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ruas.sinica.edu.tw/shanjhuku_forum/No_2/2-6.htm
社會學面臨的【「本土化」vs「國際化」】的問題
張茂桂
社會學所研究員
（原文刊載於《文化月報》電子期刊，〈三角公園〉版，11期，2002年1月15日網址為
（http://www.ncu.edu.tw/~eng/csa/journal/park_11.htm）
在2001年8月6日，台灣社會學期刊在台大社會系舉辦了一場「創刊」發表會。這份刊物是
由台大社會系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兩單位共同支持出版,但是在編輯作業上卻是完
全獨立的。而新出刊的意義同時包括承繼了過去兩個單位各自出版的台大社會學刊以及台
灣社會學研究，所以在新創的同時，也試圖保留以往兩份刊物的優點。這樣做當然預期會
有一些積極的作用，或許可以扮演促進社會學知識的生產與發表的角色，也希望能藉此建
立起較有公信力的同仁評鑑的文化慣習。不過真正直接促使這份刊物的誕生的原因，卻是
因為過去兩單位所辦的刊物，被國科會人文處與社科中心所主導的期刊評鑑，列為有待認
可（或「受獎」？）之「觀察」名單。如果短時間之內不能有具體提升的作為，設法成為
可正式「認可」的期刊名單，將來可能會產生稿源不足的問題。合併與新創一份不隸屬任
何單位的期刊，或可解決這個問題。
在這個國科會學術獎懲系統所發動的「認可」與「評鑑」的壓力脈絡中，社會學界同
時面對另外一種評鑑論述，就是有知識生產必須「國際化」與「本土化」的問題。這裡所
謂「國際化」，指的是台灣掌管知識生產的組織或體系，如國科會、中研院、教育部、各
大學的主事人、特別是不在我們這一個學科的，如自然科學與經濟學，都不斷提出人文社
會科學需要「用英文發表」、「在國外發表」的問題。同時，因為期刊評鑑的工作，有些
單位同時引進「記點」的分數制度，而國內與國外期刊，如何對照評分，經常被討論。有
一些主事人進而特別強調在國外出版的「道德」與「必要性」，比如主張「學術是無國界
的」，「競爭必須國際化」，如果不敢嘗試，實為讓人鄙視的「井底之蛙」。如果說國外
出版相對於國內出版，是更可欲的追求目標，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為什麼大家還要費心力
去出版一份在地的新學刊呢？這不是逆勢而為嗎？我們為什麼不鼓勵大家就用英文書寫，
到國外投稿就好了呢？我們如何看待那些只用中文書寫的研究呢？
另外一個問題屬於「本土化」的問題。在台灣社會科學「本土化」其實已經討論了很
久。不過當初（1970─80年代）說的「本土化」是在「中國vs.西方」以及「中國化」脈
絡下的意思，而現在的「本土化」則比較含混，或有些人會和政治場域的「本土化」當成
可借用的詞彙。像台灣社會學這份英文叫Taiwanese Sociology的刊物，試想它會是一個
有多強調「本土化」的刊物呢？如果是，那麼它將何處理其他的研究呢？比方越來越多人
投入的中國大陸研究？或者，要不要刊載日本或者東南亞研究呢？或者要如何處理台灣社
會內部的新加入元素呢？讓人不得不懷疑這樣的刊物是否能夠處理越來越複雜的社會內涵
以及相關之研究。
我雖然是創刊編委之一，但根本不能代表這份期刊，也不能替這份期刊做任何政策的
說明。我只能從我自己的社會學的看法，提出對於上述問題的一些看法。這些看法，有的
已經在創刊會場上表達過，這裡再做一些整理，並非定論，而是俗話說的「引言」、「拋
磚引玉」吧。
社會學的「國際化」vs.「本土化」，是一個假問題
社會學在歐洲，毫無疑問是「啟蒙之子」。盧梭、孟德斯鳩、伏爾泰是社會學的先行
者，雖然大家把學科(紀律？)（discipline）的成立功勞歸給孔德；而近代社會學誕生的
大歷史脈絡是資本主義發展，在法國則特別是法國大革命，而在英國則特別是工業革命以
及達爾文主義。
那在中國呢？恐怕是面對帝國主義，被迫進行西化與現代化的一部份吧？最早在中國提倡
社會學的，都是戊戌變法時代有關的新知識份子。如康有為、譚嗣同（仁學），另外包括
翻譯群學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1] Herbert Spencer）的嚴復等，章太炎則在
1903年將由英文譯成日文的「社會學」譯介到中國；而二十世紀初在中國享有盛名，遠超
過當年孔德之於法國，史賓賽之於英國，則是有啟蒙思想的國學大儒梁啟超。他們不是我
們現在所理解的「社會學者」，而是廣泛運用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政治學、理則學
等，去批判傳統與思考建構『新文化』時代的知識人。他們大多希望借社會學，還有其他
，提供視野與倫理原則，給中國帶來改革。之後五四運動時期的精神領袖蔡元培，也是民
族學、社會學研究的重要支持者，但真正將具有服務社會底層涵義的社會調查、鄉村研究
、都市研究等介紹到中國的，則是各教會學校的傳教士、英美國籍的教授或歸國留學生，
好比領導燕京大學（基督教創辦）社會學系十多年的哥倫比亞博士吳文藻[2]，以及至今
仍被稱為典範之作的清華大學李景漢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1933）。有一項統計說，
從1927到1935年之間，全中國大大小小的實地調查有9千多件[3]，而根據1947年12月的一
項調查，全中國有144名社會學教授、副教授和講師，其中有10名美國人和134名中國教師
，而其中又有107名是留學生出身。[4]
現任中國社科院的社會學家李培林為當時社會學的誕生，下了一個註解：「社會學在中國
的導入和產生，也使中國學者做學問的方法為之一變，中國的學者們這是才幡然醒悟，原
來學問也是可以來自對日常生活的觀察的」，又說，「這種研究的方法並非中國從來就有
的，也並非從中國傳統治學文化的土壤裡自然長出來的，它像社會學在中國的產生和郵政
、鐵路、學校等新事物在中國的出現一樣，也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產物和中國走向現代化過
程中觀念斷裂的標誌」。[5]
不過，李景漢所沒有提到的，則是另外一些中國第一代共產黨與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如介
紹馬克思學說到中國的陳獨秀、在上海大學（國共合辦）社會系擔任系主任、第一個講授
唯物辯證史學（後被國民黨槍斃）的瞿秋白，以及著有「現代社會學」、「社會學大綱」
啟發毛澤東，後被推舉成為中共第一任宣傳部主任的李達。而官式馬列主義在1957年「反
右傾」之後，才終止了「資本主義」式社會學在中國的繼續發展。
戰後台灣各大學成立社會系，和早期中國的社會學發展有一樣也有不一樣的地方。顯
著的不同是，必須放棄社會改造的企圖，和威權國家政策配合，特別是政策需要，如與農
村工作、社會工作、家庭/人口研究放在一起，另一方面相同的，則是必須藉助西方（反
馬克斯）的社會勢力。比如聯合國的人口（家庭計畫）研究、社區發展計畫。是以，東海
大學依賴美國基督教差會與傳教士的力量，台灣大學則藉助美國（國會撥款）的「亞洲基
金會」的捐贈，分別成立社會系，而台大農推系也在美援會基金的贊助下成立，這都不是
單純的歷史巧合而已，而是配合當時的冷戰體系下，美國所刻意培養出親美的知識內容與
知識權力。的至於第一代美國籍傳教人背景的教授練馬可、郝繼隆，大陸來台的楊懋春、
龍冠海，受業於日本社會學家新明正道、接受聯合國補助到普林斯頓學習人口研究的汐止
人陳紹馨等等等諸先輩，也都無庸置疑是西方訓練的人物。至於社會工作教學與專業，則
更是一面倒地移植歐美知識與實踐，進而擁護國父遺教之「民生主義」。
雖然學者之間，有很多歧異，但所依賴的基本思維方式、研究語彙，本來就很難說是「本
土生產的」，而是不同的西方思潮、研究方式，與個人的在地經驗在「此時此刻」所激盪
的產物。所以，一九七０年代台灣社會學開始提問，如何將社會學知識與研究方法「本土
化」的問題，當時提出的解答，就是「社區研究」、「中國人的性格」、「社會學研究法
本土化」這一類的普遍問題。因為，社會學一旦開始朝向社會大眾，走向生活介入，則不
但必須反省所借用的知識的可用性，也必須思考如何引伸、假借、佔用這些知識。這也可
以說是戰後台灣社會學界開始具備反省思考能力，逐漸形成一個「本土學術社群」的一個
開端，也是對於單方面的知識移植、不加思索借用外來知識體系、附庸美國，進行檢討的
階段。當時不只是社會學如此，以人類學為主、張光直所領導的「濁大調查」，以及之後
由楊國樞領銜的「本土心理學」也可謂是此脈絡下的開風氣的作為。
但是這樣強調本土文化特殊性的知識活動，或者這樣的提問，有其侷限性：因為社會
學在台灣的「本土化」，其實是和台灣社會的「現代化」、「工業化」一起進行的。而「
現代化」與「工業化」，本來就是捲入現代「世界」（國際？）的一個過程。社會學如何
可能本土化，而不和世界發展、當代的西方影響，發生關連性呢？社會學面對一個正處於
現代化過程中的、流動的、不斷自我改造的社會，要如何界定自己的「本土性格」呢？非
常弔詭的是，如果沒有一個「西方的」、「歐美的」社會學擺在眼前，談論「本土化」社
會學，根本沒有意義。
眼前台灣社會學的國際化的提問，主要來自和其他學科的比較，特別是自然科學以及
經濟學。這個問題會在20世紀末期出現，一定有它的理由，想必是一個有趣的研究題目，
而將國際化等同於在國際（用英文？）、在歐美發表這樣的狹窄標的，更是值得探究的學
術與社會、學術社群官僚化的問題。
讓我重組一下我的說法：20世紀上半的中國，下半的台灣，雖然各有各的歷史軌跡，
但社會學的重要問題，從來就是取法外來思潮與研究法，不是國際化的問題，而是「國際
」與「本土」合不合的問題，或者說，是否能自西方借經，來進一步認識自我、啟蒙自我
、改造自我的知識生產問題。（這裡的自我，是一個關於大社會的集體稱謂）。而所謂本
土，其實已經是一個學術實踐的事實，不需要強調。拿《台灣社會學》這份新期刊為例，
在第一期的論文，一方面普遍顯示社會學的「外來」性格，甚至連所謂最「本土」的文章
也都一樣，不論作者所引用書目以及書寫語言、陳述方式，幾乎都不能脫離英語（歐語）
社會學、最新或最近的研究，進而包括歐美哲學的影響，不論是啟蒙或者解構主義與後現
代主義，都不言自喻。所以，真正的「本土」社會學，其實是難定義的，而一個能面向特
定時空意義社會的社會學，才是真正值得關懷的重點。
1998年蒙特婁國際社會學會的世界大會召開之前，ISA曾經對於影響本世紀的社會學
書籍做了一次意見調查。Max Weber的基督新教與資本主義和Pierre Bourdieu的
Distinction: the Social Critique of Taste and Judgment都名列前十名。但這兩本書
都有強烈的區域（本土？）特色吧？雖然我們很多人都把他們當成「社會理論」而不是「
社會研究」來教導我們的學生。前書明確是關於日耳曼地區的宗教與經濟研究，用德文書
寫的，後者則是關於當代的法國的社會階級與流動的研究，用法文書寫的。這說明，區域
性的實證研究，可以生產出重大的社會學（理論）價值，絕對可能超出了單一國家、單一
時空的侷限。以台灣為研究對象的社會學，不必然沒有傑出的可能；但是要得到世界的認
可，不只是語言、文化背景必須加以克服的問題，而實際上是困難的。比如這次調查中所
提到的前100名的書中，除了Cardoso and Falett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之外，其餘都是西歐與美國的學者，所做關於現代性、世界性、理論性
的研究，裡面沒有任何一本是專門關於亞洲、非洲國家，也沒有亞洲與非洲的研究者，連
日本學者、日本社會研究，都不曾被提起過。為什麼呢？除了所謂「核心vs邊陲」的解釋
之外，其實很值得我們更深入探討。
社會學知識生產應該只有「脈絡性」的問題。而不是「本土」/「外來」，或者「本土」/
「國際」對立的問題。去脈絡的社會學，只是漂浮的玄學。
所謂脈絡化、特定時空意義，就是我們常提到的，關於結構的、歷史的「脈絡性」議題（
issues），以及它們與個人的生命歷程、個人的困擾(troubles)的交織問題，這裡我們不
能比Mills的社會學想像說得更清楚。[6] 在知識的生產與學習上，我覺得社會學者一方
面必須有意識地去發掘知識形成的疊床縱時性的系譜（genealogy），而不是對(西方？)
社會學做零碎地、「去脈絡化」地假借、引用、跟隨，抑或反之高呼以「本地」對「西方
」的教條主義批判。（這裡說的標的固然是社會學，但經濟學、心理學、政治學、文化研
究何嘗不一樣？）；另一方面社會學必須強調反身性的重要。比如過去我們往往疏忽與不
自覺，如疏忽「理所當然」的基本假設，如關於「東方vs西方」的假說，關於現代化、全
球化的不能避免、或者必要性的假設，或者受限於我族中心偏見、歷史文化制度習性，或
者則是關於自我（階級、種族、性別）利益的影響。這些都構成了知識生產的背景，有時
候會被我們有意識的拿出來檢討，但大多數時候會被遺忘。近來有些同仁（如中研院的謝
國雄）提到唯有建立有反省式的社會學與自我評論，或者社會學論述的系譜，如社會學知
識史，討論社會學發展和社區的、區域的、國家社會的、以及世界的種種介面，以及社會
學者如何生產、複製、practice這份本行，展現出隱藏的自我利益，我們才可能真的觸碰
到更深一層的社會學涵義，才有讓社會學「生根」的可能，對於這一點，我由衷地同意。
[7]
去脈絡化的問題，其實不是台灣社會學的特有問題，而是社會學的普遍問題，甚至也
包括在Karl Marx對於必然的歷史演進的看法所呈現的問題。所以，這當然也不是本土或
者非本土，國際或非國際的問題，比如ASR,AJS這兩份可以得「高分」的「美國」期刊，
他們所出版的文章，經常也有這樣的去脈絡化的問題。社會學的生產，需要被時時提出檢
視，不論用哪一種語言書寫，在哪一個國度或者期刊出版，這都是不能逃避的問題。現在
的學官（管）把知識生產用「篇數」、「點數」、「國內」、「國外」來學術成果評量，
原本是組織管理的觀點，是關於資源分配得以正當進行的手段，但如不加以點明，將無意
間成為學術生產價值的最終判准（或者方便「說閒話」的標準），主導社會學的生產過程
。真正的重點，是知識不應該被理解成一種可去脈絡化換成點數、factor的產品，知識的
生產過程也一樣，必須反省知識如何形成，是否「有意義性」，而不是在某某期刊發表，
是否能得到獎助單位承認的問題。
[1] 英文有Talcott Parson寫介紹文的密西根大學出版社1961版。嚴復版則在兩岸都印刷
了好幾次。
[2] 提到社會學的中國化，吳文藻在燕京時就已經提出，試圖將“將民族學、人類學、社
會學中國化”當做最大目標。燕京後來培養出費孝通、林耀華、瞿同祖等優秀的人才。
[3]見王穎〈 城市社會生活〉。《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社會學卷，李培林、孫立
平、王銘銘等著，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頁223,2001。
[4] 參考孫本文當代中國社會學（1948）後面附錄的社會學者名錄。（台北里仁複本，
1982）
[5]關於上述社會學在中國的早期發展，參見李培林〈現代化的求索：啟蒙、進化與改良
〉。《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社會學卷，李培林、孫立平、王銘銘等著，山東人
民出版社出版發行,2001。上述引文，出自頁46─47。
[6] C Wright Mills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p.226.(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7] 南京中央大學社會系教授孫本文在1947年時出版的當代中國社會學，算是一個先例，
可供書寫台灣社會學發展史的參考，但該書卻沒有本文所主張的研究者必須的反身思考，
以及社會學研究脈絡化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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