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日報 】
旗津是長老教會來台宣教的第一站，明年正值一百四十週年，市政府打算盛大舉
辦紀念活動，這讓我想起兩位朋友關於高雄歷史發展的對談。
就在上個禮拜，我騎腳踏車經過愛河畔露天咖啡店，有人喊我回頭，原來是被尊
為大師級的兩位地方文史前輩。我把車靠妥坐定，他們馬上就問起勞工博物館的
籌備近況，我已經非常習慣這樣的問候方式，這一年多來，很少有人關心我的生
活，勞工博物館彷彿就是我生活的全部。
我說，在人力財力都拮据的情況下，我們僅能持續地進行勞工影像口述歷史的訪
談紀錄，同時繼續向中央爭取經費，回話就像台答錄機。他們兩人的確是名副其
實的地方文史狂熱份子，聽到「歷史」二字，旋即搬出他們多年的研究所得，一
來一往地說著老高雄的面貌，日光斜照中口沫紛飛，兩人都是在地權威，對於老
高雄究竟如何蛻變，互不相讓。
其中一位在大學教書，他極為肯定地認為高雄的發展自北而南，延續台南安平港
的開發，高雄的重心一路沿著愛河流域南移到前鎮，直到小港。另一位則不服氣
地辯駁，強調高雄乃是從旗津、哈瑪星逐漸開展向新興、苓雅，以及晚近的凹仔
底新都心，他就是以長老教會馬雅各醫生在一八六五年自旗津登陸宣教為例，企
圖證明他的說法才正確。
我看著他們爭得臉紅脖子粗，插不上嘴，只好趁隙到櫃檯排隊買咖啡。我遠遠地
望著他們，還不休兵，心想高雄真的福氣，有如此用心的人，在這麼美好的什後
河畔，甘心冷了咖啡捨棄浪漫，大談高雄的歷史發展這般嚴肅的話題。
事實上，過去的歷史無法再現自己，它只能被再現，高雄的發展究竟是由北往南
還是從旗津開始，不過是一種論述，新舊高雄的形象，其實是文學、影像、民間
傳說、節日慶典、歷史教科書等等所形成的社會性建構，知識與權力之間有著錯
綜複雜的關係，誰掌握了詮釋權，誰就能獨占一個城市的歷史記憶，而博物館也
是其中一個再現的機制。
博物館在揀選知識及呈現觀念、形象時，都要經過某一個權力系統的運作，既有
的分類系統在幫助人們了解某些事情時，不也同時在阻礙他們了解其他的事物嗎？
而博物館在決定哪些物件要蒐藏，哪些不要，哪些優先蒐藏，哪些暫緩，在這過
程中，不也在創造知識的系統和控制建構知識的變數嗎？
博物館學者特克（M.Tucker）甚至更直接地說：在二十世紀後期，我們已逐漸了
解到，博物館意圖傳播的知識，在本質上並非是「中性的」，知識不是被「發現」
的，而是被「製造」出來的。知識是一種社會性的產物，它反映了我們所處社會
的權力關係。
我當然沒有義正辭嚴地說出我對高雄歷史的看法，我只是委婉地告訴他們我的博
物館經驗，他們兩人聽出絃外之音，有了台階下，氣氛也緩和許多。但是，才一
口咖啡的時間，他們卻聯手向我，質問難道沒有歷史的真實嗎？怎麼看待那些存
留下來的歷史證據呢？這真是大哉問，沒有個兩、三天也說不清，幸好，還未等
我回應，就又是他們倆的場了，直到天暗才下戲。
當然，歷史是存在的，我企圖挑戰他們的權威，並非藉此證明我對高雄歷史發展
的認知才是對的，如此取而代之的不過又是另一個支配的敘事。我只是想釐清隱
藏在詮釋背後的權力關係，以及這些權力如何運作而已。然而，說來說去，費了
大半個下什，也不知道他們是否聽懂我要表達的意涵。
我始終相信，消解了支配敘事的權力結構，尊重差異，高雄的歷史會更豐富而多
元，一定會激盪出更多的創意，讓這個城市更有意思。而我們紀錄在地勞工的影
像口述歷史，就是要顛覆歷史的一言堂，讓他們都能說出他們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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