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國會前的巨大廣場
大江健三郎與鄭義信札首度公開之四
⊙大江健三郎．鄭義
尊敬的大江先生：
您好！
您和那位台灣青年在柏林的寒風中所討論的台海危機問題，我恰好有一段時間
的密切關注。李登輝總統是一個十分有趣的人物，無論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似
乎都聽不懂他的話。去年台海危機期間，柯林頓總統公開表示他無法理解李發表
的一個重要講話是什麼意思，因為在那個講話裡可以同時讀到「正反兩面的東
西」。台灣報紙的一個民意調查更有趣，一部分人認為李傾向台獨，一部分人卻
認為李傾向統一。連台灣民眾都搞不明白，我們更難了。但有一點是明確無誤的：
戰爭正在逼近。
您對核大戰的擔憂絕非杞人憂天。中華民族自然有深邃智慧，但專制統治者們
都是「特殊材料製成的」，是另一族類。看來，能夠有效地制止戰爭的，還是渴
望安寧與和平的各國人民。但遺憾的是人民在某種情況下也並不可靠，他們往往
會被統治者煽起非理性的狂熱。二戰時的日本、德國，文革時期的中國不都是這
樣嗎？
您注意過柏林老國會大廈前那片巨大的廣場嗎？八十年代中期，我第一次去德
國，就曾站在那兒發愣：一邊是大廣場，一邊是雄偉的國會大廈及銘文；「一切
權力屬於人民」，真使人恍若回到了北京天安門廣場。那一刻，我突然醒悟到大
廣場之效用：煽動群體狂熱。美國立國先賢們早就考慮到這種情形－－美國憲法
的偉大闡釋者與捍衛者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 r Hamilton）曾這樣寫道：
當群眾被「玩弄陰謀之人」煽動起來時，法官的神聖職責就是「保衛憲法」，「憲
法對人民整體及個別部分均同樣有其約束力」，「不論……虛假的或是真正的民
意，均無權採取違憲的行動。」「除非人民通過莊嚴與權威的立法手續廢除或修
改現行憲法」。但對於中國人來說，這一條也不管用。台灣幾乎可稱得上三天兩
頭「修憲」，視若兒戲；大陸則根本沒有民主憲法和獨立法官，人民也沒有知情
權，不清楚核大戰之厲害。
我舉一個例您就明白了：八十年代中期，中國政府宣布停止大氣層核武器試
驗，並隨即封閉了試驗區。不久之後，當地居民便開始英勇無比地突破禁區，哄
搶盜運試驗區內的各種物資。大量卡車、拖拉機、畜力車、馬匹像螞蟻一樣向禁
區腹地開進，將供原爆試驗用的飛機坦克大炮切割開，拉出來當廢鋼鐵賣掉。那
段時間，禁區周圍的廢品收購站竟達四千多處。在嚴密的新聞管制下，無知的人
們遭受到大劑量核放射傷害，並把核污染帶入社會。農民們把遭核污染的鋼材木
料拉回去蓋房，把糧食油料拉回家食用，還有人把飛機鋁皮做成蒸籠… …，這
是一個令人笑不出來的笑話：一個農民在禁區裏吃了自帶的西瓜，然後倒頭大
睡，當他再從核爆現場出來時，已成了頭大如斗，渾身腫脹的「巨人」。－面對
這樣無奈的現實，我不敢奢談信心，而僅存希望。
您信中所提及的兩個人物，又使我想起了我們上次通信中談到的關於懺悔的話
題。魏斯沙克（Weizsaker）總統我知之甚少，但前總理布蘭德在波蘭猶太人紀
念碑前那一跪卻令人感動至深。每次看到那張著名照片，都會生出幻覺：從他長
跪的膝下，生長出好看的野花，一直蔓延到無際的地平線……，至於葛拉斯，剛
好看到一篇介紹他的文章。作者是我的一位流亡者朋友，叫茉莉，一種極香的花，
她也是八九年的活躍分子，被捕入獄後，她所居住的城市有了一道不成文的禁
令，不准唱一首曲調優美的歌：《茉莉花》－您看，又是魔幻的現實。現在她和
她的先生住在遠離斯德哥爾摩的瑞典北方。在那座森林和冰雪覆蓋的城市裡，她
以女性所特有的激情與執拗猛烈地攻擊著一切不義、戰爭與民族主義，當然您和
葛拉斯不會逸出她的視線。
在她的筆下，我認識了葛拉斯，彷彿一位相識多年的老友。葛拉斯說，他獲得
諾貝爾文學獎絕不是他為之感到羞恥的那個國家的光榮，他不過是用德語寫作而
已。他說，「我來自一個焚燒書籍的國家。我知道，焚燒可恨書籍的欲望依舊是
（或再一次成為）我們時代精神的一部分」。－－前一句還明白，後一句呢？剛
收到一位旅德老同學的信，恰好提到德國的現狀：「… …德國雖然不能說無人反
省，但少得可憐，尤其在知識份子中更微乎其微。那個海德格（著名德國哲學家）
就是納粹分子，中國人把他稱為什麼『後現代主義對西方問題的反思』，其實他
不過是敵視民主自由等人類基本價值。有個美國人寫了一本書叫《希特勒的幫
兇》，在德國引起敵視，一片討伐之聲……」－－若非他提醒，我幾乎都忘了，
那位哈佛大學青年學者的書當時成了一個轟動性的文化事件。怎麼會產生這種遺
忘呢？可能是因為布蘭德，他那當著全世界的懺悔之跪光芒四射，以至於我們總
愛拿德國的懺悔來和日本參拜靖國神社相比。其實，懺悔是個人性的，是個人與
神，或與自己良心之間的事。雖布蘭德位高權重，但他的懺悔仍代替不了每個德
國人的懺悔。我的這位哲學家老同學繼續寫道：「……我在德國生活久了，深知
這一切德國知識份子有最大的責任，德國政治家有很大的責任。……卡爾‧波普
（Karl Popper）說德國的知識份子有原罪，說得對極了。」
讓我再回到葛拉斯。現在我理解了他對當今德國的憤怒與羞恥，同時也更加理
解了您。你們兩位在獲獎致詞中不約而同地表達了對中國和所有專制國家作家的
關切，這有「干涉內政」之嫌，不討人喜歡。葛拉斯的著作和言論在他所深愛的
祖國「激起了憤怒甚至仇恨」，他被斥責為「弄了故國老巢」。您呢，健三郎兄？
我看這頂帽子您戴也相當合適，否則怎麼會有那麼多人圍著您家抗議遊行？您和
葛拉斯確實都是格拉斯所自嘲的「令人討厭的人」。
去年春夏之交，適逢天安門事件十周年紀念，我和劉賓雁、黃翔應邀赴瑞典訪
問。被譽為「中國的良心」的劉賓雁先生您大約是知道的，為自由的理想他已經
奮鬥幾乎整整一生了。黃翔是一位詩人，比我年長幾歲，為了寫詩，前後六次入
獄，手掌被撕裂，腿骨被打斷。一位現代世界已絕種的傳奇式詩人。當喉嚨被一
再扼住，他終於再不忍受。他把自己的六百多行的長詩抄在一百多張「大字報」
紙上，捲起來像炮彈。他抱著這「炮彈」登上火車，從南到北穿越個緯度－－
幾乎相當於縱貫整個日本－－來到1979年的北京。詩人無視滿地流散的紅色恐
怖，把長詩張貼於最繁華的鬧市，然後英勇地開始朗誦嗎。－－那是朗誦嗎？那
是祭壇上的自焚。長期生活於恐怖中的人們立即明白「事情終於發生」，靜靜地
圍攏過來。青年們手臂相挽組成保護圈……多年之後，我想像起那情景，還止不
住淚眼模糊：那一瞬間，北京靜默了，中國靜默了，天空中燃燒著自由的詩行……
在詩人的鼓舞下，蔚為大觀的「民主牆運動」揭纛而起，而詩人則繼續著自己出
入監獄的藝術生涯，直到最近流亡美國。
六四忌日那天晚上，中國流亡者和瑞典人一起舉行了紀念集會，地點在斯德哥
爾摩市中心廣場。第一位發言者是著名瑞典漢學家馬悅然教授，諾貝爾文學獎評
委。以他之高齡，完全可以體面地迴避這種場合，但還是來了。他明明知道中國
政府會報復，最簡單的辦法便是禁止入境。對一位研究當代中國文學的漢學家，
這幾乎等於從學術上驅逐出局。但他還是站上那高闊的台階，講了許多滿含感情
的話。波羅的海的風掀起了他滿頭白髮。劉賓雁也發表了演講。他急切地想回到
中國，貼近那黑暗格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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