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必稱正史，有時會成為某種習慣，
又或許把這樣的做法視為有素養、水準的表現。
其它的就不提了，先只說漢末三國就好。
《三國志》是討論這個時期史事時最重要的「正史」材料，
我們說「歷史上」、「正史上」誰誰誰其實怎樣怎樣，
大抵是拿《三國志》裡的記載與說法當成是立論依據的，
而這裡所謂的《三國志》，
又經常把南朝劉宋時人裴松之注《三國志》所引書的內容包含在內。
有些地方的討論，為三國人物、事件作翻案文章，
動輒言「歷史上」、「正史上」如何如何，有的論者所謂的「歷史上」，
其史料依據，便是把《三國志》與裴松之注所引其它書籍的記載內容混雜而言。
但是，我們應該注意的是：裴松之引用群書注《三國志》，其重要的意圖之一，
是為記事較為簡略的陳壽《三國志》「補充」可供參考的內容，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裴松之針對同一事件，
同時引用了一個以上、彼此之間內容不盡相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資料而為注，
例如曹操殺呂伯奢之事。
裴松之引書注《三國志》，並未預設其所引用的其它記載內容必然就是正確的，
有些時候，裴松之甚至會在引用了一家說法後，
又嚴詞踢爆這套說法，指出他自己所引用的這個說法其實根本就是kuso！……
是故我們在讀到裴松之注中所引的各家說法時，不妨先以看演義的心態來看它們，
這樣的態度，敝人以為可能會比奉史書為圭臬來的有建設性；
同時也要小心讀一些引「史」立論的三國討論文章，
因為有時候會有作者引用古人kuso來大放厥詞的情形，
如果看到一個新說法、又看作者自稱史書上也是這麼說的，
因此就傻傻的信了，這樣可就上當嘍。
舉一個《三國志》裴松之注中，裴松之踢爆前人的記載供有興趣的朋友參考：
《三國志‧魏書‧三少帝紀‧高貴鄉公曹髦紀》：
「（正元二年閏正月）甲辰，安風津都尉斬（毌丘）儉，傳首京都。」
這裡裴松之注說：
「（郭頒）《世語》曰：『大將軍奉天子征儉，至項；儉既破，天
子先還。』
臣松之檢諸書都無此事，至諸葛誕反，司馬文王始挾太后及帝與
俱行耳。故發詔引漢二祖及明帝親征以為前比，知明帝已後始有
此行也。案張璠、虞溥、郭頒皆晉之令史，璠、頒出為官長，溥
，鄱陽內史。璠撰《後漢紀》，雖似未成，辭藻可觀。溥著《江
表傳》，亦粗有條貫。惟頒撰《魏晉世語》，蹇乏全無宮商，最
為鄙劣，以時有異事，故頗行於世。干寶、孫盛等多采其言以為
《晉書》，其中虛錯如此者，往往而有之。」
裴松之認為晉代郭頒所撰《魏晉世語》之所以在當時流行，
是因為該書內容常記載有「異事」。
讀來勁爆的東西，古人今人一般愛，當時人亦然；
而郭頒《魏晉世語》記載的可靠性，在裴松之眼中則是相當有問題的。
即使如此，但裴松之仍大量引用郭頒《魏晉世語》之說於其《三國志》注中；
我們當然也無須矯枉過正，認為郭頒所說的東西全屬唬濫，
只不過在讀「史」之時，也該提醒自己：多想想這些記載有沒有可能有問題。
魏晉南北朝是史學、文學蓬勃多元發展的時代，
有些被我們後世人歸類為「史」的當時著作，
也許其作者在寫作時的原初心態，與演義作者之間，
不見得必然存在著天壤之別哦……。
又，上面所引裴松之注文中，說郭頒「出為官長」。
在《隋書‧經籍志二‧雜史》中，記載有「《魏晉世語》十卷」，
作者為「晉襄陽令郭頒」；
這個「襄陽令」，可能就是裴松之所說郭頒「出為官長」所任之職。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渠沙水》（卷22）中，
則稱郭頒為「郭長公」，「長公」或許為郭頒的字。
在《舊唐書‧經籍志上‧乙部史錄‧雜史類》中，
則把郭頒的這部《魏晉世語》記載作《魏晉『代』語》，
之所以把「世」改為「代」，
應是唐代圖書記錄資料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諱，
所以把『世』字用意義類同的『代』字來替換。
同樣的情形亦見於《新唐書‧藝文志二‧乙部史錄‧雜史類》，
不過《新唐書‧藝文志》這裡把《魏晉『代』語》記作《魏晉『代說』》，
原本書名中的『語』字又變成了『說』字，不知這個變化的確實原因為何？
或許是傳抄印刻過程中發生了訛誤也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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