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 teyao:《通鑑》記後事還是有。比如興平二(195)年袁紹圍臧洪於東武 09/06 08:51
→ teyao:陽，臧洪死應該在明年，但司馬光繫於同一年。對年代作嚴謹的 09/06 08:54
→ teyao:考證和是否把某件事放在某一年是兩回事，並不會相互違背。最 09/06 08:55
→ teyao:後我還是要重申，編年體史書不等同年表，不要看得太死。 09/06 08:56
※ 引述《teyao (河間獻王翟中虛)》之銘言：
: 推teyao:郭嘉出仕在建安元年沒有問題。〈郭嘉傳〉裴注引《傅子》明言 08/28 07:14
: →teyao:郭嘉二十七歲辟於司徒(張溫)府，至三十八歲建安十二年卒，推 08/28 07:15
: →teyao:回去就是建安元年。又，建安三年曹操始置軍師祭酒，所以那並 08/28 07:17
: →teyao:不是郭嘉第一個職務。 08/28 07:17
: 郭嘉入仕是在建安元年無誤(見裴注引《傅子》)，但他被荀彧推薦應該是在建安
: 三年(或者由「從征伐十一年」前推在建安二年)。《資治通鑑‧建安元年》寫到郭嘉
: 的故事，並不代表司馬光認為這件事發生在該年 (最明顯的司空軍師祭酒初置在建安
: 三年，明顯這段是未來故事) ，而該視為《通鑑》的慣用寫法。下文引自張須《通鑑
: 學‧通鑑之書法》：
: 其三，書一事而他事連類而及： 此種書法，與第二條 (長篇敘事多先溯由來，
: 次及本事) 似異而實同。特彼為豎的連絡，而此為橫的連絡耳。尋其義例，亦
: 脫胎於《左傳》。《左氏》昭公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嬰與叔向晤言，
: 兼及齊事，如晏子辭宅、景公省刑之類。此等誠不可謂為大事，而立竿見影，
: 諸侯內部之政象足見一斑。既不可以單敘，苟有機會，自當連及。史家搜求史
: 料，鑑別史事，舍學與識不為功；而如何駕馭，如何詮配，使可存之事不至遺
: 棄既存之後有若自然，此則非具精銳敏疾之手眼不可，所謂才也。《通鑑》於
: 〈漢紀‧建寧二年〉書黨獄之再興，本事而外，連敘李膺、范滂、郭泰、張儉、
: 夏馥諸人，或慷慨就逮，或亡命他所，或連染多人，或怨禍不及，其事固已繽
: 紛滿紙矣，而又旁及汝南袁氏之結客養士，與袁閎之潛身土室；又不足，則更
: 舉申屠蟠之議論態度，以件當時與李膺、范滂一流超然易趣者，亦復大有其人。
: 連敘之篇，此為大觀。〈宋紀‧元嘉十六年〉，《通鑑》書魏主自涼州還，沮
: 渠氏雖滅，而待牧犍如故，此段之正文止此矣。而其下便敘涼州之多士，有為
: 牧犍所器任者，有怒其無禮而先仕魏者，有世寓涼州不受禮命者，魏主皆分別
: 擢用，遂極稱索敞、常爽教士之效，以為魏之儒風自此而振。似此可以止矣，
: 而又接敘陳留江強寓居涼州，獻書於魏，魏主以崔浩、高允之精於曆法，曾論
: 漢史之疏謬，又載允與游雅論災異之語，最後乃以對魏主為政何先之問終焉。
: 此段雖不若黨錮一篇之長，而一線相牽，隨方敘入，亦可謂極連類而極之能事
: 矣。
: 簡單說，編年史不是年表，並不是記錄在哪年就代表這件事必然在那個時間點發生。
: 以郭嘉的故事而言，要把他和荀彧薦荀攸、滿寵任許令合觀，凸顯曹操定都許都之時
: 能得人才。《通鑑》在這種時候(如甲國初立、甲國滅乙國)往往不會吝惜筆墨，或寫
: 人、或寫事、或寫制度，總之就是要讓讀者感到氣象一新。以三國而言，最明顯的例
: 子就是劉備定蜀那段，充分凸顯劉備廣得人才、基宇已成之象。回頭來談郭嘉，說真
: 的，除了這個時間點沒有其他更適合的地方寫郭嘉的出場，畢竟以《通鑑》這麼長的
: 時段看來，郭嘉一點兒都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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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yao:補述：從〈郭嘉傳〉裴注引《魏書》載郭嘉勸曹操不殺劉備一事 08/28 14:15
: →teyao:看來，在建安元年(曹操表劉備為豫州牧)郭嘉就已經在曹操的幕 08/28 14:16
: →teyao:僚群中了。《通鑑》繫此事亦在元年。我現在稍微修正上文意見 08/28 14:17
: →teyao:，那就是司馬光認定郭嘉見曹操確實是在建安元年，任軍師祭酒 08/28 14:18
: →teyao:是敘後事，史書常見此體。至於從征伐十一年，應該是郭嘉建安 08/28 14:19
: →teyao:二年以後才隨軍出征，而非始見曹操在二年。 08/28 14:20
一樣來說說我的想法吧。
先就《資治通鑑》這部分來說說，
關於《通鑑》裡某事件放在某年或某年某月，
對於司馬光與其他編纂《通鑑》者來說，其意涵為何。
《通鑑》所載漢獻帝建安元年郭嘉事，
是先把《三國志‧郭嘉傳》所記載曹操與郭嘉對談的部分引述一番，
之後說：
「（曹）操表（郭）嘉為司空祭酒。」
《通鑑》這裡記載曹操給郭嘉的官職名稱為「司空祭酒」，
此處胡三省的注文評論說：
「陳壽《三國志》作『司空軍祭酒』，此逸『軍』字。」
胡三省認為《通鑑》在這裡漏了個「軍」字，
才會把郭嘉的「司空軍祭酒」寫成「司空祭酒」；
然而，這實際上有可能是《通鑑》編撰者的刻意模糊處理。
因為《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裡，
明文記載曹操是在建安三年初置「軍師祭酒」，
若《通鑑》只寫郭嘉是「司空祭酒」，就可以迴避掉與《三國志》相互矛盾的可能。
從而可將史書未明言發生於何時的郭嘉見曹操之事，放置在建安元年。
而由《通鑑》沒有把郭嘉的頭銜記作「司空軍祭酒」，
也沒有把郭嘉事放在建安三年的任何一處，又可看出《通鑑》的編撰者，
其實對於《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所謂『建安三年曹操初置軍師祭酒』的記載，
是存有疑慮的！
他們不敢肯定「軍師祭酒」與「軍祭酒」到底是不是同一回事兒，
所以才在曹操表郭嘉為司空軍祭酒的地方花費心思。
（關於軍師祭酒與軍祭酒兩者的關係，另外再討論）
這麼一來，可以看到的是《通鑑》在編纂撰寫之時，
對於時間編序方面是相當重視。
事實上，如果翻看《通鑑》的〈唐紀〉部分，也就是記載唐代時期史事的部分，
便可知司馬光等人是非常在意事件發生的時點的。
在其《通鑑考異》當中，不斷反覆考辨論證各種參考史料，
只為了確認事情究竟是在何時發生；
若要說司馬光它們會因敘事上的事類相從等需要，
（或者說是「書一事而他事連類而及」的需要）
而刻意將後出之事挪至於前，就我自己讀《通鑑》所見，似乎沒見到有這種現象，
恐怕僅有的個別事例，均是繫年考證上的疏漏或錯誤。
很常見到的則是倒敘先前已發生之事，
來作為「書一事而他事連類而及」的敘述方法。
（當然啦，我個人見聞有限，必有疏漏，行文匆忙，
若有例子作為反證，還請板友們不吝提出）
《通鑑》中記載曹操表劉備為豫州牧的時間繫年，正是一個繫年錯誤的例子。
據《後漢書‧董卓傳》：
「曹操以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楊奉、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
，曹操擊之，奉、暹奔袁術，遂縱暴楊、徐閒。
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還并州，道為人所殺。」
由此可知劉備斬楊奉之事發生在建安二年。
而《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即劉備的傳）說：
「先主還小沛，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
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
依照時序敘事的《三國志‧蜀書‧先主傳》，
把劉備殺楊奉之事，放在上面引述的這段記載之前；
如此，則曹操表劉備為豫州牧，必為建安二年之後的事情。
然而，《通鑑》裡卻將曹操表劉備為豫州牧放在建安元年。
（劉備殺楊奉，韓暹敗死，《通鑑》則是將此事放在建安二年）
可以看到《通鑑》在這裡重新組織史料，
將「先主還小沛，復合兵得萬餘人……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之事，
以及曹操表用郭嘉之事，都放在建安元年末，
（這是《通鑑》判斷某事發生在某年，但欠缺明顯時點記載者的通常處理方法）
但是卻因失察了《後漢書》既有的建安二年劉備殺楊奉之記載而產生矛盾。
引文中張須書裡所舉《通鑑》記載宋文帝元嘉十六年之事的書例，
也是置於《通鑑》中該年的最後部分，一併將相關但時點不清楚的事情敘說；
即使是如此，《通鑑》於此卻也沒有刻意要將後出之事挪前敘述之跡，
這些事本來就是早先已發生之事（即倒敘前事），
或是差不多是在這個時期發生之事。
雖說《通鑑》以「資治」之目的為題，
但司馬光必然也意識到此作的濃厚史學色彩，尤其史學本身也是他的志趣之一。
選擇編年體例，一則效《春秋》書法、敘事而寓褒貶，
再則此乃千年無人做過、跨朝歷代以年繫事的鉅大手筆，
除了「資治」的目的以外，藉此傳世極可能也是司馬光內心深處所欲達成的心願，
若思及他處於逢君治世之志受挫之際，需尋求另外的自我實現、以託寄來者的途徑，
則《通鑑》本身雖有其功能性，但其史學性格仍是極為重要而突出的。
編年體例的根本前提，就是編年序時；
以司馬光其人嚴謹作風，不可能會忽視這一點而落人口實、授人以柄；
尤其此書同時也有間接霑化影響皇帝、進而改變皇帝政治思想的政治目的在，
其政敵或反對者必然虎視眈眈、欲揪此書毛病而以言廢人，反過頭來再以人廢言；
若是為了某種目的蓄意歪曲史事的先後時序，
這不只是撰史的技術問題或道德問題而已，甚至可能是政治自殺之舉！
司馬光等人所身處之激烈黨爭的北宋政情與氛圍，也是評讀《通鑑》時須留意處。
後世論評司馬光與《通鑑》者，多少有其正反立場；
論者釋之以書法、文體，有時候可幫助讀者味其深意，
有時候也或有流於迴護之說。
我在遇到自己很難判斷的時候，通常會覺得不如對評者們的解說意見且持保留，
先回到其所依據的文獻裡去找線索，就史籍文獻本身的內容來嘗試找尋可能的史實，
或許可說是回到起點再出發吧。
（但也常失敗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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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39.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