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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侯孝賢 實踐靠嘮叨 2008/12/15 【文/陳心怡】
侯孝賢形容自己猶如傳教士般，嘮嘮叨叨地說，也是一種實踐方式。李振興攝影
＊影音》我們三個
2004年總統大選前，侯孝賢和社運界、藝文界、學界人士共同發起「族群平等聯盟」、連
署「民主行動聯盟」，五個月後成立「台灣民主學校」，並擔任校長。那一年，侯孝賢焦
慮地從電影創作一腳跨進政治參與的第一線，還差點要參選立委。成立族群平等聯盟後，
他拍攝了生平一部紀錄片「那一夜，侯孝賢拍族盟」，片中表達出他對政治人物激化族群
對立的憂慮，以及對族群融合的期待。
事隔四年，這部承載深厚使命的紀錄片沒有太多人知道，「要電影文以載道，拍起來不容
易，我也不想拍。我才不載道，我自然就載道了…。」侯孝賢依然關注公共議題，但面對
電影創作，他回歸到原來的「直覺」。
台灣人，還說不清楚自己的好
侯孝賢總是直言不諱。當海角七號大賣，社會燃起對國片振興的期待，但他認為，振興國
片需要兩岸三地合作，至少要有二十個導演站上一線才有力量；海角七號與當年悲情城市
意外為地方觀光帶來熱潮，侯孝賢卻指陳，地方政府欠缺完整的規劃，反導致九份風貌破
壞殆盡。
「為這些地方帶來人潮，不是不好」，侯孝賢以歐洲為例、反觀台灣解釋，「巴黎、羅馬
的外殼很重要，哪怕只剩一面牆，都要保留、招牌也要限制，保留整個樣貌，才可喚醒人
對於那個時代的直接感受。像樂生，捷運要蓋大型停機場，樂生這一塊當然能包含在其中
，而且一定很屌！這才能讓人感受到什麼是樂生、什麼是痲瘋？因為無知而扭曲對疾病的
認識，透過保留樂生，一切都可以變得很具像。」
侯孝賢認為，台灣的問題出在，當政府高喊拚觀光時，卻沒有長期規劃和認知，口號成了
表面文章。
侯孝賢的好友、也是中國知名畫家陳丹青造訪過台北，他形容台北是個「溫良恭儉讓」的
地方。聽到這番讚美，也是侯孝賢的好友、勞運健將鄭村祺不可置信地問侯孝賢：「陳丹
青真的這樣認為？」
侯孝賢說，很多外國人都是透過電影來認識台灣，來了台灣之後，真的喜歡台灣，反而是
台灣人還說不清楚自己的好，「我們累積了很多文明視野，只是自己從來不知道如何去說
明白，我們還無法為自己的城市說清楚。」
人文素養的養成，來自教育
面對類似九份被炒熱之後的人文景觀問題，侯孝賢強調，這並非一開始拍片時所想到的狀
況。「拍片要回到直覺判斷才好，相信直覺就是相信自己，你不可能拍出一個連自己都無
法通過的東西啊。」
當現實狀況和創作動機有了落差，甚至社會對於「導演」有著過多期待時，侯孝賢倒是顯
得坦然，「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只能像傳教士一樣，嘮嘮叨叨去說，但是電影不可能
去負載這些東西，你期待我帶一堆人起來革命嗎？不可能嘛。」
進入李行的片場工作，為侯孝賢開啟了電影生涯。在踏入電影工作之前，侯孝賢僅當過八
個月的業務，之後除了電影就再也沒碰過別的工作。
現在人人眼中的「侯導」，從影已逾三十年。侯孝賢深厚的電影實力，是建基在年輕時從
編劇、副導做起，一個職務一做就是七、八年，且每部片子都賣座，才逐步累積出今天的
成就。面對現在台灣的電影困境，侯孝賢憂心的並非「沒有導演」，他說，「台灣新銳導
演前仆後繼，厲害的不得了，這十年來一直有這股力量。」他擔憂的是，近年來由於數位
化讓拍片門檻降低，人人都可以拍、大家都衝得很快，「人文素養」才是關鍵。
侯孝賢明白指出，人文素養必須從教育做起，而教育又必須從小做起。他認為，台灣政府
與文化單位應該「要拚了命」去為小朋友製作電影，讓孩子每週可以看一兩次電影，電影
不需要講解，當娛樂就好，等孩子長大，到了大學、出了社會，就會多了一份鑑賞力，「
假使影像這樣做，文學、美術、音樂都這樣做，你說我們的國民素質，怎會不好？即使是
唸理工的學生，也都會很厲害。」
但侯孝賢也清楚知道，這種需要長時間耕耘的「拚命政策」，受限於台灣當前的政治和選
舉文化，換一個朝代、政策就變，「這必須要仰賴文官體制，可以不管上面改朝換代去做
」。
年過耳順的侯孝賢，關注公共議題的熱忱依舊。當媒體喜於捕捉他一兩句重話來針砭時政
時，他也沒因此停下手邊持續著屬於直覺的電影創作。他堅持創作不載道，關心社會的方
式就留給自己「嘮嘮叨叨」的性格來實踐就好。也因為分清楚了兩者的界線，侯孝賢在藝
術成就深受國際肯定之際，還不忘繼續像工人一樣，樸實地在社會底層續發揮力量。
【2008-12-15 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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