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不知道的二二八真相◎摘要∮黃秀政

作者wettel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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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你不能不知道的二二八真相◎摘要∮黃秀政

時間Thu Mar 2 22:19:15 2006

http://211.23.10.83/news.asp?News_no=17464&News_class_no=03&Up_date=2006/02/22 http://211.23.10.83/news.asp?News_no=17544&News_class_no=03&Up_date=2006/02/23 http://news.yam.com/tdn/politics/200602/20060224248448.html http://211.23.10.83/news.asp?News_no=17669&News_class_no=03&Up_date=2006/02/25 http://211.23.10.83/news.asp?News_no=17728&News_class_no=03&Up_date=2006/02/26 http://211.23.10.83/news.asp?News_class_NO=03&News_no=17793&Up_date=2006/02/27 http://211.23.10.83/news.asp?News_no=17869&News_class_no=03&Up_date=2006/02/28 http://211.23.10.83/news.asp?News_class_NO=03&News_no=17936&Up_date=2006/03/01 你不能不知道的二二八真相◎摘要∮黃秀政編按：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上週公布「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報告直指蔣介石是事件元凶，應負最大責任，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等軍政人員應負次要責任。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從2003年開始籌畫二二八事件歷史責任歸屬研究計畫，邀請基金會董事黃秀政、薛化元、陳儀深、張炎憲以及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李筱峰、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陳翠蓮、台北師範學院社教系助理教授何義麟等學者分就不同領域執筆，本報獲基金會之同意，自今日起節錄各學者研究報告之精要，以饗讀者。 1947年2月在台北市爆發的「二二八事件」，是影響戰後台灣歷史發展極為深遠的不幸事件。論及事件的發生背景，可謂錯綜複雜。首先是長官公署體制的特殊化。由於行政長官擁有行政、立法、司法，甚至人事、監督之權，因此形成在台專權獨斷的無限權力，再加上兼任台灣全省警備總司令，更形成軍政一元集權的特殊化，無怪乎當此體制頒布後，許多台籍人士均大失所望。其體制在台灣實施期間，不斷有人建議國府高層廢除長官公署，恢復省府制度。其次是政治壟斷與接收弊端。當時中國大陸人士壟斷政府重要中高級職位，以及所產生各種牽親引戚、營私舞弊、貪贓枉法等接收弊端亦是「二二八事件」的重要原因。第三是經濟統制與民生困苦。陳儀及其接收集團採取的是經濟統制政策，也就是物資管制、金融壟斷、物品專賣，然而其後果卻造成民眾失業與飢餓的民生困苦之狀。第四是社會動亂與文化隔閡。由於部份來台軍警紀律敗壞、作威作福，再加上與台灣民眾的文化隔閡，造成彼此間的衝突對立，使得社會治安惡化，騷亂事件層出不窮。軍警無情掃射地方恐慌事件雖在國民政府的鎮壓與安撫中迅速落幕，但此一事件對台灣的傷害卻至深且鉅，影響深遠。首先是打擊台人心理，導致長期對政治恐懼與冷漠。在此事件前後，政府採取粗暴的武裝鎮壓，以公開或私下槍決的手段報復台人抗爭行為，尤其是軍警在街上無情掃射開槍，造成大量無辜民眾傷亡。在綏靖與清鄉行動中，更是大肆逮捕民眾，引起地方恐慌；事後政府更以整肅異己、誣陷羅織等方式，導致人人自危，懼談政治，形成台灣社會長期瀰漫著白色恐怖氣氛。依附當局新貴踩著鮮血擢升其次是造成菁英斷層，影響地方政治生態。戰後台灣的社會菁英，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期間，陳儀及其軍警人員即開始有計畫地逮捕，許多地方士紳或知識份子紛紛遭到暗殺或冤死獄中。在事件之後，全台各縣市參議員層級的本土菁英歷經劇烈變動，八成的地方菁英從政治領域中消失，形成菁英斷層。而填補這些空缺的，卻是一批依附當局的政治新貴，不僅取代了傳統地方菁英的社會地位，也壟斷地方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改變地方原有的政治生態。第三是有利國民黨一黨專政，阻礙民主政治發展。戰後初期，陳儀統治集團及國民黨均與臺灣地方社會存有明顯隔閡，因而在「二二八事件」時，除大力削弱本土勢力，造成本土菁英的斷層外，也進行國民黨團內的派系鬥爭。 1949年8月，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國民黨總裁蔣介石檢討大陸淪陷原因與派系有相當關係，因此進行黨內重大改造，透過各種方法拔除中央及臺灣舊有的派系勢力，重新確立個人的集權地位；並以兩岸對立衝突局面，中國隨時進犯臺灣的威脅，藉以宣布臨時戒嚴狀態，以高壓統治方式箝制新聞、言論、集會等自由，並運用軍警情治優勢，監控逮捕異議人士，使得台灣社會長期處於白色恐怖的威權統治。族群裂痕加劇不利文化發展第四是加深族群隔閡，不利台灣文化發展。「二二八事件」的爆發，除陳儀政府的貪污腐敗所引起的民怨有關外，族群之間的衝突也有關聯。惟由於族群彼此之間的誤解與對立所引發的「二二八事件」，卻不因事件的結束而平復，反而讓族群之間的隔閡更加深化與持續，影響台灣社會文化的正常發展。尤其是事件後，臺灣社會菁英遭到當局迫害與打擊而日漸凋零，不但削弱政治影響的力量，也造成台灣文化傳承的斷層；再加上中央政府撤退來台，為營造政權的正統性，乃以傳統中國文化作為工具，利用政府機關或學校教育極力推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使得整個社會充斥著大中國的影子，日常生活就在傳統中國道德與倫理文化中渡過，台灣本土歷史與文化遭到漠視而被邊陲化。這種偏頗的情形，直到1987年7月解嚴之後，隨著本土意識高漲，台灣本土歷史與文化逐漸受到應有重視，情況才獲得改善。歷史像一面鏡子，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如前所述，「二二八事件」誠然是戰後臺灣史上極為不幸的悲劇。如何讓二二八的傷口能夠早日癒合，台灣二千三百萬國人能夠早日走出二二八的陰影；台灣能夠早日建立公義和平的社會，類似的不幸悲劇永遠不再發生，實為值得吾人深思，共同面對的重要課題。（摘要者為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第二節事件經過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表面上看似一連串的偶然衝突引發，但探究其內容可說是各種遠因和近因所累積而造成的。探討事件經過，目前社會上有許多官方與民間的說法，但二者差異頗大，恐難辨明事實真相，僅能就眾說加以擇取，以較為公允、平衡的方式，加以論述。一、導火線二二八事件最初發生的導火線主要是前一日（2月27日）下午在台北市太平町（今延平北路一帶）圓環天馬茶坊的緝菸事件所引起的，然因相關單位處理不當，乃演變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1947年2月27日上午11時左右，專賣局接獲密報，指出淡水港有走私火柴、香菸等不法活動。該局乃派葉得根、鍾延洲、趙子健、劉超群、盛鐵夫、傅學通六名查緝員，會同警察大隊所派四名員警前往搜查，但僅查獲少許私菸。而後又依密報轉往台北市太平町天馬茶房查緝。緝菸官打人引爆大衝突是日晚上7時半，這些查緝人員來到天馬茶房，菸販們見狀紛紛逃散，僅一名40歲之寡婦林江邁因逃避不及被當場查獲。查緝人員欲將其私菸與所得現款悉數查扣沒收，林婦乃下跪哭喊，請求放他們一家三口活路，不要把全部的東西都拿走。路旁民眾也紛紛聚攏圍觀，有的亦開口幫忙求情，但查緝人員不予理會，林婦情急之下，乃纏抱查緝員葉得根不放，該員竟一氣之下，隨手以所配手槍槍柄敲擊林婦頭部，以致林婦頭部鮮血直流。在場圍觀民眾見狀極為氣憤，遂包圍查緝人員，握拳喊打。這些查緝人員眼見情勢不妙，連忙分頭躲避，民眾則尾隨緊追。其中查緝員傅學通跑至永樂町（西寧北路一帶），被緊追者拉抱住，傅員一時情急乃開槍掙脫，卻誤擊當時在自宅觀看熱鬧的民眾陳文溪（胸部中彈，送醫後次日身亡，年20 歲）。此舉更引起現場群眾的不滿，遂將查緝人員的卡車搗毀焚燒，並追至查緝人員所躲藏之永樂町（西寧）派出所，後轉至警察總局（中山堂旁），要求交出肇事兇手，將之槍斃。媒體助長聲勢星火燎原當時曾有警局官員出面說明處理情形，惟數百民眾仍激憤不已，無法諒解。在場群眾獲知該查緝人員再被送往憲兵隊第四團團部（台灣新生報社對面）後，乃又轉湧至憲兵隊，群眾紛紛聚攏圍住該隊部並呼喊交出元凶，憲兵團團長張慕陶幾次出來威脅、規勸都被群眾的怒罵聲給轟了回去。當時隨群眾一路跟來的《中外日報》記者周傳枝（後改名為周青）乃向《台灣新生報》報社的日文版主編吳金鍊借了一面鑼敲打起來，藉以助長群眾激憤聲勢；也有其他青年在街上敲鑼大叫：「台灣人趕緊出來報仇」、「不出來的不是番薯」，鑼響及群眾聲徹夜未已。 2月28日，天剛亮，由於昨夜群眾要求緝私傷害人命之元兇未獲處理，於是乃集結遊行，一時之間，大小商店相繼關門，市民紛紛湧出觀看。上午9時許，一批民眾行經太平町一丁目（延平北路）派出所時，卻為該所主管黃某出面制止，由於黃某平時即仗勢凌人，民眾憤而將其圍毆，並搗毀所內物品。隨後，10時左右，群眾來到位於本町（重慶南路）的專賣局台北分局，發現內有緝菸員警。群眾以為其中之一是昨夜之兇手，乃衝入局內，將其與另一警員毆打致死，又毆傷4人；並將該局所存物品全拋到街上縱火焚燒。下午約1點多，約4、5百名的群眾，以鑼鼓為前導，高喊口號地由台北火車站走向長官公署請願。群眾方抵中山路路口，尚未到公署廣場前，即被公署衛兵舉槍阻擋前進。不久，槍聲大作，造成現場民眾2人身亡、數名受傷，其餘民眾則四處躲避逃散。官方的武力鎮壓引爆群眾的憤怒情緒，一時之間高喊「打阿山」之聲不絕，台北市街頓時陷入血腥暴力的混亂場面。民眾分據各交通要道、公共場所、旅館商店，只要看到「外省人」，不分男女，均以拳腳相向；外省人經營的公司也成為洩恨的目標。下午2時左右，有些群眾重新聚會在中山公園（今二二八和平公園），隨即佔據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向全台廣播。其內容主要批判台灣自戰後政治黑暗、貪污舞弊、米糧外運、民不聊生等現象，並呼籲民眾起來反抗，驅逐各地的貪官污吏以求生存。由於台北的事件消息傳到全台，使得原本單純的地區性緝菸懲凶的抗議活動逐步擴大，成為蔓延全台各地的衝突事件。二、反抗行動與改革要求二二八事件在台北爆發後，原本樸實無爭的台灣人民紛紛揭竿而起，各種反抗行動或是衝突事件陸續不斷在全台各地發生。（一）各地衝突的擴大自2月28日下午，北部地區大多在當日下午或傍晚時分即傳出零星衝突：以基隆為例，在事件發生後當晚，已有群眾攻擊警察局、派出所、機關宿舍等，以及毆打外省人和軍人的情形。隔日，板橋、士林、新店、淡水、瑞芳等地也開始發生毆打外省人與攻擊公家機關事件；桃園鎮自1日起接收縣政府及驅趕警局官員；新竹市則於3月2日清晨開始攻擊外省人；宜蘭則於3月4日地方民眾收繳宜蘭機場倉庫及市警察局槍械，以及將外省人悉數集中保護和設立救護所，救護傷患。中南部則約在3月2日至3日才開始有反抗行動：如台中市民於3月2日先是遊行示威，爾後分別包圍警局、專賣局台中分局及縣長住宅；彰化市爆發市民毆打警官，搗毀什物；雲林地區於2日當晚發生地方青年、學生襲擊區署辦公室和警察局所，以及編組武裝部隊；嘉義市民眾則是包圍市長孫志俊公館，並毆打外省人及接收警察局、電台、市府等機關；高雄市發生衝突事件是從3月3日傍晚開始，先有一○五後方醫院的獨立團第7連第1排軍隊遭到攻擊；鹽埕區也聚集4、5百民眾，欲攻擊憲兵隊。市警察局也被群眾包圍，警察局長童葆昭的座車遭人焚毀，槍械彈藥被接收。街上亦可見到毆打、搶奪外省人及商店之事不斷發生。流血衝突多因反抗官署腐敗　觀察各地的衝突反抗，可以發現大部分的反抗行動多為反對官署的腐敗，進而包圍佔領地方機關單位，有毆傷人員或是接收警察局、派出所、兵營軍火庫武器及物資等情形，另外也有許多因「省籍」的摩擦而引發的街頭流血衝突。（二）改革要求的提出在各地混亂衝突之際，有部分地方人士與民意代表相率出面與官方交涉，提出改革之要求。台北市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成立於3月1日，在該會中決議，推派代表晉見陳儀，提出由官民共同組織處理委員會等五項請求。經由陳儀同意，乃於3月2日下午2時，假中山堂召開籌備會。但處委會內部組成分子複雜，其中不乏黑道、特務，以及相關利益人士，並且內部成員的派系爭權問題也逐漸浮上檯面，尤其以蔣渭川為主的政治建設協會與王添86、陳逸松等人之間的傾軋排擠，最為明顯。 3月5日，台北市處委會通過該會組織大綱，並首次提出八項政治改革方案，其要點為：一、二二八事件責任應歸政府負責；二、公署秘書長、民政、財政、工礦、農林、教育、警務等處處長，及法制委員會過半數，應以台灣人充任；三、公營事業歸由台灣人負責經營；四、立刻實施縣市長民選；五、專賣制度撤廢（菸酒公司依然存在）；六、貿易局、宣傳委員會廢除；七、人民之言論、出版、集會自由；八、保證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自此，處委會從過去僅提出與事件相關的治安、撫恤議題，進而決議建立明確組織，並提出政治改革的訴求。 3月6日至7日，處委會持續開會運作。當日傍晚，一行人赴長官公署將所決議的大綱及要求面呈陳儀，卻被陳儀斷然拒絕，且「將文件擲地三尺以外」，令在場代表「相顧失色」。會後，王添86向中外廣播，說明二二八事件的原因和經過，並宣讀32條大綱內文以及被陳儀拒絕的詳情。最後沉痛地表示：「處委會的使命已經完了，從今以後，這次事件已不能單由處委會來處理，只有全體省民的力量才能解決，同時也才能達成全體省民的合理要求，希望全體同胞繼續奮鬥。」在此期間，蔣渭川曾應陳儀的請託，出面幫忙收拾局面，呼籲省民須顧全大局和台灣的前途。唯此乃陳儀的緩兵之計，在國府軍隊尚未到台灣前的權宜措施。其實在事件初起，在台官員皆認為此次事件是由於「奸人」煽動，並未因此反躬自省或秉公懲辦，平息民怨。對民眾訴求與動亂，長官公署的處理態度就是先虛應敷衍，再分化打擊，一方面同意台籍代表之要求，由官民共同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另一方面，卻又分派軍情人員混入處委會，居中破壞或監控與會者，並且通令各地機關首長鎮靜處置，積極進行各種軍事整備與人員部署之工作，以求內外夾擊。期間雖曾發生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出兵鎮壓屠殺，而遭陳儀指責，但事後仍受上級嘉許。到了3月7日，國府蔣主席電告陳儀，整編第21師以及附屬部隊於本日正午由上海出發，約10日清晨可抵基隆。陳儀等官員在得知中央援軍將至，乃開始翻臉不認人。3月10日，陳儀下令解散處委會及各地分會，並四處逮捕、暗殺處委會有關人士。至此，處委會居中調和、建言的任務宣告終結，原以為官方誠心誠意與民眾和平解決此事件，那想到陳儀大玩兩手策略。天真的台灣人民一再受到國府官員的欺騙與壓迫，這種無奈且怨忿的創痛深深烙印在心中，永遠無法忘懷。（三）武裝流血衝突在二二八事件衝突當中，最令人震撼的便是發生在中南部地區的武裝流血衝突，諸如台中「二七部隊」在埔里烏牛湳橋和日月潭與國府軍隊之激戰，以及嘉義、雲林民軍發動攻擊紅毛埤軍械庫、水上機場和虎尾機場等戰役。台中「二七部隊」主要由謝雪紅帶領約四百餘名青年學生組成，由謝氏自任總指揮，並分任鍾逸人、蔡鐵城為隊長、參謀等職，其他幹部則有楊克煌、李喬松、古瑞雲等人，且將其部隊細分各小隊。該部隊原駐守台中市區，在國府軍隊登台鎮壓的消息傳來後，為避免因市街遭遇戰而傷及無辜市民，乃於3月12日下午3時撤往埔里。不過很快地在3月14日便與國府軍隊展開數次激烈遭遇戰。先是該日國府軍隊進逼埔里附近之龜子頭地方，遭到「二七部隊」中途截擊；3月15日因國府軍隊擬從集集經日月潭進入埔里，與「二七部隊」之突擊隊於日月潭發生槍戰，雙方互有傷亡；3月16日，雙方又於埔里烏牛湳橋展開激戰，由於扼守該橋之「二七部隊」黃金島小隊佔地利之便，將不熟悉地形之國府軍隊予以重創。然而「二七部隊」終因彈藥不足，加上國府軍隊兩路進逼，士氣浮動，乃決定解散，隊員們或南下繼續參加陳篡地的游擊隊，或各自回家避難。在雲嘉地區的武裝流血衝突中，地方武力主要來自於中南部各地支援的青年或學生所組成的民軍。衝突開始於3月5日，嘉義民軍發動攻擊紅毛埤軍械庫以及水上機場，戰況激烈，民軍傷亡慘重。3月6日，守軍與地方處委會雙方談判協商，主要為軍隊繳械、民間提供糧食給守軍。同日，另一支民軍則包圍雲林縣的虎尾機場駐軍，雙方爆發激烈戰鬥。是夜，駐守軍隊因糧食不足等原因，乃突圍而出，逃往林內。 3月7日，民軍又攻下紅毛埤軍火庫，國府守軍在撤退前放火焚毀庫房物資，隨後轉往機場。3月8日，機場守軍糧食有匱乏之情形，然由於得自台北空運與民間的補給，情況逐漸好轉；又和民軍之和談也暫時達成協議，機場水電恢復供應。最後在國府援軍源源不絕地進入中南部地區後，部分民軍乃逃往嘉義小梅山中，進行長期游擊戰。三、鎮壓與整肅在反抗行動與衝突爆發後，國府隨即展開一連串鎮壓與整肅行動，如此非但無法解決當初人民抗爭的初衷，進而造成台灣人民無辜的死傷之外，也加深省籍之間的隔閡。（一）高雄市的鎮壓行動高雄市由於當時駐軍兵力頗多，因此雖有民眾反抗行動，但未獲得官方正面回應，反遭受強硬的軍事鎮壓，成為二二八事件當中，最為悲慘且血腥的受害地區之一。高雄市爆發衝突事件是從3月3日開始，惟早在前2日，地方軍政要員已獲知台北二二八事件之消息，市長黃仲圖及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即分別因應準備。惟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因作風強悍，使得高雄市的衝突無任何和平理性的轉圜餘地，如3月5日有部份青年學生欲攻擊要塞司令部，彭氏以日語喊話，要民眾繳械投降，並以機槍掃射鼓山地區及以七五砲砲擊高雄市體育場示威要脅。下午2時，乃由市長黃仲圖、議長彭清靠及地方人士等7人上山與彭氏談判，彭氏因準備不及藉故拖延，以考慮所提條件為由，希望市長等人隔日再來協商。殊不知翌日，待一行人抵達要塞司令部，並與彭氏討論後，詎料彭氏竟拍桌怒斥，大呼來人；而彭氏事後卻推說涂光明欲拔槍射擊，乃遭彭氏副官撲身制止。結果談判不成，反將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3人逮捕槍斃，其餘監禁該部。 3月6日下午2時，彭氏下令軍事鎮壓行動，軍隊兵分三路攻擊市政府、火車站、高雄中學。攻擊武力除要塞司令部所屬，另有第21師何軍章團第3營分成二路合擊。當要塞部隊抵達火車站時，曾遭高雄中學畢業生顏再策率領學生開槍阻擋，然因火力懸殊、寡不敵眾而敗退，軍隊進而開槍掃射火車站出入人群。民眾見狀四處逃散，有的躲避不及在路上直接遭到射殺，有的躲入地下道仍被尾隨軍隊屠殺，造成火車站附近，哀號遍野，傷亡慘重。何團第3營在攻擊火車站後，接著進入高雄第一中學，營救被「保護」的外省人及追擊逃散的民眾。另一批部隊則攻入市政府，誰也沒有料到，軍隊一到市政府就無預警地丟出手榴彈，並見人就瘋狂開槍，造成律師陳金能與市議員許秋粽、黃賜等五、六十人無辜慘死。當市參議員邱道得奉命勞軍，進入市府時，腳下踩的都是屍體，市府內血流滿地，慘不忍睹。3月7日，要塞部隊在市區內逐戶搜查，不但搶劫民戶，甚至強暴婦女，市區混亂不已，宛如人間煉獄。（二）各地的整肅：「綏靖」與「清鄉」中央派兵來台後，陳儀隨即宣佈全台戒嚴，各地自此進入恐怖捕殺時期。「綏靖」就是以武力鎮壓抗爭；「清鄉」則是清查戶口、搜捕可疑分子，並辦理「撫慰」、「自新」之工作。根據警總與整編第21師所擬的「綏靖」計畫，自3月20日後將全台劃分由5個「綏靖」區擴大為7個，以該區最高軍事單位主管為司令，並配合「綏靖」計畫，頒布「清鄉」計畫、「自新」辦法及情報部署。計畫先以鞏固基隆、台北、新竹防務為要，在控制台北及週遭據點後，繼續分兵向南推進。茲以全台各地的「綏靖」和「清鄉」情形說明如下： 1.北基宜地區 3月8日下午，閩台監察使楊亮功與憲兵二營在基隆登陸後，當天晚上，在台軍警開始反撲報復。然而，早在8日前一日，陳儀即下令準備各種配合援軍的各項工作，包括集合所有部隊待命、保持台北基隆間交通及電廠之安全、監視處委會人員之活動。8日夜10 時30分，長官公署下令攻擊處委會，一時之間槍聲大作，與會者或遭捕殺或開槍反擊，場面混亂不已。除此之外，在圓山、警總、長官公署、台灣銀行及其他地區也不時傳出槍聲。 9日凌晨，憲兵第21團第1營自基隆抵達台北，陳儀隨即宣佈台北戒嚴，通令全省「搜捕奸暴」。在台北市除8日晚至9日曾有零星的攻擊事件外，10日後因國府援軍不斷進駐台北，大軍壓制使得鎮壓行動未遭受任何反抗就宣布結束。在此期間，長官公署開始解散各地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和各種「非法組織」；查封多家報社、學校及查扣「反動刊物」；捕殺處委會幹部或地方士紳，諸如王添燈、陳炘、林茂生、宋斐如、阮朝日等皆慘遭毒手，至今下落不明。「綏靖」鎮壓結束後，3月28日台北地區展開「清鄉」工作，主要為清查戶口、搜捕「暴徒」、辦理連保切結，由同鄰里中戶長3人為保結人、收繳武器軍品。整個「清鄉」工作持續至5月中，至新任省主席魏道明蒞任後，5月16日解除戒嚴為止，整個台北縣市之「綏靖」結果，據警總統計，被擊斃之「暴徒」為11人、俘獲者51人、「自新」者5 人，共計67人；另據「台北綏靖區司令部」之統計，經辦之「人犯」共有313人，非軍人計有298人，其中「暴動」者為214人，其餘為「搶劫」、「詐取」等「罪犯」。經審訊後，「犯罪成立」者174人，保釋者139人。基隆、宜蘭地區之「綏靖」工作，主要由基隆要塞司令部全權指揮，整編21師438團第2 營從旁協助。3月10日基隆要塞司令部奉命展開「綏靖」工作，是日派兵增援金包里駐軍，12日又派兵前往瑞芳、四腳亭、九份、金瓜石一帶鎮壓，並搜查淡水中學。3月15 日，將宜蘭、蘇澳劃歸基隆「綏靖」區，重新部署兵力。「綏靖」工作至3月21日，大致完成，據估計由基隆、宜蘭各地區補送「綏靖」部辦理者87人，其中死刑3人，被送勞動訓導營11人，未決8人，送總部12人，送法院8人，交保45人，另外俘獲武器則各式槍枝數千支、彈藥量達十萬之譜。 3月24日，「基隆綏靖司令部」依警總命令展開「清鄉」行動，徹底清繳武器、清查戶口、連保切結及「自新」工作，至4月12日結束。 2.桃竹苗地區自3月4日新竹防衛司令蘇紹文抵達新竹地區，隨即實施戒嚴，並於6日頒發軍民遵守事項之公告，本地區就無重大事件發生。到了3月9日後，新竹地區亦開始進行「綏靖」工作，期間曾於員樹林、楊寨虎子山發生小規模的武力衝突，總計「嫌疑犯」27人被逮捕。3月24日，又展開第二階段「綏靖」工作，進行更嚴密的搜查武器、「掃除叛徒」及清查戶口行動。在「綏靖」工作之後，則是4月11日進行的「清鄉」行動，內容包括：規定各機關團體工廠職工配章、舉行戶口總清查、辦理連保切結、收繳民間武器、辦理「自新」及宣導工作，此行動從4月初持續進行到6月，總計68人遭到逮捕。 3.中彰投地區中彰投地區的「綏靖」工作開始於3月13日。是日下午，整編第21師先遣部隊進駐台中，隨即於市區展開鎮壓行動。3月14日，21師向空軍三廠借運輸工具，藉以運送146旅 436團官兵約800人，期間屢次與「二七部隊」發生激戰，雙方互有傷亡。3月17日，21 師獲知「二七部隊」解散消息，乃進駐埔里。在武力鎮壓結束後，21師隨即展開分區「清鄉」工作。當時，本地區各縣、市政府根據行政長官公署頒布的「台灣省縣市分區清鄉計畫」，依照各縣市特殊情況，分別訂定「清鄉實施辦法」、「搜查實施計畫」、「自新手續要點」等，積極進行收繳槍枝、逮捕人犯、恢復學校及社會秩序、清查戶口、辦理「自新自首」之各項工作。根據各縣市統計，本地區合計517人被逮捕及當作人犯處理，其中死刑8人、徒刑40人、保釋223人、移轉管營183人、送訓導營61人、正判報中2人；收繳武器槍枝約百支、彈藥二萬餘發；「自新」者2,586人。 4.雲嘉南地區 3月14日，隨著國府軍隊陸續開入雲嘉南地區，本地區也隨即展開「綏靖」工作。不過國府軍隊卻在斗六鎮與陳篡地率領的游擊隊展開市街巷戰，後陳氏因寡不敵眾，轉入嘉義附近的小梅山中。 3月16日後，國府軍隊曾與陳氏的游擊隊發生幾次激戰，游擊隊雖遭重擊，但由於山區地形複雜，國府軍隊卻無法徹底消滅陳氏殘部，因此直至「清鄉」結束，游擊勢力仍在小梅、樟湖等地活動。隨著鎮壓游擊行動之後，本地區各地也分別於4月初實施清查戶口、收繳武器、「自新自首」等各項「清鄉」工作。其中，台南縣市清查該縣市「非法組織」15個、122人被逮捕、44人被通緝，另查獲各式槍枝、彈藥及刀械武器。 5.高屏地區高雄地區的「綏靖」、「清鄉」工作於3月7日下午展開，除清查戶口、收繳武器外，另拋售糧食、救濟難胞、調查損失、恢復交通之各項工作。「綏靖」期間並召開多次會議，謀求善後事宜。高雄市的「清鄉」工作完成於4月底，結果共384人被俘獲，收繳武器計各式槍枝五百多支、彈藥十二萬餘發。屏東縣市則於3月8日第21師劉和嘯部隊進駐後，市區憲警即開始拘捕「人犯」，並收繳武器、清查戶口、恢復秩序、「懲辦禍首」、撫恤傷患、調查損失等「清鄉」要項。至 4月5日結束「清鄉」時，本縣共130名「嫌疑犯」遭到逮捕。 6.花東地區花東地區的「綏靖清鄉」工作，係由第21師獨立團與第2營分別由鳳山、宜蘭兩地開進本地區執行，3月18日兩隊於台東會合，隨即於花蓮成立「東部綏靖區司令部」，擬定「綏靖」計畫並劃定分區負責，展開武器收繳、情報蒐集、水陸交通檢查、通信管制、港口檢查、宣慰撫恤、郵電新聞檢查等工作。結果，據「東部綏靖區」統計，共189人被逮捕，其中台東縣55人、花蓮縣134人；另有「首謀重犯」台東縣6人、花蓮縣7人被「通緝」。經軍法官偵訊結果，「盲從附和准予自新」者64人、「罪輕擬送訓導營受訓」者65人、「罪重擬送處徒刑」50人、10人被處死刑。隨著「綏靖」階段完成，本地區於4月初開始「清鄉」工作，首先訂定「清鄉」辦法和步驟，4月中旬起，各鄉鎮陸續辦理「自新」工作、清查戶口、取具連保連坐切結、填發居民證、收繳武器軍用品等。本地區迄該年10月止，「獲准辦理自新」者，台東縣有 574人、花蓮縣有234人。 7.澎湖地區澎湖地區在台北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由於當地要塞駐軍強力固守，加上地方要員居中協調，使得地方顯得相當平靜，僅有一、二件騷動事件。而在台灣本島進入綏靖行動之後，本地區則於3月20日被劃為馬公綏靖區，由馬公要塞司令史文桂主持，展開「綏靖」各項工作。在「綏靖」期間，地方軍警除防止本島要犯潛逃至澎湖各島嶼外，亦加強監控、搜捕「嫌疑分子」，然曾發生警察局長藉機報復，逮捕民眾之事。「清鄉」工作則於4月14日開始，由地方軍警政三方面共同執行，但仍以軍方為主導，此期間除「搜捕嫌疑犯」並收繳武器，截至5月15日告一段落。在全台及澎湖地區大規模實施「綏靖與清鄉」工作過程中，由於各地抗爭武力皆屬臨時組成毫無訓練，加上反抗勢力分散，單薄的武力實不足以對抗裝備精良的正規軍隊，因此整個「綏靖」計畫除於中南部曾遭受短暫抵抗之外，其餘各地皆如期完成。惟「綏靖」、「清鄉」期間，各地傳出不少地方人士因個人恩怨或派系糾葛，而遭人恐嚇勒索、密函陷害或報復暗殺；也有不少民眾在鎮壓時，被無辜濫殺而淪為槍下亡魂。根據1992 年2月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公佈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總計全台和澎湖地區在鎮壓與整肅前後的死亡人數，以人口學的推計約在1萬8千至2萬8千人之間。四、調查、「宣慰」與長官公署的改制在「綏靖與清鄉」期間，國民政府為舒緩台灣人民因軍事鎮壓所引起的恐慌與不滿，以及長官公署體制的不當，乃積極進行調查、「宣慰」與長官公署體制的改制。3月8日，福建台灣監察使楊亮功奉派來台查辦事變；3月10日，楊亮功對中央社記者發表談話指出：「中央對於台省此次發生的不幸事件，極為關懷，特電令本人前來查辦。現本人剛到此間，一切情形尚欠明瞭，希望各方人士儘量供給意見，俾可轉達中央。本人以為目前最迫切之事，莫如發揮同胞愛之精神，不分彼此，迅即恢復社會秩序，安定人民生活。中央素以寬大為懷，蔣主席對於台灣地方之重視及對於台胞愛護之懇摯，可從蔣主席上次蒞台時所發表之言論中見之，毋待贅述。本人相信中央對於此次事件必有合法合理之解決。」楊氏隨即分赴行政長官公署、各軍警機關及學校，以及各縣市視察。 3月17日，國防部部長白崇禧奉派偕同陸軍總部副參謀長冷欣、「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第2處處長蔣經國等一行14人來台「宣慰」。白崇禧抵台後，隨即對台民廣播，宣示政府的「寬大」政策及處理原則，希望全台同胞尊重法紀、迅速恢復社會秩序。白氏在台「宣慰」行程中，除走訪全台南北各地視察政府機關單位外，又與地方鄉親父老座談，藉此聽取各地人士意見，期間並要求軍警人員不得挾怨報復，嫌疑人犯皆應秉公速審，參加「暴動」青年學生免究等原則，因而使台籍傷亡人數得以減少。 3月22日，監察院派遣監察委員何漢文來台，協助楊亮功進行調查。楊亮功、何漢文在台調查事變期間，曾與國防部長白崇禧交換處理事變之意見，他們的職責不相同，但意見大致相似。4月2日，白崇禧返回南京，結束約二週的「宣慰」行程。4月11日，楊亮功等亦搭船轉滬返京，除向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報告二二八事件詳情，並就政治、經濟、教育、善後處理四方面撰擬報告書，建議今後改革意見；隨即晉見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面陳事變經過。另一方面，國民政府亦著手進行長官公署體制的改制計畫。從3月8日開始，國府主席兼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即囑託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陳立夫與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進行擬定「台灣二二八事件處理辦法要點」，其內容大致包括改制長官公署為省政府制、省主席不兼警備司令、省府委員各廳處長儘量起用台人、縣市長提前民選、政府機關中之台人外省人待遇應一律平等、民生工業之公營範圍盡量減小、現行政經政策與中央法令牴觸者應修正或廢止等八項改革。3月10日，國防部長白崇禧與陳立夫、李翼中等人將所擬定之「處理台灣事件辦法」簽報給國府主席蔣介石。 3月17日，蔣介石即將此處理辦法對台灣民眾廣播，呼籲台灣同胞確保守法精神、恢復社會秩序、為建設台灣、建設「祖國」而努力。4月22日，行政院院會決議撤銷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制為台灣省政府，並撤換陳儀，改派曾任駐美大使、素有開明之譽的立法院副院長魏道明為首任台灣省政府主席。4月29日，行政院核定台灣省政府委員、廳長、處長人選，在全部22名之中，台籍人士佔12名，剛好過半數。5月16日，台灣省政府正式成立。二二八事件在國民政府的鎮壓與安撫中落幕。但此一事件對台灣的傷害卻至深且鉅，影響深遠，不但打擊台人心理，導致長期對政治的恐懼與冷漠；造成精英斷層，影響地方政治生態；而且有利國民黨一黨專政，阻礙民主政治發展；加深族群隔閡，不利台灣文化發展。本節擬以下述四小項分別論述二二八事件對台灣的傷害如下：戰後初期的台灣，由於甫脫離日本人的殖民統治，一般人對於新的時代充滿殷切的期待，特別是地方上的士紳階層或知識分子更是興起一股參政的熱潮，以貢獻己力、與聞政治為榮。例如以1946年4月選舉省參議員之事來看，當時應選名額僅30名，然而全台登記參選省參議員的候選名額，竟高達1,180人之多。從參選的踴躍情況，可以想見當時人們對政治的高度興趣與期待。台人對政治恐懼與冷漠然而，這樣的期盼卻在陳儀來台接收集團的各種貪污、舞弊等事件不斷發生下，逐漸失望與灰心；再加上行政長官公署對於台人不平等的待遇與歧視下，更讓台灣民眾不滿，因而引爆二二八事件。在此事件前後，政府採取粗暴的武裝鎮壓，以公開或私下槍決的手段報復台人抗爭行為，尤其是軍警在街上無情掃射開槍，造成大量無辜民眾傷亡。在「綏靖」與「清鄉」行動中，更是大肆逮捕民眾，引起地方恐慌；事後政府更以整肅異己、誣陷織罪等方式，導致人人自危，懼談政治，形成台灣社會長期瀰漫著白色恐怖氣氛。經此事件，民眾原本對政治充滿熱忱，卻遭政府壓抑摧殘，嚴重打擊台灣人民心理，產生對於政治的不信任感，以及恐懼與冷漠，使許多經歷浩劫的人們絕口不提二二八事件，甚至勸誡其子弟遠離政治是非圈。例如受難者《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其女兒阮美姝於1991年接受口述採訪時說：「在長期的白色恐怖之陰影下，他們不敢也不能站出來替自己的父兄辯白，甚至有些人，包括我在內，為了子女的前途，不敢告訴他們是二二八事件受害者的後代。」而對政治的恐懼與冷漠感，也直接表現在政治的參與上。對照事件前的省參議員選舉熱烈情形，在事件後於1951年11月舉行的第一屆臨時省議員選舉，應選名額55名，但候選人僅有140人參選，兩相比較之下，可明顯瞭解台人對政治已不再有所期待，即使當選省議員者亦低調行事。1947年6月，時當事件結束之後，當時省參議員韓石泉回憶道：「6月20日－30日開省參議會第三次大會，參議員出席者不上20名僅及全體3分之2，大都意志消沉，噤不作聲，與第一次大會比較，恍如隔世。」除此之外，由於屢受當局的壓迫與打擊，長期下來導致台人存有被迫害意識並造成省籍情結，甚者更有人提出台灣獨立建國的主張，在海外從事台獨運動，即使在1987年解除戒嚴後，對於參與選舉與政治活動仍可見此種心態，間接影響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誠如張炎憲所指出的：「二二八事件是二次大戰後影響台灣最具深遠的一次事件。至今台灣很多政治社會問題，仍然起源於此事件。」精英斷層影響地方政治生態戰後台灣社會精英，主要承襲日治時期所形成的社會聲望與地方影響力，他們多是地方士紳或知識分子，其職業包括律師、教師、醫師、新聞記者、民意代表，甚至也有地主之成員。由於這些精英在地方上具有相當影響力，在戰後初期也曾參與三民主義青年團或相關政治組織，形成一股勢力，因此陳儀抵台不久即有意加以削弱，期間曾逮捕10餘名日治時期親日的士紳，另有一百餘名則在其預定逮捕名單中，經監察委員丘念台奔走勸阻下才免於牢獄之災，但陳儀對台籍精英的翦除陰謀，早已埋下伏筆。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期間，陳儀及其軍警人員即開始有計畫地逮捕台灣社會精英，許多地方士紳或知識分子紛紛遭到暗殺或冤死獄中。例如省參議員王添燈，因時常針砭時政和參與「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為當局所忌而被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命衛兵在其身上淋汽油，點火燒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歸來的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時任台灣大學教授的林茂生，因創辦《民報》得罪陳儀而被情治人員帶走，從此一去不回；台灣本土金融鉅子、大公企業公司創辦人陳炘，亦因得罪當局而在病榻中被刑警帶走，不知下落為何；著名畫家、嘉義市參議員陳澄波，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盧?欽、柯麟等人，因赴嘉義水上機場交涉和平事宜，卻遭逮捕於嘉義火車站前公開槍決；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於事件中勸阻青年人抗爭行動，竟遭士兵逮捕，受到酷刑屠殺；制憲國大代表、花蓮縣參議長張七郎，以及兩個兒子張宗仁、張果仁，無故被捕，亦慘遭槍殺；其他像省教育處副處長、擔任《人民導報》社長的宋斐如，基隆市參議會副議長楊元丁，省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及其律師弟弟李瑞峰，醫學博士施江南，《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編輯吳金鍊，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徐春卿、李仁貴、陳屋，以及前新竹地檢處檢察官王育霖，制憲國大代表兼省參議員林連宗等其他無數的全省各地精英們，都遭受無情的捕殺，至今下落未明。在這些人之中，有許多是未曾參與事件經過或自認是善意協助政府者，然而皆遭遇不幸。上述台灣精英受難日期，詳參表三「二二八事件台灣菁英受難一覽表」。此一不幸事件，對台灣社會精英打擊甚大，也間接影響地方政治生態。例如台北市參議會的26位參議員中，有19位被當局列為事件的「主動及附從者」，而其中有4位被謀殺、7位遭監禁；當時代表台灣最高民意機關的省參議會，總計30個參議員中，有6位參議員慘遭殺害、5位則分別被通緝與監禁。另外，由於許多地方人士在歷經事件中的恐怖屠殺與逮捕之後，對於政治開始採取疏離與冷漠態度，根據吳乃德、陳明通的研究顯示，基層的政治精英在二二八事件後不再參與體制內的選舉，成為全台的普遍現象。在縣市參議員層級上，全台將近七成的參議員在二二八事件之後，退出政壇，只有三成的參議員願意繼續從事政治活動。而願意繼續參與體制內政治活動的本土精英，成功連任的參議員只有總數的二成。其結果是，在事件之後，全台各縣市參議員這個層級的本土精英歷經劇烈變動，八成的地方精英從政治領域中消失，形成精英斷層。然而，填補這些空缺的，卻是一批依附當局的政治新貴。這些人是一群全新的、過去毫無政治經驗和政治地位，卻在當局的庇佑下，經由地方選舉或行政管道而慢慢崛起。作家吳濁流的小說《狡猿》中，對這些政治新貴曾有生動的描述：「現在的人，白丁可以做代表，不識字可以當議員，公學士可以做大臣，也可以做局長。」但這些人的出現，不僅取代了傳統地方精英的社會地位，也壟斷地方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改變地方原有的政治生態。三、有利國民黨一黨專政，阻礙民主政治發展隨著日本戰敗，國民政府派陳儀來台主持接收事宜，國民黨各派系也紛紛跨海來台發展。但由於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50年期間，國民黨甚少來台瞭解聯繫或發展組織活動，因此戰後初期與台灣地方社會存有明顯隔閡。起初，國民黨除了借重日治時期前往中國發展的台灣籍人士擔任要職，作為居中協調的角色外，也以三民主義青年團或各種政治組織深入地方社會，以謀求對台灣更完整而全面的統治。然而，由於日治時期台灣地方士紳或知識分子，在日人統治下也逐漸發展自己在地方上勢力範圍，如再加上國民黨各派系情形，可說在戰後初期，國民黨在台灣發展仍處於不穩定且分散、各方制衡競爭的局面。因而在二二八事件時，當局除大力削弱本土勢力，造成本土精英的斷層外，也進行國民黨團內的派系鬥爭。例如陳儀將屢屢為文批評他的CC派要角、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委員、上海申報駐台特派員曾今可拘捕下獄；省黨部調查處長蘇泰楷、宣傳處長林紫貴、組訓處長徐白光也被列入逮捕對象。此外，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始終認為事件一開始即是CC派藉擴大事件來打擊代表政學系的陳儀政府。但經此事件後，國民黨勢力卻逐漸崛起，以高雄市為例，據時任鐵路管理委員會委員的徐鄂雲指出，台灣高層黨政不和，陳儀不容黨務活動，所以各縣市國民黨一年多來，充滿怨氣。故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高雄市民響應，黨部曾利用機會集合籌劃。而當三民主義青年團失勢後，國民黨則趁機出面，參與了二二八事件嫌疑人犯調查委員會，與高雄知名人士負責審查被捕人犯是否真為「暴徒」。若不是，則予以釋放，並配合進行高雄市的善後工作；國民黨經此事件，開始水漲船高，在日後高雄政壇上扮演較重要的角色。尤其1949年8月，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國民黨總裁蔣介石檢討中國大陸淪陷原因與派系有相當關係，因此進行黨內重大改造，透過種方法拔除中央及台灣舊有的派系勢力，重新確立個人的集權地位；並以兩岸對立衝突局面，中國隨時進犯台灣的威脅，實行戒嚴統治，箝制新聞、言論、集會等自由，並運用軍警情治優勢，監控逮捕異議人士，使得台灣社會長期處於白色恐怖的威權統治。國民黨在有效地掌控台灣政治、經濟與軍事資源下，進而奠定長期一黨獨大的政治局面。然而，由於長期一黨專政甚久，在內部保守且逐漸腐敗下，也造成若干弊端，阻礙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首先，為維持威權統治局面，因而長期壓制民主運動，造成台灣民主政治發展遲緩。民主政治之意義即在於具有多元、不同聲音的存在，但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是絕不容許有任何反對的意見，否則將嚴重威脅其權威基礎。因此在解嚴之前，台灣的民主運動長期遭受國民黨的打壓與箝制，如限制言論自由、查禁沒收進步刊物如《文星》、《美麗島》等黨外雜誌；又打擊自由主義者或異議人士，如1960年9月自由主義者雷震在籌組「中國民主黨」時，被國民黨以涉嫌「匪諜案」被捕；1964年9月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彭明敏及其學生謝聰敏、魏廷朝等人在台北草擬宣言，鼓吹「台灣自救運動」，結果被情治人員逮捕，以叛亂罪起訴。此外，1977年11月9日1萬多名群眾包圍中壢警察分局抗議處理選務不公而爆發的「中壢事件」，以及1979年12月10日黨外人士與群眾在高雄市街舉辦國際人權日大會，卻與警察爆發嚴重流血衝突的「美麗島事件」等，皆為國民黨壓制群眾民主運動的例證，使得民主政治一再受阻而停滯不前。你不能不知道的二二八真相—系列完族群裂痕加劇重創台灣文化發展◎摘要∮黃秀政 2006/3/1 由於國民黨有其外來政權及省籍分歧的因素限制，戰後初期雖曾壓制本土勢力，但為統治正當性，仍需要地方人士的支持，乃給予地方派系特殊的經濟利益作為交換與籠絡手段。具體而言，有如下四種方式：第一是政府特許下的區域性獨占經濟活動，這包括銀行、信用合作社、非信用合作社、農漁會及汽車客運公司；第二是省營行庫的特權貨款；第三是省政府及各級地方政府的公部門採購，主要是公共工程的包攬；第四是以地方政府公權力所換取的經濟利益，例如表面上合法的利用都市計畫或公共建設規劃來進行土地投機炒作，或是以公權力來掩護非法性的經濟活動如經營地下舞廳及賭場。透過這些經濟特權，地方派系即可在選舉中為國民黨動員群眾、匯集選票（包括買票賄選和利用血緣、地緣關係），穩定國民黨一黨專政局面。四、加深族群隔閡，不利台灣文化發展二二八事件的爆發，除陳儀政府的貪污腐敗所引起的民怨有關外，族群之間的衝突也有關聯。然而往前來看，在日本戰敗投降後，台灣人重回到「祖國」的懷抱，半世紀以來的辛酸心情驅使他們歡欣鼓舞，從張燈結綵、列隊歡迎祖國軍隊的熱鬧場面，到人人爭相學習北京話、參加各種政治團體等學習活動，無不說明當時台灣人滿心歡喜迎接祖國人士的到來。不過，因彼此生活習慣、文化思想的不同，以及部份來台軍警的惡劣行為，讓台灣人對「祖國」人士的幻想與好感破滅。誠如事件受難者、台灣大學教授林茂生所創辦之《民報》在社論〈記取去年今日〉一文所指出：「鳥兔匆匆，倏忽已過一週年，回憶一年前此日的情景，猶歷歷存在我們的心裡。可是我們拿一年前此日的社會狀態和台胞的心理作用，與今日的實況互相作〔比〕較，大有今昔之感。現在百物騰貴，民生困苦，盜賊增加，治安未上軌道。貪污日盛，政治尚缺修明，人民不滿發而為之怨言，期待失望，興奮與熱情俱歸冰冷，與去年今日恰成反比例。」然而彼此之間的誤解與對立所引發的二二八事件，卻不因事件的結束而平復，反而讓族群之間的隔閡更加深化與持續，影響台灣社會文化的正常發展。尤其是事件後，台灣社會精英遭到當局迫害與打擊而日漸凋零，不但削弱政治影響的力量，也造成台灣文化傳承的斷層。再加上中央政府撤退來台，為營造政權的正統性，乃強力灌輸中國文化，使得整個社會充斥著大中國的影子，台彎本土文化遭到漠視而被邊陲化。例如當局強制性地推行國語，藉此壓抑本土語言並貶抑其價值，使得「台灣的小孩在學校不准使用台語交談，如果稍有疏忽，無意講了兩句，便要受到處罰」，影響日後有些台北市台籍的學生，尤其是中學女生，不願意講台語，特別是在公共場合，她們認為講台語「沒有氣質」、「低水準一點」。很多日治時期台灣本土作家或創作者在國民黨來台後即封筆或消聲匿跡了，例如作家張文環於1933年自日本東洋大學文學部畢業，同年發表處女作《落雷》。此後每年都有中短篇小說、散文或劇本發表於島內各種文藝雜誌或報章。但自二二八事件後至1957年，台灣正處於所謂「白色恐怖時代」，他不但未發表任何作品，也誓死不學習中文與北京語。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從中國而來的人物與作品，例如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陽》、王藍的《藍與黑》等描述中國抗戰時期的小說。此外，學校教育盡是中國悠久歷史與廣大地理的教學，卻少有台灣歷史與地理的認識，因而學生只知中國對日八年抗戰，卻不曉得什麼是「二二八事件」；只知道中國東北長白山，卻無法說出台灣玉山的地理位置。凡此種種，皆肇因於國民黨統治心態的偏差與狹隘，以致當局無法廓然大公地認同台灣文化，反而刻意拉抬中國正統意識，壓抑台灣文化。 -- http://blog.yam.com/weichen/ 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阿摩司書5:24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220.135.28.76

推 allenmu:恩,這感覺不像老師寫的XD 03/03 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