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內戰的教訓
一名英國武官在西班牙內戰期間警告說：「在從這場戰爭中推導出一般性的教訓時必須非
常小心，一點點技巧，就可能被用來『證明』任何先入之理論。」
顯然在有關現代戰場上坦克作用的經驗教訓方面，有著大量不同的評價。
那些已經將坦克作為進攻的陸軍，如德國國防軍，繼續他們的計劃，
儘管他們的坦克在西班牙表現差勁。國防軍並不相信訓練很差的外國坦克兵操作小規模
的坦克編隊用來支持同樣訓練很差的民軍部隊是大規模裝甲部隊的作戰潛力的精確反映。
其它國家的陸軍在西班牙內戰後對坦克的未來沒有那麼樂觀，
而另外一些國家則根本忽視這個問題。
對於大多數陸軍，西班牙內戰帶來的更多的是爭論而非對裝甲戰爭的洞察。
在評價西班牙經驗對紅軍的影響之前，有必要了解當時紅軍高級領導人所受的劫難。
1937年6月，在西班牙的布魯內特戰役前不久，斯大林以逮捕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
及一些其它高級軍事領導人開始了清洗。這些破壞性的清洗的理由引起爭議但其後果不
僅毀了這些將領還有「他們的策略和權威」。圖哈切夫斯基是紅軍的龐大的裝甲部隊的
主要建築師和縱深進攻作戰信條的倡議者。他的被處決，及其它與這些計劃相關的軍官
如「汽車-裝甲坦克總局」（Auto-Armor Directorate）的頭頭I·哈列普斯基
（I. Khalepskiy）的被處決，結束了任何有關蘇聯裝甲部隊未來的討論。
與處決紅軍中裝甲戰的倡導者同時進行的還有對坦克設計局的清洗，
處決了在西班牙使用過的T-26和BT-5坦克的設計隊伍。
甚而，許多西班牙內戰老兵也被懷疑為托派分子而遭處決，
包括馬德里保衛戰中的關鍵人物武官戈列夫。
在這樣一種妄想狂似的懷疑氣氛中，公開發表對坦克戰或坦克技術的前景的看法很可能
是要付出生命代價的。
1936年，紅軍頒布了一套新的戰場條令，PU-36。
為了用西班牙的經驗豐富和修正戰場條令，
紅軍的情報委員會不僅從西班牙戰場收集資料，
還責成一些部隊指揮員比較他們理解的條令和戰場得到的經驗。
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系統進行此項任務的是國際坦克團，
1936年8月成立，指揮員為S·I·康德里亞切夫上校（Kombrig S. I. Kondryatev）。
PU-36的部分問題是它只提出了坦克作戰的最寬泛的指導原則，
沒有預見到坦克部隊在戰鬥中將遇到的實際的各種困難。
紅軍擁有在西班牙的有關坦克作戰的豐富詳盡的報告和研究。
總體上，這些研究注意到使用裝甲部隊面臨的許多困難。
但同時，它們也適當提到了當地的不利條件，
及在許多戰鬥中坦克對鼓舞表現差勁的共和國軍步兵的重要貢獻。
共和國軍坦克手的很差的訓練水平，尤其是在1936-37年的戰鬥中表現出來的，
經常被提到。作為吸取西班牙戰場經驗的結果，
紅軍總參謀部開始準備一系列報告以在坦克戰術方面補充PU-36。
在西班牙，最棘手的戰術問題是步坦的協同。
在大多數情況下，這被證明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困難重重的。
許多共和國軍步兵部隊士氣低落，缺少實戰訓練，拒絕伴隨坦克作戰。
甚至通常強大的國際旅也覺得與坦克協同作戰很困難。
很少甚至沒有這樣的協同訓練或指導，不論對坦克部隊，還是步兵部隊。
沒有現成的步坦間聯絡的程序，也沒有有效的戰術電台。
步兵的較慢的步速與越野時快得多的坦克速度也是一個問題，因為一接火，
坦克兵總試圖利用速度來避免被民族主義軍的反坦克炮和野戰炮擊中。
結果，步兵和支持他們的坦克經常分離。坦克兵希望步兵能夠協助發現隱蔽的反坦克炮。
但即使步兵發現定位了反坦克炮，也沒有可靠的手段將信息傳遞給坦克兵。
訓練水平較差的俄/西混合車組並沒有產生多少戰術上的創新。
例如，使用一些坦克作為瞭望哨以對付反坦克炮，
或用火炮或迫擊炮發射煙霧以保護坦克這樣的舉措很少甚至就沒有嘗試過。
西班牙的作戰實踐使紅軍放棄了坦克行進間射擊因為這既無實效又浪費彈藥。
這是一個重要的戰術上的變化，同期的德軍也在這樣做。
但是沒有西班牙經驗的英國陸軍卻繼續這一做法，
在二戰的早期戰鬥中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戰場上坦克間的協同被證明比預想的困難得多。
紅軍的坦克每三輛中只有一輛裝備無線電台，一般分配給連，營長座車有時包括排長車。
電台極易損壞，坦克運動時基本無法使用，因為運動中很難將電台調到正確的頻段，
「曬衣繩」式天線也很脆弱。缺乏可靠的電台使指揮連規模以上的行動幾乎不可能，
因為戰鬥一開始，各單位就無法協調他們的行動。
規定的連排間的通訊方法是彩色的旗子。這個方法被證明不僅無用而且危險。
除了在最佳的光照條件下，旗子的顏色很容易認錯。
使用旗語也使排長極易被敵方識別並處於敵火力威脅之中。
1936年秋，阿爾曼的部隊就立即摒棄了使用旗語的做法，並且其它部隊使用也不普遍。
作為替代措施，坦克乘員被要求緊盯著排長車並跟著一樣做。
排長車一般領著三輛坦克的排行動，但頭車經常被敵火力敲掉。
蘇聯坦克兵的訓練並不完全令人滿意，更不用說西班牙人了，
而且阿爾曼注意到一旦失去指揮員，乘員們很少表現出主動性。
通訊手段不足是坦克營在與友軍步兵和炮兵協同時感到困難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果說坦克和步兵間的聯絡是很差的話，那麼和炮兵間則實質上不存在。
缺乏坦克與炮兵間的直接無線電聯絡意味著坦克不可能得到炮火支持來應付最危險
的敵人——反坦克炮。
當坦克運動時，或距離稍遠時，電台極少能正常工作。
只能使用「摩爾斯」電碼，但卻鮮有訓練過的電台操作員。
紅軍理論家們並沒有因為西班牙的經驗而馬上放棄大規模機械化部隊縱深作戰的概念。
以裝甲理論家諸如富勒，利德爾‧哈特等的過高期望來衡量，坦克在西班牙的表現遠非
令人印象深刻。
但西歐的許多評價都是建立在不全面的對坦克在西班牙的使用情況的報紙報導的基礎上。
報紙普遍有簡單化的做法，有時得到在坦克戰爭論中的極端主義者的推波助瀾，
把使用「少量」坦克近距支持步兵的戰術作為大編隊坦克集群戰術的光明未來的可惡的
對立面而否定其價值。
這種簡單的兩分法掩蓋了真正的爭論。貫穿二戰，所有成功的陸軍都繼續使用裝甲車輛
於密切步兵支持，不論是以德國國防軍的突擊炮營的形式，還是美軍的獨立坦克營，
或是紅軍的SU-76團和獨立重型坦克團。
真正的爭論是一國的裝甲部隊各個不同角色的分配比例應該如何。
其次，並沒有在裝甲部隊的倡導者中進行過調查，究竟應該是在進攻中將大規模裝甲部隊
直接用於突破還是先由坦克和炮兵支持的步兵完成突破，坦克部隊才投入擴大戰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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