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民主，中國沒有第二條路
鮑彤
(1989年「六四」事件中被捕的中共最高階官員；「六四」之前，是
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最重要的智囊之一，長期擔任趙紫陽的政治祕書
，同時已國務院體改委副主任的職位，替趙紫陽實際規劃體制改革
的方針大計。「六四」發生後，渠在秦城監獄坐了七年牢，出獄後
又遭軟禁兩年。1998年5月27日，中共司法部門宣布恢復他的政治
權利，鮑彤重獲對外發言自由。)
中央日報
中華民國88年2月28日
對我們中國人來說，1999年有五個非紀念不可的大日子。
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十周年，當然是非紀念不可的大日子。
改革開放20周年，中共廬山會議40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50周年，都是大日子，非紀念不可。
五四運動80周年，也是大日子，也非紀念不可。
因此，我們中國人展望1999年，不能不回顧一下80年，50年，
40年，20年和10年來自已的腳印，想一想1999年應該怎樣起步
，才不至於虛度。
中國命運取決民主科學
80年前爆發的「五四運動」提出了救國和救民雙重使命:
在列強宰割下救中華，在專制和愚昧的統治下救人民。凡是80
年來曾經侵略過我們或者曾經被我們當作假想敵人的國家，現
在我國政府已經和所有這些國家無例外地結成了友好合作的甚
至戰略的夥伴關係。因此我們今天充分理由宣布，救國的使命
已經實現。但是救民的使命執行得不好，擴大了我國和現代化
國家之間的距離。五四運動的先進分子指出，應該把西洋的「
德先生」和「賽先生」請到中國來，因為中國人只有靠民主和
科學才能夠從黑暗中解救自己。這是一個對症下藥的好方子，
開得很對很及時。二十世紀的歷史告訴人們，哪個國家尊重民
主和科學，那裡的老百姓一定有好日子過; 哪個國家虐待這兩
位先生，那裡的老百姓一定遭映。
對中國來說也是一樣，什麼時候這兩位先生在中國不走運，中
國老百姓準倒楣; 什麼穩候民主和科學在中國得到尊重，中國
的老百姓才能時來運轉。中國人的命運取決於民主和科學在中
國的命運。我們中國人1999年的命運，同樣也取決於這個國家
1999年對待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態度。
50年以前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做了許多應該做的事，也做
了許多不應該做的事，還有許多本來應該做的事沒有做。認真
總結這三個方面，可以得到一部篇幅雖然遠遠不及，但價值一
定遠遠超過煌煌二十四史的歷史教科書。問題是這部《中華人
民共和國五十年史》應該歸誰來寫，誰有權寫?按照老規矩，
中國的歷史只准由國史館壟斷，這是古代中國的特色，有利於
歌功頌德文過飾非，不利於推動社會進步。歷史是科學，不應
該由長官壟斷，不應該服從於哪一屆政府或哪一個黨派。
老百姓盼望自亡寫歷史
所以劉少奇說: 「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這是他用生命換來
的經驗。劉少奇所看重的。當然不是對個人的評價，他是在為
人民說話，為人民爭取自己寫歷史的權利。劉少奇遇害30年了
，我們應該繼續爭取自己寫歷史的權利。
我們這個國家名字就叫人民共和國，我們的歷史當然應該是人
民創造人民寫，倘若從50周年紀念之日起，中國的歷史真的能
歸老百老百姓自己來寫，劉少奇就可以瞑目了。
在40年前中共召開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剝奪了彭德懷的發言
權。如果問題僅僅是黨的主席在踐踏黨章，和老百姓倒關係不
大。問題是這位公民踐踏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他不准另一
位公民對他提不同意見，結果鬧得全國幾億老百姓在他的三面
紅旗面前都只剩下三呼萬歲的自由，統統失掉了提不同意見的
權利。正和憲法所明確記載的，中共領導中國，因此，中國的
民主取決於中共的民主，中國公民的權利有沒有保障取決於中
共黨員的權利有沒有保障。這已經成了一條規律。作為老百姓
，我衷心希望:
中共黨內有民主，黨員權利有保障。中共有個好傳統，叫做「
從我做起」，倘若中共在實行民主方面也能「從我做起」，拍
手稱快的肯定不光是幾千萬共產黨員，十幾億老百姓大家都會
額手稱慶的。
政改應從平反六四做起
改革開放20年了，把經濟改革的方向確定為發展市場經濟，沒
有錯。既然有利於解放生產力，當然不應該像查戶口那樣盤問
人家姓白姓黑。把政治改革的方向確定為建設民主政治，也沒
有錯。人民共和國不實行民主實行什麼?無產階級不靠打擊別
人來抬高自己，恰恰相反，無產階級不解放全人類根本不可能
解放自己。億萬人民有了自由民主，無產階級也就有了自由民
主。所以，無論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方向都是正確的，明
確的。20年來，從經濟改革方面來看，早已打破了堅冰，打下
了基礎，形成了不可逆轉的態勢; 現在在深化改革過程中需要
警惕的，是防止把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異化為權錢勾結的官
僚資本，使改革的果實落到官僚口袋裡去。從政治改革方面來
看，20年來，舉步維艱，挫折甚多，幾起幾落，遠遠落在經濟
改革後邊。去年中共十五大重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任務，這是
對的。但是時間不等人，如果再不抓緊政治改革，三年後怎麼
向「十六大」交代?不僅有個「何以向十六大交代」的大問題
，更大的問題是「何以向人民交代」。經濟形勢，變數多、風
險大，不容樂觀。不靠民主，怎麼對付得了腐敗，怎麼防止得
了市場經濟異化變形，怎樣化解得了如此眾多，如此複雜而且
此伏彼起、層出不窮的社會矛盾?請問，靠什麼才能得到12億
人的理解和支持，才能形成大家共同決策共同負責的格局，才
能逢凶化吉，化險為夷?除了民主，再也沒有第二條路。這是
可以斷言的。
政治改革，民主政治，從哪裡起步?我贊成從平反「六四」起
步。1998年「十五大」前後，社會上廣泛流傳著趙紫陽先生關
於重新評價「六四」的兩句話:
一句話是，這個問題遲早要解決;
另一句話是，晚解決不如早解決，被動解決不如主動解決，遇
到麻煩再解決不如在局勢相對穩定時解決。
我確信這兩句話都出自紫陽先生之筆，因為有水平，有分量，
也有他獨特的溫文寬厚的氣度和風格。他的第一句話，「這個
問題遲早要解決」，表達的是人心的向背，歷史的規律，不可
違抗的鐵的法則。第二句話，「晚解決不如早解決，被動解決
不如主動解決，遇到麻煩再解決不如在局勢相對穩定時解決」
，當然代表老百姓利益和希望，同時也是對決策者的忠告，義
蘊很深，但願決策者能聽得進去。主動解決六四，關鍵在主動
。爭取主動，有個時機問題。十五大是個好時機，可惜白白丟
掉了。
爭取實現壓抑十年抱負
1999年是「六四」十周年，如果能夠把這個時機把握住，老百
姓高興，決策者也無疑將名垂青史。恐怕這樣的機會以後不會
再有，今年是爭取主動的最後一個好時機了。
1999年存在兩種可能，兩種前景。從「六四」起步，跨過這個
關，豁然開朗，一通百通，為論論對老百姓還是執政者，都是
大吉大利的上上之策。這樣，人心可平，政局可穩，民氣可振
，國家有望。20年來經濟改革的成果由於得到政治改革的配合
，將由老百姓享受而不致繼續落到有權有勢的官僚手裡。廬山
會議和文化大革命的悲劇可以有不再重演的保證，人民共和國
的歷史將真的由人民來寫，坐了80年冷板凳的德先生可以和賽
先生一起為中國人民效力，「六四」志士十年來一直被壓抑的
抱負終將實現。
這是一種現實的而不是虛幻的可能，代表中國人民的光明幸福
的前景。我們舉國上下，應該同心協力，爭取這個前景。
另外一種前景，也是現實的，也不是虛幻的，但沒有光明，沒
有幸福，沒有民主，沒有自由，沒有繁榮，也沒有穩定。那是
我們不願意見到的，但是應該考慮到那種可能。
我仍然很樂觀。馬克思主義說，人民群眾不是無能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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