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副刊2000.10.03
《大江健三郎與鄭義信札首度公開》
背負著這文字流亡
⊙大江健三郎．鄭義
您談到日本沒有真正的流亡文學，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被絞殺之前，這個片
語對於我也完全陌生。是踏上逃亡之途後，我才注意到，中國文學史上，從兩千
多年前偉大的詩人屈原開始，不勝枚舉的詩人、作家都曾有過被貶謫、流放或流
亡的經歷。正是因了那種生死一線的顛沛流離，生命才展示出於庸常生活中難以
窺見的真義。
之二 鄭義致大江
尊敬的大江先生：
您好！
謝謝您的來信，它使我回憶起三年前您在普林斯頓講學時的一些事情。我們唯
一的那次聚會，在我心中仍保持著鮮活記憶。那年我們這些中國流亡者常去的一
家飯館，有朋自遠方來，總要到那裡去聚聚。但不賣酒，有早期清教徒社會的遺
跡。記得那天是您帶了一瓶酒，葡萄酒。於是，微醉中某些事便發生了超現實主
義的變形。比如，您說後來我們直接用英語聊起來，那是您，撇開日譯英再英譯
中的繁瑣翻譯，解救了那位已經被我們整得很累的日本教授。至於我的英語，最
多能應付看地圖問路，使我妻子有信心不必向警察局報警尋人。您的記憶也沒全
錯，可能我也蹦出了幾個英語單詞，氣氛熱烈而無拘束。那天在場的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後來寫了篇文章，溫情脈脈地記錄了我們的聚會。我卻隻字未寫。有
些事、有些情感，很難用文字表達，不如就留在心中。也許是一種強烈的私占慾
吧？我死了，就和我一起隨風飄逝，而不屬於任何人。我給您寫過三封信，都沒
寄。第一封是1995年７月，請您簽名支援中國大陸知識界倡導寬容與人權的呼
籲，信中還談到您的兒子和我兩歲的小女兒，談到流亡寫作談到俄羅斯文學昇華
苦難的偉大傳統。這封信竟塞在車門邊的一封地圖冊裡未能寄出，再發現時，信
封已然變黃。第二封是1996年5月，希望在您離開普林斯頓前我們再見一面，
利用一次晚餐的機會，向您請教有關「文體」的問題。因有評論家認為，在日本
作家中，您是極為罕見的具有真正日本文體的作家之一。具體的，我想請您講講：
在《萬延元年的足球隊》這部史詩式的作品裡，您是否遇到了鄉土語言和文學語
言關係的問題？您是如何處理的？等等。我請林培瑞教授轉交，兩天後，他把信
還給我，說您已經回國了。第三封是不久前，中國知識界近年來所彌漫的反民主
的、反世界的民族主義狂熱令人十分悲觀，一封談心的信。幫我翻譯的友人說寫
得太絕望，又聽說您很快要和我通第一封信，便作罷。這些未能寄出的信，我也
當是寄出了。如禪，念起便心到了。
謝謝您讀了我的《神樹》，還寫了那麼多美好的話。您關於「主題群」的說法
對我很有啟發。我在寫《神樹》的過程中就覺察到，有些在構思時未曾重視的主
題會頑強地自動表現，正如筆下人物要頑強按自己性格行動那樣。也許這是長篇
小說的又一本質規定：即真正意義上的長篇小說不能主題單調，而應是一束主題
－主題群。這一話題還可繼續發揮，但我今天想說的是流亡文學。您談到日本沒
有真正的流亡文學，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被絞殺之前，這個片語對於我也完全
陌生。是踏上逃亡之途後，我才注意到，中國文學史上，從兩千多年前偉大的詩
人屈原開始，不勝枚舉的詩人、作家都曾有過被貶謫、流放或流亡的經歷。正是
因了那種生死一線的顛沛流離，生命才展示出於庸常生活中難以窺見的真義。正
如中野重治所引用的海涅詩篇：對德意志的愛是在離開國境時才萌生的，特別是
在異國他鄉看到祖國不幸之時；是在被通緝之後，我才感到自由之可貴；是在被
迫逃離中國之後，我才刺骨錐心地感覺到對祖國之愛。夢境中，我常常在晦暗的
天空奔跑，長髮披散，如大鳥黑色的尾翼 ……醒來時淚流滿面。我不明白大地
何以總是如此曖昧不明，也許象徵著廣布的苦難？也許象徵著難以克服的阻隔？
距離？我看不清，看不清，但我知道那就是我的中國！我長嘯著奔跑如飛，山河
影綽，有燈火如疏星掠過……我感激命運安排我去國流亡，正如我在《神樹‧後
記》中所寫：「感恩了，我的上帝！你讓我出生入死，飄泊流離，難道正是為了
給我以如此的啟示？是你讓我無家無國一貧如洗而僅存文字嗎？我終於懂得
了，象形文字是我的誰也無法奪去的永遠的祖國。我背負著這文字流亡，便是背
負著祖國和她苦難的史詩流亡。承領了如此的恩寵，我還有什麼可孤獨與彷徨
呢？」逃離中國大陸之後的第一站是香港，在香港第一件事是買了一本厚厚的漢
語辭典：我知道和我親愛的祖國說再見的時刻要到了。那時我尚不體會流亡對一
位作家的冷酷，但已有預感，我知道將面對一個失去母語的世界，我能抓牢的，
唯有這古老而優雅的文字了。我還感激寫作。只要一打開電腦，瞬息間便回到大
海那一邊的祖國，回到我的父老鄉親中間，彷彿從未離去。唯一感到不適的，是
沒有讀者，我的讀者在中國。從發表第一篇作品起，我就被讚揚和爭議包圍，未
曾被冷落過。現在好了，新作問世，無人說好，也無人說壞，任爾自生自滅。終
於明白，對於一個作家來說，這才是真正的放逐。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追詢寫作
的意義：有錢有利有名自然好，無錢無利無名呢？甚至無聲無臭呢？何不寫點應
景之作，掙點稿費，或乾脆去加油站、餐館打工掙錢，減輕點妻子的負擔？當我
決定要寫下去時，聲名如浮雲逝去，我所理解的文學已洗盡鉛華，返回她最原始
的出發點：傾訴與美。再不是實用的器物，而是生命自身，是面壁苦修的禪。
就這樣，心中每天都洋溢著感恩之情。
還要說感謝美國，感謝普林斯頓。－－絕不僅僅因為在我們最艱難之際接納了
我們。就是寫信向您徵求簽名那次，我同時還寫了一封信，請林培瑞教授拿去徵
求普林斯頓大學的諾貝爾獎得主簽名。過幾天，他回話說事情頗費周折，因為一
查詢，發現普林斯頓大學的各種諾貝爾獎得主大約有26人，要一個一個地去……
－－我只覺當頭一棒！－－26個諾貝爾獎，小小的一個大學城？也就是說，剛
才那位遛狗的鄰居，那位在街邊長椅上曬太陽的老人，那位衣著簡樸腳步匆匆的
中年女士，可能就是１／26？最重要的是，在這裡，沒人特意提起，也沒人表示
格外的尊崇。僅僅是一點頭一聲「嗨」，一個諾貝爾獎就可能擦肩而過了。諾貝
爾獎自然是令人愉悅的，但絕非出人頭地。這裡是一個天生平等的社會。我們唯
一的那次見面，對您的第一印象就是隨和謙恭不善言辭，不像一位剛剛完成了加
冕儀式的大師。記得在去那家餐館的路上，我們沒有說幾句話。按照咱們東方傳
統，您是長者、尊者，我當洗耳恭聽，而您卻不善於「賜教」，於是有略顯尷尬
的冷場。幾杯酒下肚之後進入了文學，您才表現出淵博與智慧。這就是了，也許
這才是諾貝爾的本意？再回過頭說林培瑞教授統計的數位，就在他說出那個阿拉
伯數字的一剎那，想像中的諾貝爾獎的光環就被普林斯頓的和風輕輕吹散，隨
即，又在您身上得到印證。我感到很幸運。流亡生涯不斷清洗著我身上與文學無
關的世俗之氣，教我懂得謙恭與敬畏。
大江先生，在您的信中，大半篇幅都涉及對二次大戰中日本軍國主義的懺悔。
我很敬佩日本知識分子這種懺悔精神，這正是上次我所談的《紅樓夢》的主題。
就我所理解，「懺悔」來源於宗教的「原罪意識」，而「原罪」則是對人性弱點的
深刻洞悉。因為人是生而有罪的－－如基督所斷言：「世上沒有一個義人。」－
－因此，不能對哪怕是選舉出來的掌權者給予完全的信任，由此而產生出來的一
整套權力制衡機制，就成了民主制度的基石。雖然西方民主制度的思想來源之一
是基督教的原罪意識，但東方佛教裡同樣有原罪意識與懺悔精神。最直接的例子
就是，「懺悔」一詞在漢語裡並非西語，而是佛教用語。在中國逃亡時，我曾在
一座深山佛寺裡隨一位老僧念經多日；有一段經文，每一長句的結語都是「而今
我懺悔」。「原罪」是外來的，但佛教裡有一個大致對應的詞叫「業」，即前世所
犯之罪。應該說，「原罪－懺悔」思想是人類最古老最深刻的智慧。無論在西方
還是東方宗教裡，違背此一戒律都將受到最嚴厲的懲罰：或者下地獄，或者永墮
輪迴。奇怪的是，中國和日本這兩大民族都不思懺悔，還要打算在趦世紀如何如
何。都是夢！天堂之夢！對於二戰罪行，如果僅僅是渡邊一夫、丸山真男和大江
健三郎等知識群體懺悔而無全民族的懺悔，日本仍無避免重蹈覆轍的可靠保證。
中國也一樣，如果連知識群體都不懺悔，不懺悔匍匐於權杖下之軟骨症，不懺悔
依附權勢甚至助紂為虐之共謀罪，不懺悔媚上欺下之主奴二重人格，不懺悔排外
仇外之「攻擊性」民族主義……，未來斷然苦海無邊。看來，曹雪芹、魯迅分別
是近代與現代中國文學的高峰絕非偶然。《紅樓夢》是家族的懺悔，《狂人日記》
是民族的懺悔。我奢望能接續他們的香火，追隨他們的身影前行。我最大的夢想
是，寫出幾部以中華民族沈淪、懺悔、涅槃為主題的長篇小說。用您的話說，這
應是一束「主題群」；用一位文友的話來說，這應該是「具有主題和思想連貫性
的一系列著作」。《紅色紀念碑》和《神樹》可算作序曲吧？
尊敬的大江先生，在您視野遼闊的來信結尾處，您要求我對年輕的一代說些
話。對我來說這很難，因為沒有盡到責任，把苦難留給了後代。由於我們這一代
人的怯懦、苟且、缺乏想像力、屢戰屢敗，國家至今還籠罩在專制主義的陰霾下。
中日兩國青年都不太清楚自己國家的一段罪惡史：二戰侵略史和共產專制史。弄
不好會殊途同歸，都會走向戰爭，走向霸權主義。日本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
年輕人起碼還可以知道自己大約不知道什麼。中國青年更慘，他們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不知道什麼。天安門前的那場大屠殺剛剛過去十來年，新一代大學生已渾然
不知了。我知道，審判的那一天總會到來，年輕人終將在道德的法庭上審判我們
（特別是那些製造精神鴉片的？作家？詩人）。我期待著這一天早日來臨。因為，
唯有通過這種審判，正義才得以伸張，謊言才得以清算；而青年們才會從實現國
家目標的工具變成真正的人。即頌
冬安
鄭義
2000年1月15日於華盛頓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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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140.112.1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