初這些解釋形成一個防禦的架構，
也就是個體會保衛自己去對抗痛苦的情緒壓力源。
後來調查更廣泛進行，研究者檢視個體的防禦行為、尋求資訊的行為、
順從行為、以及所有的問題解決行為。
這些不同的組合就形成了應對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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